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飞来横祸
(一)
太原市退休女工谢某刚从北京奔丧归来，就觉得身体不适，胸闷发烧。她立即前往太原的山西省人民医院看急诊。
谢某的哥哥刚刚在北京过世。他去求治结肠癌，结果死在佑安医院，死亡证明上说：“发热，原因不明”。此刻，谢某也是“发热，原因不明”。
这是2003年3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在八天前将中国广东、香港和亚洲一些国家发现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定名为SARS，确定为对全球所有国家具有重大威胁的疾病。香港已经处于SARS大爆发的前夜，病毒从医院扩散至社区，媒体关注铺天盖地。在北京，许多人听到一种传言，说非典型肺炎已经悄然进了北京，佑安医院就是医治点之一。
如果谢某是个消息灵通的人，她至少会把哥哥的可疑病情告诉人民医院的医生；如果她有足够的知识，她完全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危急状况；如果……
可惜她在山西，在太原。她不懂英文，不上网，甚至没有机会听说“传言”。所以，没有“如果”。她以为自己是普通的感冒发烧，也没有介绍哥哥的不明死因。她被安排在人民医院急诊室观察暂住，三天后死亡，死前才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
在医疗水平相对落后的山西，省人民医院是最好的医院之一，但也是个没有专门传染科、以往也并不接受传染病人的综合性医院。
一切都是猝不及防！谢某被怀疑染有“非典”后，医院曾为她留住急诊室的观察区打了隔断。但就连为临时隔离区接通电路的电工，后来也染上了“非典”。
这一轮，仅人民医院就有10多名员工感染SARS，最后一个倒下的是急诊室副主任梁世奎。4月24日晨8时，57岁的梁世奎终因疾患过重不治身亡。
4月25日，在山西省人民医院的院长办公室里，书记和院长向《财经》记者回忆起这一切，伤心地流了泪：“当时我们怎么会想到，北京也是疫区呀！”
(二)
3月27日，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网址是www.who.org)终于把全球的SARS案例中国项从零调为“中国广东972例”之后，又宣布：越南河内、新加坡、加拿大多伦多，还有中国的广东、北京、山西、香港、台
湾为“疫区”(affected area，参见本刊2003年4月5日号《世卫组织专家去广东》)。
将山西定为疫区绝不为过。4月2日，山西报告的确诊SARS病例为四例；6日，升为24例；14日卫生部调整诊断标准后，山西在一天内增加了50例，总数字调至82例；到18日，山西的确诊病例增至95例－－不仅如此，山西还是当时全国惟一报告疑似和观察病例的省份，称总住院人数为140例。
4月20日，随着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的去职，北京的“非典”病患总数升至300例以上，并连日大幅上升。然而直至现在，山西仍是全国仅次于广东和北京的SARS重灾区。
截止到4月30日10时，山西报告确诊病例299例，疑似病例130例，死亡9人，出院22人。这个内陆省份有一个地区和10个地级市，现在除晋城一地尚未发现SARS，其余地市均已发现确诊或疑似病例，形势极为严峻！
“我们遇到了突如其来的灾难，事先没有准备。”“这场疾病现在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4月26日，在山西SARS防制指挥中心的“新闻通气会”上，卫生厅长李俊峰的语气相当沉重。
作为中部经济落后省份之一，山西陷入SARS之灾倍显残酷。人们在想，为什么山西会成为SARS在中国的重灾区呢？偶然之中，必然何在？曾有人简单推测，恐与广东疫发之初多有人前往山西贩醋有关。经《财经》调查，事实并非如此。
(三)
山西官方在报告本地病例时，常用“输入型”与输入之后的“继发型”。所谓输入，是指从外地传入；所谓继发，是指在本地又传染给他人。需要分析的是从哪里输入，又如何继发。
上述谢某，并不是山西最早发现的“非典”病人。在她之前，还有两个首发病例，每一例身后又有一串。连同谢某，山西当地称为三条链。
第一链的源头于某，是常年在太原一家商场包租柜台做珠宝买卖的女商人。2月下旬，她在广东进货时染疾，发烧胸闷。当时，广东媒体对于“非典”的报道已经趋于寂然。身为山西来客的于某无从知晓，2月初一度在当地引起恐慌的“非典”还在继续扩散，自己也有可能被传染；更无从知晓一旦患上这种传染病，应在当地迅速求医，隔离治疗。
