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夏季，我在上海某工大进修计算机课程。正逢“六.四“前上海广大市民罢工罢课声援北京学运，全市交通不通。我们全体同学与教职员工只好滞留在学校里。大家都很同情和支持北京学运的爱国行动。那时江泽民刚被中央调到北京。但名义上还是上海市长。朱熔基虽为代市长， 但威望比江泽民要高的多。
大家待在学校从谈论学运，又谈到江市长升官。我们的教授和其他教师用亲身经历告诉了大家一件令人吃惊的消息。自文化革命结束，高考制度恢复后。当时的上海市长江泽民的幼子因考分太低而入不了大学。于是市政府派人到该校找学校负责招生的教导主任。要求学校把还没有发出的入学通知掉包换成江泽民的幼子。当然这一公然违反全国高教制度的无理要求招到该校原教导主任的断然拒绝。更令人气愤的是，不久这位坚持正义的教导主任被撤职了。市里派来的新教导主任马上掉包换名单，发入学通知给这个不合格入学的市长儿子。后来听说这个成绩不怎么样的市长儿子毕业后又通过什么路道出国留学了。
我是从小受“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的教育。然而，通过亲身经历文革十年动乱，我看清了许多事情。但那时还是希望党能该正错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自由繁荣的国家。于是我打电话到上海纪律委员会反映这件事。纪委那位接电话的领导听说告的是江泽民，立即不支声了。这件事当然是没下文了。如果有的话，那倒酶的可就是我了。决不会是江泽民。
以上只是江泽民把个人意志和私利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的一个小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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