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这里不想质疑两位专家是不是中国水利界的泰斗，倒是很奇怪两位院士怎么在这个时候提出三门峡的问题。是因为今年渭河的水灾特别大，损失格外重？张光斗自己就向中央台的记者解释他为何发出如此呼吁：“看到陕西的老百姓，渭河的老百姓太苦了。”可谁都知道，三门峡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渭河的百姓受 三门峡水患之苦也不是今年才有的事。更不谈那些为修三门峡水库而移民四面八方的三十多万百姓，他们所受的折腾与苦难陕西作家冷梦曾发表专着描述（注１）。
张光斗还对中央台的记者说：“当时修三门峡，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泥沙可能淤陕西的。”笔者不怀疑学贯中西、知与识皆称渊博的的张先生有这样的远见卓识。也许当时（特别在１９５７年）张先生真的不赞成修三门峡，但无法知道的是他如何表达这个不赞成。这句话今天说起来很轻松，可在当时反右的风口浪尖上，如果公开表示不赞成，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张先生并没有谈到当时他是如何表现的，只是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苏联人身上，“那个时候一边倒，苏联专家说能修，你有什么办法。”
“一边倒”是真的，苏联老大哥的专横跋扈也不假，但与会者的表现还是因人而异。张先生关于“一边倒”的说法很精辟，也很到位，无意中露出了他自己所处的位置。当时不赞成修三门峡并且敢于站出来说这个不赞成的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派，他们几个人孤立得甚至都算不上“另一边”。
张光斗提到温善章：“温善章是反对。可是温善章这个年青同志反对，挨了很多整。” 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技术员，温善章能够坚持己见是难能可贵的。他说自己最后只要求保留意见，到散会也没有低头。但他为坚持真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两个具有独特含义和中国特色的字“挨整”就成了５７年后他生活的主要内容。
另一个更有名也被“整”得更惨的人－清华大学的黄万里教授（注２）－张光斗未提到，中央台记者也未提到。张光斗先生对黄万里只字不提是有缘由的，他们有不少共同但又有太多不同：同为留美生，同一研究领域，同为报效中华而回国，同事于清华水利系；他们的不同除了家庭背景，学术观点，人文修养，个性特征以外，最大的不同是回国后在同样的环境中两人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一个人事事皆顺，一直达到世俗意义上的荣誉之巅；另一位则经历了数不胜数的坎坷与曲折，连讲一次课、发一篇论文的权利也被剥夺。
我们可以原谅张先生不提黄万里，因为其中有太多的恩恩怨怨，有太多由那个特殊时代所造就的人与人之间的生疏与隔膜。但我们不能理解为何中央台记者谈到三门峡而忽略黄万里。没有黄万里的三门峡是不可想象的，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真实的。稍稍对三门峡有点了解的人都清楚，只要提到三门峡问题，黄万里的名字是越不过，绕不开的。中央台的经济半小时谈三门峡而不提黄万里，不知是善意的无知还是别有用心的故意。
牢记父亲黄炎培的座右铭“理必求真，事必求是；有言必信，无欲则刚”（注３），黄万里在57年三门峡讨论会上据理力争，根据他儿子后来的回忆，他在会上和很多人吵，甚至到了拍桌打椅的地步。他不仅仅是不赞成，而是无所顾忌地不折不扣地反对。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水利专家，他不仅太了解黄河的秉性，而且从不认为黄河是条“害河”。后者是多数同行专家不同意的。他始终不渝地认为黄河水患和灾害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认识不够及利用不当所造成（这一点与李锐对三峡工程的评价有相似之处，即“长江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黄万里也是到最后也没有屈服。明知对“一边倒”的局势虽力挽狂澜但无力回天，黄万里的最后要求是，坝下必须留排沙底孔以减轻水库内淤积。据中央台记者言，在1957年出版的《水利杂志》上，张光斗也曾在讨论会上发表过类似意见。但在戴晴主编的英文书《The River Dragon Has Come!》（水龙来了！）中，根据作者尚蔚（Shang Wei） 的描述，正是在张光斗教授的主持之下，这些排沙底孔被全部封堵。后来两次改建三门峡又费了很多钱很大力气再把它们重新打开。但这些努力好像还是不够，潼关高程居高不下，渭河河床日益增高，以致今年的小水酿大灾。
我们无法让历史复原，但黄万里自己的一段话很好地点出了当时微妙的情形。他在接受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教授夏皮罗的采访时说，“我对我所做的毫不后悔。为了跟党走，为了跟政府保持一致，很多人在批判我时就知道他们自己错了。那时候有一个思维定式，苏联是不会错的，苏联专家也不会错。谁反对苏联谁就是反共产主义，谁就是反革命。很多人没有骨头，没有人敢支持我。我很明白自己是在惹麻烦。”
事到如今也无法追究谁该对三门峡负责。但由三门峡的当事者如今反过来“质疑”三门峡水患，听起来总感觉有点不伦不类。如果真要“质疑”，那么“质疑”谁呢？有什么“疑”需要“质”呢？谁造成了三门峡水患也好，淤积也好，问题也好已经不值得去追究；随着大部分当事人均已做古，其实也无法去追究；而三门峡究竟有那些问题，这些问题怎么形成的，原因，过程及后果都是一目了然且大白于天下。“疑”之不存，何“质”之有？
张光斗和钱正英如今能够在垂暮之年公开承认三门峡是个错已属不易，进而呼吁电站弃水敞流更是难能可贵。其实张先生已经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对三门峡问题的内疚。有一个细节是中央台记者观察到的：张先生家挂满了大坝的照片，丹江口、葛洲坝、小浪底和三峡等等，唯独缺了三门峡。
有点遗憾的是，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两位院士才吐出真言，才敢于为民请命。当他们仕途正火的时候，当他们的权威足以影响某些决策的时候，有太多个人得失需要考虑，有太多的顾忌和太少的人文情怀。当他们感觉物质与精神（注４）、地位与荣耀方面再无所求（即开始“无欲则刚”），说几句实话已经比较安全的时候，他们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安全和利益有了保障，权威和影响力却已失去。正如三门峡的经历已经表明而且还将继续表明，明知错了的东西，由于各方利益关系的牵制，未必就能彻底改过来。
（注１）见冷梦着，黄河大移民，陕西旅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
（注２）黄万里遭迫害的经历见：毛泽东反自然的战争：革命化中国的政治与环境，
http://www.threegorgesprobe.org/gb/index.cfm?DSP=content&ContentID=5187
（注３）黄炎培生前给儿子的座右铭：“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如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
（注４）见花木兰、夏绮丽，读“张光斗院士获百万大奖”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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