回到山西，她的病情愈发沉重，却一直与家人生活在一起，父母亲朋往来密切。
在太原求治若干家医院未果之后，于某家人不再相信当地医院。按当地富裕人的习惯，于某3月1日租车到北京看病。7日，在解放军301医院被确诊为“非典”，转入302医院。可是已经晚了，父母、丈夫等一家相关者八人都出现类似症状，有重有轻。全家相继抵京就诊。
从目前《财经》所掌握的情况看，于某正是北京的首发病例，曾导致301医院一批医护人员染病。其父母很快病死在北京。其本人和其他家人后来被要求接回山西继续治疗。(参见本期“焦点人物”)
那是山西医疗界首次亲睹SARS的传染强力。在于某最后求诊的山西省人民医院，3月8日以后有五名医护人员相继病倒，都是“非典”。
对于山西和太原的防疫人员来说，“亡羊补牢”式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在进行。3月9日，太原疾控中心主任赵宝新便亲率员工赶赴北京，在病房找于某了解发病过程和曾经接触了哪些人。经过这种被专业称为“流行病学调查”的步骤，赵宝新们在山西确定了30个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按上面要求“内紧外松”地“布控”进行医学观察，而且后来发现其中果然有四人发病，即送到医院救治。
于某这一链，山西住院者一共有近20人。潜在影响则无法估计。
然而，山西的灾难还远远不止于此。
(四)
3月20日，又是在山西省人民医院，一位从北京301医院诊治口腔溃疡的患者入驻，还是治口腔溃疡，不过有些发烧。
患者岳某，太原市郊清徐县的一个乡党委书记。书记病了，消息传出，许多同事赶往太原探望。
3月23日，岳某被怀疑患有“非典”。可是已经晚了。前往探望过他的清徐县政协主席4月5日终因重症“非典”死亡。四天之后，送岳氏去北京的县交通局司机，一个32岁的年轻人和他的妻子双双染恙，相继死去。
清徐是山西陈醋的产地，也是山西比较著名的富裕县。2月初广东闹“非典”的时候，当地据传醋能“治非”，一瓶卖到数十元，于是也有一些商贩到清徐进货。
“从那时就听说有这种‘非典型肺炎’了。不过，一直觉得对我们是非常遥远的事情，而且听说广东已经控制住了。”在清徐县防疫站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办公楼里，身着防疫制服的站长啜瑞义告诉《财经》。
他还肯定地说，虽然当时来过不少广东人，但清徐并未发现由此染病的。“首发病例，就是岳某。”当然，无论啜瑞义还是岳某本人，都没有想到这种可怕的传染病不仅没有在广东消失，竟又转道北京，潜入清徐。
清徐县一夜间成了疫区。从3月下旬开始，啜瑞义和他手下的40多名防疫人员就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动员“疑似者”住院，记录观察密切接触者的症状，从中再发现新的“疑似者”。
“当时不敢叫‘非典’，这是保密的。所以我们对外说‘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好多人想不通呀，这么个病干吗要住院呢？我们挨了多少骂呀。”防疫站的财政科长马秀珍回忆道。
按啜瑞义的记录，在岳某一链，密切接触者有七人，医学观察对象有128人，最后住院者有24人，死亡两人。绝大多数接触者和观察者都是县城人。
一串又粗又长的链条，加上三名死者，清徐成山西省SARS灾区的重中之重。街道冷落、学校停课自不待言，清徐人上太原，到饭店下榻也多遇冷脸。
(五)
直到4月中旬，在太原SARS预防控制一线，勤勉的专业人员还在按照首发链条追踪病人。除了上述三链，还有一根无头的链条，又可以串出20余人。
SARS是一种传染力非常强的疾患，远远超过以前人们所知的呼吸道传染病。3月初以来数例重症病人相继在太原出现，事前没有征兆也难有准备。事发之后，当地对SARS的预防救治一直被要求以“绝密”的方式进行，防疫人员无法广而告之，取得公众的广泛配合。
很难想像，在如此形势下，山西脆弱的医疗防疫系统能够挡得住病毒的进一步蔓延。很难想像，在数例而扩至上百例病人出现、大批医护人员感染后，没有更多的潜在带菌者存在。更何况，SARS病毒此时已在北京也在全国扩散，外部环境同样堪忧。
果然，及至4月，尽管一线倾其全力，人们很快发现山西新增病例此伏彼起，再无法用有形的链条穿连。前方防守亦愈加吃紧。
4月26日，卫生厅长李俊峰说：“到目前我们掌握的疫情仍然是输入型继发感染,同时也有散在病人出现。有一部分病人(病源)不明确，所以为控制疫情增加了难度。”
