1971年9月6日至7日夜间，尼·谢(即赫鲁晓夫)的心脏病又发作了。在他服下一硝酸甘油药片后，疼痛程度略有下降。他醒来后心情不错，说他睡得很好，并去卫生间洗漱。他返回来时又感到疼痛难忍，我又让给他服下数片硝酸甘油药片，但疼痛并没有消除，于是我连忙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说尼.谢应该去医院。尼·谢同意了医生的建议：“虽然我不喜欢，但也许我应该去医院，我将会看不到秋天最美好时光了，但如果我在夜里心脏病再次发作，你和我如何是好？”
他很平静地离开了家，还与送他的汽车司机开着玩笑。当我们的汽车经过莫斯科河上的一座桥梁时，他看了一眼集体农庄的玉米地，批评道：要是它们种得再分散些，秋季就会获得更好的收成。医生和我劝他不要担心。他说：“我就是这个性子！”他表扬了不远处种植的板栗树。他回忆起50年代在担任苏共中央和莫斯科市委书记时坚决主张在莫斯科市街道两旁种上板栗树时遭到园林工人强烈反对的情形。
次日，我给一位护士打电话，那位护士说医生们整个晚上都守在他身边，他现在已经睡着了。素菲娅医生说他病情很严重，她怀疑是心肌梗塞(已达三级)，她感到很担心。
星期四也就是9月9日夜里，尼·谢病情再次恶化，心脏剧烈疼痛。我坐在他的病床旁，吻着他的左手手掌，他抚摸着我的脸颊。当他再次醒来时已不能开口讲话了，只是向我点点头或摇摇头。
星期六即9月11日，卢科姆斯基教授安抚我道，尽管尼·谢病情严重，但情况略有点儿好转。尼·谢说他要睡觉了，让我去楼下接受治疗。(我当时手背麻木，需要看医生)，当我回来时，一个护士拿着一瓶生理溶液匆匆走过我身边，尼·谢病床的门开着，尼·谢头上插着一个氧气瓶。医生叫我离开此地。过了一会儿，叶根尼娅医生走了出来。我问道：“不好？”“他去世了。”她答道。
9月13日，星期一，《真理报》在头版刊登了四行字的报道，但没有发布讣告。星期二，《消息报》又刊登了同样报道：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遗憾地宣布苏共中央委员会原第一书记和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功勋退休金领取者尼·谢·赫鲁晓夫于1971年9月11日去世，享年77岁。编辑们在该报道的文字中甚至没有明显突出他的名字。
10点钟，我们来到了太平间。在公路转弯处，我们看到许多车辆和警察。在太平间外站着许多人，他们有的是乘中央委员会的客车赶来的，而我的孩子们的朋友则是乘他们自己的汽车赶来的。
告别厅很小，不让无关的人进去，这里也没有守灵的卫兵，我们在棺材旁站了一会儿。当阵阵哀乐声响起的时候，我们哭了起来。11点钟，我们坐上载着灵柩的大轿车离开了那里。这时天上下起了漂泊大雨，在我们前往公墓的路上，雨一直下个不停。轿车不象往常那样在公墓附近的停车道上停留，而是急速地驶上了小路尽头，开到一堵墙的右侧，在那里，一些人早已挖好了一个墓穴。在灵柩安放处有个木制的架子，雨还是噼噼啪啪下个不停。有人在他的灵柩上撑起一把雨伞。亲人和朋友(大约150到200人)获准来到墓旁。公墓出于“搞卫生”的需要暂停对外开放，一般参观者被禁止入内。(左图为赫鲁晓夫生前照片)
我原指望至少应由尼·谢组织所在的党支书来主持追悼会。我的儿子谢尔盖不停地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他站到坟墓边上，对在场的人们说：“我们只想对我们今天正在哀悼和安葬的人说几句话。”谢尔盖停顿了一下，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的嘴唇在颤抖。“苍天也在与我们一起哭泣”，他补充道。
“我不会说他是个伟大的政治家，最近几天的世界媒体和全世界的广播电台几乎无一例外地谈到了这一点，我不想评价我父亲所作出的贡献，我无权这么做，历史将会证明一切。这里我唯一想说的是，凡遇见过他的任何人都不会把他淡忘掉。一些人喜欢他，而另一些人憎恨他，但当任何人从他身旁走过时都会回头看看他。一位有资格被称作人的人离开了我们。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太少了……”
然后，谢尔盖把地方让给了曾与尼·谢在顿巴斯一起工作过的娜达娅，她谈到了尼·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他的执着和他与群众打成一片从事伟大事业的能力。接着，谢尔盖又叫他的朋友瓦西列夫，后者说尼·谢恢复了他死在劳改营的父亲的名誉，使得他和他的孩子们接受了良好教育并为他们的父亲而感到骄傲。
棺材埋好后，四周摆放着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我们一家、朋友和米高扬送的花圈。花圈缎带上的字迹已被雨水冲刷掉了(花圈原来放在敞篷车上)只有米高扬送的花圈的带上的字迹还依稀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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