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中国的江河也忽然寻衅滋事，兴风作浪，向中央挑战，让中南海一片慌乱。尽管总理朱熔基和副总理李岚清根据北京水利专家的判断，深信至少三年之内长江流域不会再发生特大水灾，并且已经开始忙碌着向国内外宣传：“今年上半年农业丰收已成定局”，而且是“历史上又一个破纪录的丰收”，孰料偏偏大自然不懂政治，拒绝“作美”----入夏以后，在集中着中国百分之四十人口、百分之三十五耕地和一百多座大中城市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连降暴雨，水患泛滥，并很快演变成四十多年来罕见的全流域性洪灾。灾情甚至还扩展到素有“北方粮仓”之称的嫩江平原，重创国内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大庆油田。结果，全国有二十九个省市的二亿三千多万居民和二千二百二十九万公顷的农田受灾，倒塌房屋六百八十五万间，近二千万人痛失家园，伤病、失踪、死亡的人数达八十多万，估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二千五百五十一亿元人民币。由于猝不及防，九江市政府情急之下命令以米袋、豆袋来抵沙袋之缺，动用仓内八百吨粮食填堵堤坝缺口，结果当洪水破堤淹没市区以后，幸运逃出的市民又面临粮荒的威胁。洪水冲破湖北省嘉鱼县境内的长江大堤时，还把守堤的二百多名驻军和近五百名民工一卷而走，而前往抢险的二十辆满载武警的军车也被洪水冲散，约有一
百五十多名武警当即亡命。但是，为了保住二百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收入，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勇奉旨抵达荆州市传下江泽民和张万年的命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严防死守”，违命退却者按军法论处。中央军委从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广州军区、沈阳军区、南京军区、空军部队、海军南海舰队、东海舰队、军事院校共调集三十二万名官兵以及五百多万名预备役民兵参加抢险救灾；湖南省监狱管理局还将关押在岳阳建新监狱的两千多名囚犯押赴堤坝抵死抗洪。洪水继续迅猛地向前挺进，沿途将弱不禁风的长江大堤及松花江堤防冲开数十个决口，来不及逃命者都成了水面上四处漂荡的浮尸。保卫东北大庆油田的三道护堤也被洪水逐一击溃，二千多口油井就地受淹。当嫩江水位超过警戒水位线二米以上时，防汛指挥人员向大庆市水利局询问确切水位，答复却是：“我们不知道现在的水位，因为我们的水文站都被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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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千里之堤溃于贪
数十万解放军正吃力地从老远搬运沙袋填江补堤，有的索性整队整队地跳入水中以人墙挡水，其悲壮场面或许能令四千多年前以治水闻名的大禹也为之动容。望着解放军身穿救生衣，手拉着手以血肉之躯充当沙袋，在江中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前来巡察的新总理朱熔基也不觉时光倒流，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大跃进时代”，不胜唏嘘抗洪方法之原始。江西省九江市的一名副市长早先曾向他保证“大堤稳若泰山”，但是仅隔了一个多星期，大堤便崩溃了。朱熔基找到那位报喜不报忧的副市长，厉声问道：“到底大堤内有没有放钢筋？”对方沮丧地坦白说，本来是应该放钢筋的，可是不知怎么被偷工减料换成了竹条。总理盛怒之下要求彻查这一事件，从设计、施工到监工，每一个环节都要查。调查人员在大堤决口处发现，因堤身的混凝土根本不合规格，经水流撞击后便成了“豆腐渣”样的碎块，而嵌入其中的所谓主钢筋还不及小拇指粗，其余则是一些不顶用的竹条；更令人震惊的是，决口处附近还被九江钢铁总公司和庐山石油公司挖了一个大土坑----他们通过“疏通”市政府的审批环节，获得了可以在脆弱的堤坝旁任意刨地掘坑，兴建水上加油站的施工权，而掘坑后又长期不开工，也不回填压实，结果造成堤基不稳。六月二十六日广东省恩平市茶山坑水库副坝坝体也发生溃决，有三十四人死亡，而该水电站负责人吴国兴、吴仲荣、黎培景等人在在事发前便已知大坝早已渗水，形成了“牛皮胀”，却不及时处理，还欺上瞒下。此外，愤怒的灾民们还举报说，钱塘江下沙段工程承包者卢宝兴等人用行贿手段，串通杭州市堤塘建设管理处处长钱震中、杭州市水利建设工程总公司总经理陈勇、下沙江堤管理处处长赵木兴、下沙标准海堤项目经理徐亚军和浙江省水利水电建筑监理公司经理颜国甫，将杭州市民为全面维修钱塘江大堤而踊跃捐献的建设款化为私有，在加固一段造价近五百万元人民币、按“百年一遇”标准设计的海堤时，大肆偷工减料，用泥沙代替混凝土填入基础沉井，留下了严重的事故隐患。