在清徐县，整日疲于奔命的啜瑞义也已经无法理清楚本地的链条。他说，清徐现在需要进行医学观察的“流调(即流行病学调查)”对象则有1300多人。每天县乡两级防疫队伍跟踪调查，天天要忙到凌晨两点。
清徐有了可疑的SARS病人，总是送到40里开外的太原市去住院。4月21日，清徐县西关村有一名农民疑似患者在太原被隔离以后，竟然逃离私自回家。啜瑞义得知，立即带几名防疫员赶到那位农民家，做了两个多小时工作，把病人劝回医院。还好，没有动用公安。
农民患者回去了，他的家眷都是留在家里的隔离观察对象。啜瑞义说，他实在无从知晓，那位农民是如何染病的。
在太原，此类无头可寻的新病例已经不胜枚举，有民工，也有干部和市民。4月23日，市区一个桥洞下还出现了一具尸体，经过鉴别，确定为外来民工，且为SARS疑患。一线防疫人员奔走四方，辛劳已极。
在临汾，4月13日首次报上一例病人，据称是在太原学习后染上“非典”。不日，一位在太原打工的河南林县农民又在火车站被发现患有“非典”，住在当地医院。23日距临汾20多里地的吴村死了两个农民，均为“非典”，一是老人，一为学生。两人一直长居乡村，并未外出。据了解，现在吴村已经戒严，经过按户排查，又发现几个小孩有发热迹象，怀疑是“非典”的疑似病例。
到4月26日，太原以外的10个地级市已有九个发生了疫情，不少病案源头已难以理清。
4月23日，世卫组织将中国的山西、北京和加拿大的多伦多与广东、香港相提并论，列为建议旅行者取消非必要旅行的地区。此后，在该组织确定的“SARS疫区”一栏，已经加入了美国、英国伦敦和中国的内蒙古。按世卫组织的解释，所谓疫区，是指当地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传染链。那种可以清晰辨识出传染链条的疫区，算是轻疫区，其余则是重疫区。
轻疫区包括了台湾、美国和英国伦敦。当然，山西属于重疫区。这不是偶然。
下篇
背水之战
(一)
在山西，4月15日又是个分界。
1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会议以后，当晚，省长刘振华便紧急部署，决定拿出600万元专用于“非典”的救治和疫情控制。15日，山西成立了由省长领衔的防治领导组，领导组办公室主任正是分管卫生和财政的副省长王昕。
至此，山西防治“非典”成为政府的中心工作，全线动员，紧锣密鼓，步步为营。
4月20日以后，山西当地媒体对“非典”的报道开始加大力度，报人们说，较之过去报道量多出三倍以上。山西卫生部门也更公开地公布疫情，不仅每天正式发布，而且详细说明患者在全省各地的分布。
临汾13日报告一起确诊病例后，太原以外的疫情引起高度关注。18日，山西出台了《加强非典治疗管理的紧急通知》，要求地市党政一把手坐镇指挥不得外出，并明确“严格疫情报告制度，严格控制跨市地转送病人，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4月2日，刘振华又签署了第162号令，以紧急通告形式布置地县政府的“非典”防治工作。
在26日的新闻通气会上，卫生厅长李俊峰告诉与会记者，“现在省委书记、省长每天与我们一起研究疫情，说的都是‘行话’了”。
在19日到26日的一周中，山西新报告病例仍在上涨，按统计，平均每天新增确诊病例8例，疑似病例19例。李俊峰认为可以说明两点,一是疫情确实在上涨，二是早发现早报告的措施加强后，病例增长较快。“总之，这说明疫情还没有控制住。”李俊峰分析说。
山西将眼前的SARS称为一场恶战，其方针是“动员各行各业都来参战，尽可能早发现病例，防止其散入医疗卫生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参战者已经动员到了城市的居委会与乡村的村委会一级。而热线举报电话的原则是“宁错勿漏”。
人人心中一本账：以太原的条件，救治尚且困难。如果疾病在农村暴发，后果将不堪设想。
(二)
激战之际，愈显出防疫一线的作战部队长年给养不足。
啜瑞义是转业军医，1984年就当了清徐县防疫站站长。他记忆所及，县防疫站近20年来只拿到过一次设备投资，是在1986年，用10多万元钱购置冰箱和一些简单的化验仪器。从1999年开始，县财政拨付防疫站的款项就出现了大缺口，只有通过卫生监督获得收入，可以勉强开出工资。
比如去年，县财政只给了20万元。防疫站有14名退休职工，就需要21万元。其余的全部由防疫站自收自支。全站的工资加费用，一年要80多万元，所以日子格外紧。防疫站的平均工资900多元，并不高，但到年关，常常发愁开不出工资。
今年出现紧急疫情，清徐县防疫站在费用上更显捉襟见肘。3月24日出现首例患者后，财务科长马秀珍立即购置了一批防疫必须使用的白大褂和一次性防护服。
