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一党独裁的黑箱体制中,凡是出现类似情况,中共当局首先想到的,绝非“人命关天”,而是“党权第一”。所以,当局在疫情严重和伤亡惨重的命案发生后,无论做出怎样的指示,也无论其头面人物做出怎样的关切姿态,皆是爲了尽量减少对党权的负面影响。芳林村小学爆炸案、石家庄爆炸案、南京汤山镇集体食物中毒案、一系列严重矿难和最近的海城3000学生中毒案……皆是党权至上的牺牲品。因此,对SARS疫情向世界的蔓延,中共政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次凸现了一党独裁草菅人命的野蛮本性──不但草菅本国民众的生命,也在草菅其他国家民众的生命。
SARS出现于2002年11月,正值中共十六大召开,爲了政权利益就必须隐瞒疫情;2003年2月公布之后,很快又鸦雀无声,显然是爲了即将召开的十届两会;北京在3月1日就发现首例SARS病人,但爲了即将召开的两会而隐瞒下来;4月初中共卫生部公开全国疫情之后,中共政权爲了党权利益,要求各地政府严格控制民众戴口罩,北京市已经在各单位传达了这项草菅人命的要求,新华社还发表文章说:滥戴口罩对身体有副作用。在SARS发源地的广州,市政府爲了应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到来,强行禁止居民戴口罩。同时,中共非但不取消广交会,反而爲此大肆宣传中国的安全,并派出一行人马到全国各地招商。
在SARS的病源体还没有找到之时,全世界的任何国家都不会宣布有效地控制了SARS的蔓延,而只有中共卫生部官员敢于大言不惭:“广东和北京一切正常,SARS受到有效控制,外国人来中国很安全”。中共媒体还把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对中国SARS疫情的考察,作爲对外宣传的道具,在新闻中让这些专家赞美广州的“美丽迷人”,肯定中国政府对疫情的防治多么卓有成效,而对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共政权的质疑和批评则绝口不提。最过分是中共高官龙永图,他居然对香港人说:“如果六百万人中有五十万人得了这个病,我觉得应该恐慌,但现时才三百多个就搞成这个样子了,我觉得有问题。香港这样报道病情,谁还敢来?”而对于生活在自由社会的香港人来说:与经济发展和香港繁荣相比,他们更关心的是个体价值,因而也就更关心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只有冷血的独裁制度培养出来的官员,才会视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和政权稳定高于人的生命。
作爲对比,就连对涉及到重大国家利益的倒萨之战,美国政府都让600名各国记者随军直播战争,让世界各国媒体对之评头论足,允许本国的诸多媒体的批评性报道,而不怕有损于美国政府的利益,充分说明了自由制度的自信、负责和善待人性。而中共政权在SARS疫情上的隐瞒和不许批评,只能说明独裁制度的内在虚弱和本质上的反人性,不仅是对国人的生命安全的威胁,也是对全世界的威胁!
2003年3月17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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