而六月二十九日发生在广东省南海市丹灶镇荷村的水闸堤段崩决事件，也已查明是由于丹灶镇水利所所长陈永安、镇党委书记黄志文、镇长冯演祥以及南海市水利局局长邹铭祥等人玩乎职守，在选择水闸工程的施工单位时，私下收受没有任何施工质量保证资料的工程队所给予的“好处费”，以“先开工后审批”的违规程序交由其总体承包，而在施工过程中又无人监督其只开挖堤面三十八米而远未达到标准的六十八米、复堤时碾压不严实等隐患所致。这次事故造成了丹灶镇、西樵旅游度假区和三水市被淹，直接经济损失达二十三亿一千万元人民币。数月后，江西省彭泽县棉船镇金星村一带的长江大堤也突然倒塌，江岸上的汽车加油站、汽车轮渡码头以及居民住宅连同成排的杨柳树一起倾倒入江中，据知也是“豆腐渣工程”的肇祸。此外，一些边远省份的防洪设施也在这场洪水面前难遁隐弊，连连溃决，诸如西辽河水系的乌力吉木仁河大堤、黑龙江省大庆市肇县新站镇发展村的江门河堤坝、杜尔伯特县的嫩江拉海段大堤、哈尔滨市松花江大桥引桥以及吉林省镇贵县的嫩江大堤，虽然有数百万军民奋力抢险，但最终都未能挡住滚滚而来的江水。消息传至北京，震惊了正欲前往沙软水清的北戴河开会、消夏的中南海首长们。经过一番不愉快的争论，国家主席江泽民扫兴地取消了他准备已久的日本、俄罗斯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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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的贪官们不仅蚀空了防洪堤坝，而且还蚀空了其它的重点建设工程。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重大项目稽查特派员办公室日前对全国七十八个国家投资项目进行检查，发现这些在建的重大项目几乎都存在工程质量隐患，施工招标工作符合规范的仅为百分之四，尤其是监理制度向来就形同虚设。许多项目的监理机构完全由建设项目的业主自己指定，或者监理机构与施工单位同属一个部门，还有一些建筑公司则根本没有聘请过监理单位。全国政协委员、建筑结构专家陈祥福向香港《大公报》透露，近年来全国每年因工程质量隐患和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至少在五百亿元人民币以上，而每一宗垮楼、断桥事件都与回扣受贿、垫支压价、偷工减料、假冒伪劣等行业腐败行为有关。就在朱熔基站在九江大堤决口处大骂“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之后不久，李鹏委员长曾为之剪彩、江泽民总书记也曾大加夸奖“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的“首都形象工程”----耗资数十亿元人民币建成的北京铁路客运西站，便出现金属顶棚塌落、行李房积水、旅客惊慌逃窜的乱象。另外据悉，重庆市桥梁工程公司下属某企业的下岗职工费上利曾通过行贿手段，轻而易举地使綦江县党委副书记林士元将该县三座桥梁的建造工程交由其承包，结果这些“无立项、无报建、无开工许可、无招投标、无监理、无竣工验收”的“六无”工程接连酿成惨祸：其中已投入九百万元人民币第一期资金所建造的城北大桥，一遇洪水便被冲垮，四名行人遇难；另一座受力钢拱架结构也存在严重缺陷的“彩虹”步行桥，建成不久也突然间垮塌，桥体断裂成四大块，造成四十名行人坠江而亡，十四人受伤。而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二”、耗资四亿二千六百万元兴建的浙江省宁波市甬江大桥也是在即将合拢之际，忽然发现主梁结构单薄，桥体上下晃动严重，桥板有两处断裂，结果只得忍痛决定拆除。云南省昆禄公路建成才十八天，就有一成以上路段的路基边坡坍方、滑坡，虽然已投资三亿八千万元人民币，但还得再追加一亿元整修。经调查发现，云南省公路局副局长徐克山、石安公路经营管理公司经理陈建国、昆明市官渡区交通局局长周绍明等一批手握工程审批权的干部都曾从路建工程中大捞了一把。投资三十二亿七千八百元人民币建成的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通车不到两年，也发现公路上的十七座大型桥梁中有十四座桥面都出现裂痕，无奈又要耗资三千七百多万元进行重新铺装。据省交通厅总工程师文发明证实，原来工程中所用的“金属扩张钢”的含钢量，仅为普通钢的三分之一。此外，由广西柳州市市委书记夫人“中标”主持建造、并已被评为“国家级优质桥梁”的壶西大桥在坍塌时，一块长达二百四十米的桥板从天而降，将停泊在桥下的三艘货轮砸得粉碎。湖北省武汉市检察机关还根据群众检举，查获武汉长江公路桥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王德忠曾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工程承包单位“赠送”的七万元人民币，自此对施工质量网开一面。