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呈现出明目张胆的疯狂性，根源还在于弊端重重的体制。权力高度集中而又缺乏监督的极权体制，最大程度地激发了“公仆”们内心中的腐败之欲，使握有权柄的人几乎个个为恶。这种体制不可能激发人们内心中的善，为善也极有可能不为该体制所容。比如，到基层检查工作的众领导们都收受了红包，你一个人却将红包上交给组织，这违背官场游戏规则的做法显然在该体制内难以找到存活的空间。当然，我们不否认即使是皇权体制也可能产生包青天式的“圣人”，目前的体制亦产生了孔繁森，但孔繁森毕竟是此种体制内的“异数”。若人人皆为孔繁森，执政党便不会大张旗鼓地树其为道德偶像。榜样，取决于稀缺程度。而企图用孔繁森式的道德偶像这一稀缺的善去消解腐败者内心中强大的恶，最终不过是自欺欺人式的“做秀”或徒劳。正是这种体制，为罪恶的腐败提供了疯狂肆虐的平台。
坏的体制滋生了腐败，腐败这一政治之癌的大面积扩散又正在加速这一坏体制的灭亡。其实，深居体制之内终日干着腐败营生的权贵们，他们比体制之外的民众和知识分子更能够深刻地洞悉到这一体制已病入膏肓、不可药救。于是，在该体制行将就木、彻底走向崩毁之时，“智商”过人、头脑非常“清醒”的腐败者们岂肯放过这最后的稍纵即逝的腐败良机。因而，这“最后的晚餐”式的腐败就不可避免地以空前的野蛮性、掠夺性和疯狂性的方式来展开，这正是腐败者们面临一种末日临近式的“危机感”使然。从早几年发生的广东湛江走私腐败大案，到紧接着的福建厦门走私腐败大案，直至今日的上海首富周正毅金融腐败大案，人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当今的中国，似乎正在赤裸裸地上演着一浪高过一浪的血腥而又疯狂刺激的腐败接力赛。
腐败呈现出疯狂性的又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个民族信仰的缺失。缺失信仰，必然会导致正义感、负罪感和忏悔意识的缺失。中国的贪官污吏之所以胆大妄为、无所顾忌，就是因为缺失信仰使得他们的内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同时也缺乏对法律和正义诸如之类的高尚东西的敬畏。在贪渎者们的眼里，只有此岸的现实世界－－金钱、美女、房子和车子，而没有彼岸的精神世界－－善、爱、法律和正义。为了达到此岸的现实世界，他们没有什么腐败的事情不可为、不敢做。同西方国家的贪官污吏相比，中国的贪官污吏不仅不会因为腐败而产生负罪感和忏悔意识，相反还会有一种心安理得的“成就感”。做官腐败，表面上在中国也受到舆论和道德的谴责，实际上却是许多中国人向往的生存模式。这可能正是著名学者任不寐先生所说的灾民理性使然。中国官场的腐败文化，应是灾民理性的登峰造极。
腐败呈现出异常的疯狂性，从历史上来看实际是社会转型的前兆。是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化解危机以使社会能够和平地转型、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还是被动地坐待各种各样的矛盾交织、积聚而至社会危机的总爆发，是摆在新一代..领导者们面前并不很新的课题。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旧的传统政治都将终结。只是如果不幸是后者的话，面对剧烈的社会动荡，不论贵贱谁将都无法逃逸。
完稿于2003年6月26日凌晨
《议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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