4月17日，县里为防疫紧急拨款的2万元到账，总算付了款。
4月24日，疫情报警一个月以后，马秀珍终于狠狠心买了一箱方便面和火腿肠，让天天加班到凌晨两点的防疫员们吃上了宵夜。“这些日子，看着他们实在太苦了。”说着，她抽泣了。
县级防疫站如此，太原市的疾控中心担子更重，处境也只有更艰难。主任赵宝新没有时间算细账，只是觉得“人手根本不够”。为防止疫情扩散，需要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的对象越来越多，现在太原市疾控中心200多人中，100多人被抽调建立流调队。不过，当疫情扩大成散发，一切变得很难，“散发了，不知道传染源在哪里，也搞不清接触史。”
赵宝新他们想了很多新办法，包括盯人、现场追踪、医疗督导、系统排查。这些都意味着人员和设备，可人员和设备都远远不够，甚至办公用电脑也不能满足需要。除了再想办法，联合各路人马设置重点观察哨，就是加班加点。
工作实在太忙太累，连采访赵宝新本身都非常难。他除了不停地接电话，一有间歇就只想打瞌睡，让人不忍发问。记者随他的“流调”队伍前往一个发现了“非典”的工地进行排查。人们刚刚散开，只见这位疾控中心主任靠着一棵大柳树，竟已悄然入睡。
据副省长王昕向《财经》介绍，山西整个的防疫系统都相当落后，设备人才远远不足。不仅基层，甚至省级疾控中心，也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流行出血热的时候武装了一点，90年代初出现脊髓灰白质炎时又添加了一些。中心没有任何科研能力。此次山西是疫区，但在病原样本研究方面毫无作为。
她透露，因为这些年公共卫生方面欠账太多，国务院最近已经作出计划，从国债基金中拿出一部分钱，用于建立加强省市县三级疾病控制体系，初步的说法是县级100万元，市级300万元，省级2000万元。这种钱是为了长远建设，但眼下防疫体系应急已经困难之极。
在全国，山西还属于基层医疗系统相对完善的省份。除县级医院外，乡镇一级卫生院尚且存在并没有被拍卖，有合作医疗点的村庄在全省占到了88.9%。据王昕介绍，这得益于1998年山西搞过一次“农村健康工程”，山西自己拿钱又靠国家少量援助，改建了一批防疫站、妇幼站和乡镇卫生院(或是中心卫生院)，搞起了农村合作医疗，还确定了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计划。
现在，山西用于农村健康工程和农村卫生院建设的专项经费每年约在1000万元左右，偌大的省份，仅卫生院就有1800多家，实在是杯水车薪。
王昕很实在地说：“幸亏多少做了点事情，否则情况更糟，现在更要难办了！”
(三)
山西的医疗救治系统，同样在飞来横祸面前暴露出脆弱性。
太原好医院不多。最好的三家，人民医院、山西医学院第一及第二附属医院，从一开始就设为定点医院。王昕说：“这是为了让老百姓信任，因为治疗这个病有难度。”不过，这些医院的设备条件仍嫌偏差，不足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
临床医疗救治力量和设备也严重不足。诊断治疗和护理SARS这类呼吸系统急症需要经验丰富、有专业特长的临床专科医生和护士，还需要呼吸机(有创及无创)、血氧监护仪、床头X光机等专用设备。李俊峰说，山西只有几家设呼吸科的医院，一家最多也只有三四十张床位的实力。最初，当地决定由山医一院和人民医院充当指定治疗SARS的医院，各准备了50张床位。谁知病人，包括确诊、疑似和观察病人增长的速度超过预计，专设的SARS病房很快不够用了。到4月初，新病房一时准备不出来，一度曾出现收治困难。一个疑似病人在门诊见不能马上入院，情急之下，竟然扯下接诊医生的口罩，迎面啐去……
真正体会了“有备无患”意味着什么，山西从4月8日开始进行大规模调整准备，至18日，终于在太原安排出总计406张专治“非典”病人的病位，以应对疫情的继续蔓延。然而，救治设备的缺口仍非常显著。省人民医院的武晋副院长在向《财经》谈及设备需求时，一口气说了20多项，包括了急救车、抢救床、呼吸机、床边X光机、空气消毒机等基本设备。
人民医院的呼吸科副主任魏东光曾经接诊过最早的患者于某，3月8日就发现自己也染了病，同时感染的还有其他医护人员。事发突然，山西曾通过卫生部协调请来经验较多的广东专家会诊。
魏东光3月24日出院后又重入病房，成了人民医院救治“非典”的主力医生之一。他告诉记者，早期得以在太原向广东专家求教获益非浅，算是“因祸得福”。据悉，此间山西省卫生厅也抓住机会，请专家们在太原给一些医院的临床医生进行了诊治方面的培训。“幸亏我们下手早，现在这些专家还不好请了。”李俊峰说。
SARS的诊断和救治有相当专业难