现在人们还无法知道“公路蛀虫”、“大坝蛀虫”们究竟给国家留下了多少“不归路”、“奈何桥”和“亡命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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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洪灾暴露了江河堤坝的隐患之后，引起各方对长期忽略的水利防汛工程建设的关切。国家水利部部长汪恕诚指出，在全国现有的八万六千座水库中，有大约三分之一为“病险水库”，其中大型的“病险水库”有一百座，中型的八百多座。稍早水利部副部长张基尧也承认，有八十九座大型水库不符合标准，其原因之一就是工程主管人员向施工单位索取巨额回扣，而施工单位为了确保赢利就只好偷工减料，以牺牲工程的质量为代价。在一切向“钱”看、急功近利“抓效益”的经济热潮中，水利建设与环境保护、文化遗产、普及教育等造福于后人的长期性事业一样，都未能免于厄运。一九九一年华东地区发生特大水灾后，水利部和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曾提出一个综合治理长江流域的规划，计划总投资一千五百亿元人民币，由中央财政部承担五百亿元，长江流域各省、市分担一千亿元，结果却因仅有上海、江苏、安徽愿意承担二百五十亿元，其它省份拒绝承担分文而搁置。此后又改由各地“包干”防汛，可是最后竟连“包干”的情况都无人过问。与此同时，建设资金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也为利欲熏心、无孔不入的主管人员打开了贪污、挪用的方便之门。据知许多防汛负责人早在几年前就将他们所掌握的大部分防汛抗旱专项资金挪作炒股票、买卖期货，以“搞
活经济”为名中饱私囊，所以每当水灾发生时，物力、财力总是调遣不及。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指出，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六年水利部及下属单位共挪用水利专项资金一亿一千六百万元人民币用于其它商业投资、盖建豪宅或炒股票；一九九六年一月，水利部机关服务局又将一亿三千五百万元“南水北调中线项目”前期经费扣留，作为“小金库”，存入中国华能财务公司吃息。据《北京晚报》报道，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资金中有一千多万元遭到当地干部侵吞，检察机关已立案、查处此类案件十二宗。湖北省的荆江大堤在历次洪汛中都是最危险的堤段，但是从一九九六年以来，湖北省水利厅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竟挪用、截留了百分之三十九的原本计划用于加固荆江大堤的第二期工程款，严重影响了工程建设。香港《东方日报》也披露一宗类似案件，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石大水电站有八百万元工程款在审计时不知所终，该县水电局副局长李小栓揭发县委一名副书记曾截留工程款二百四十万元，有偿转贷给某工程队以牟取暴利。近来许多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于中央决定在如今贪污腐败的高发期建造规模庞大的三峡工程忧心忡忡，纷纷上书江泽民，表示如果建成的三峡大坝也象弱不禁风的长江大堤那样隐患四伏，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空前的大灾难，严重威胁长江中下游亿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他们还指出，三峡挡水大坝的一部分导流明渠坝体由于施工时压实度不够、层面结合不良，已经出现了四十八条裂痕，左岸十一号非溢流坝段混凝土内也有九十平方米的大面积架空，堰内段混凝土坝体的渗水量大大超过设计标准。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江河处副处长刘玉忠介绍，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全国一共溃坝二千七百九十六座。记得一九七五年八月当河南省的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突然同时坍塌时，有八万五千六百多人被大水吞噬，许多人家临难之际哭着把婴儿放入木盆中，任其漂流到蚌埠、徐州，而幸存的孤儿至今还不知其生身父母的葬处。或许朱熔基也已觉察到问题的严峻程度，于是他在湖北省宜昌市考察时强调，三峡工程的某些重要部位必须聘请外国知名度高、有信誉、有经验的监理公司来参与监理。他深知若将这项“千年大计”、“国运所系”的政治工程任由干部们自行监理，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中国工程院的周镜、周干峙等院士也一度联名致函中央领导人，要求制止再搞那种以某项工程作为向重要庆典活动献礼的“献礼工程”，以免因盲目赶工期而不顾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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