度，山西的医疗界在这方面起点很低，只能通过“临阵磨枪”式的专业培训做些最起码的准备。为应对SARS走出太原后的局面，山西从3月下旬起，分批对地市级医生也进行了诊治“非典”的专业培训。全省各地目前准备的接受“非典”床位已达到2000张以上。不过，李俊峰承认，在地市一级医院，内科病房一般不设专门呼吸科，专科大夫相当少见。而且，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还根本来不及进行正式培训。太原之外一旦有大规模的非典暴发，医疗救治力量仍会面临严峻挑战。
实践中，看去又是疫情走得更快。
《财经》记者一行在山西采访，了解到多数人认为政府定期披露的疫情数据确是真实的报告数字。所担心者，无非是疫情正在蔓延，在基层在农村真有患者未必能及时发现。副省长王昕说：“我们没想过要瞒，这些都是老百姓的命啊！”她还承认，因为基层诊断水平有限，仍然很可能发生误差。
“我们现在只好掌握一个原则，宁肯宽些，不要漏掉。”
王昕最担心的是晋西一带的防治能力。例如吕梁、忻州和朔州市医院。据她介绍，朔州的医院是城区医院改建的，条件较之一般地市医院又要差去许多。
水平偏低，发现和确诊SARS都会有困难。救治难度更大。例如吕梁刚买了两台呼吸机，不过，目前尚不能确认当地医疗界有能够熟练掌握呼吸机的人才。
要紧的是晋西已经发现了为数不少的“非典”病例。到29日18时，疑似与确诊合计，忻州五例，吕梁三例和朔州五例。危象已现。
(四)
虽然太原“先富起来的人”有条件赴北京看病，山西其实是个很穷的省。
山西有过相当富庶的过去，但毕竟是过去。近10多年来，这个地处太行之西、黄土高原之上的内陆省份经济实力一直增长比较慢，排名在全国不断下滑。20世纪80年代初期,山西的人均GDP曾排在全国第10位左右，至1998年已经下降到第17位,1999年则滑到18位。2001年,山西的人均GDP仅为7529.384元,比起排名第一的上海的37382元,相差了五倍之多。
即使在中部地区的六省中比较,山西也是排名比较靠后的,位次低于湖北、湖南和河南,仅仅列于安徽和江西之前。
如果看标志人民生活水平高低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山西位列全国倒数“三甲”；农民人均收入也长期徘徊在全国第20位之后。
突如其来的SARS之灾，对于山西不啻是雪上加霜！
王昕告诉《财经》，今年以来，山西的经济形势本来非常好。现在第一季度的各项经济指标已经公布，山西GDP的增长是13.2%;工业增长速度达到了21.7%,财政收入的增长达到了28.4%，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增长了13.9%,农村人均现金收入也增长了9.5%。
“今年是卯着劲要好好干一下。过去落后，要赶一下。现在，感觉很不乐观了。”她说，“(SARS)对山西的冲击太大了。”
山西省财政拿出钱“抗非”是见诸报端的，据统计，目前总额为7460万元。其中，省级财政1900万，市级以下财政拨付5560万。这些钱是应急，买设备，一线医疗人补助，还有必需的防治费用。省财政厅副厅长王亚对《财经》说，山西各地市基本上是“吃饭财政”，至少有一半属于困难县，还要靠转移支付才能保住饭碗。拿出这些钱，“吃饭”一定会受影响。可现在只能先救急。
他有些悲观地说，现在有两个不确定性，一是确定不了疫情持续时间，二是确定不了疫情范围。谁也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照目前的一般趋势，他粗算，山西的防治经费缺口至少在1.5亿元。
王亚还提到，除了疫情可能向农村扩散让人担心，还有煤矿。煤矿工作面小，人员居住集中，一旦瘟疫流行，后果堪忧。“特别是还会大大影响山西的煤炭生产”，那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能源供应了。
“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SARS阴影重重之中，山西正在奋争。现在还不是胜算在握，但这是一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战争！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03日 17:47 《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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