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子里多一根弦的美国人

作者:丁林 发表:2003-11-11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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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以后,我们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脑子里缺根弦的美国人》,说美国人脑子里缺少我们的“阶级斗争一根弦”,结果他们的开放社会自由状态给恐怖分子钻了空子。现在,几个月过去了,我们发现,这美国人脑子并不简单,他们有另外一根弦。美国人脑子里有的不是阶级斗争的弦,而是提高警惕,防止政府限制和侵犯民众个人自由的弦。

  911事件当天下午,纽约世贸中心和首都华盛顿的五角大楼还在熊熊大火之中,全国一片震惊,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却忧心忡忡地说,我们的生活将发生重要的变化,政府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侵犯公民自由,让公民为安全而接受政府的限制。她说,其实,这比恐怖主义更让我担心。到了这时候,竟然还是自由第一,还把政府放在对立面,美国知识分子精英脑子里这根提防政府的弦,真叫人叹为观止。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看到,美国全国上下爱国主义热情高涨,星条旗到处飘扬。布什总统说,美国遭到了攻击,美国处于战争之中。内外安全成为美国的头等大事。国会迅速通过反恐怖法案。战争机器开动的同时,加强国内安全的措施悄悄地开始实施。美国人脑子里的那根提防政府的弦也随之而绷紧了。

  以往,外来移民只要进了美国就可以自由活动,谁也不知道你上了哪儿,护照过期也拿你没办法;用学生签证进入美国的人,有些根本就没上学校去过。按照美国法律,政府各部门不能越权刺探和记录老百姓的个人情况。比如说,只要我没有违法犯罪行为,联邦调查局就无权了解我银行里有多少钱,病历卡上有什么记载,信仰什么宗教,参加什么组织。政府各部门不能互相通报这样的信息,联邦调查局不能无缘无故到国税局去了解我的纳税记录,国税局也不能到联邦调查局去了解我的犯罪记录。对美国公民如此,对移民也如此。美国政府发现,以往对外来移民的这种放任政策,这亏吃大了。911以后立即对有中东和伊斯兰背景的移民展开调查,并且扣押了大约600个据说有嫌疑的外来移民。

  根据美国宪法中的“人身保护令特权”,任何人不能无缘无故地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不管是什么人,法庭一视同仁。美国政府执法部门扣押嫌疑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向法庭说明理由。时限到了,就得由法庭来判断,是不是还有理由扣着人不放。嫌疑人的律师就可以在法官面前争辩,要么起诉而进入司法程序,给嫌疑人一个公平审判,要么由法庭下令放人。执法部门如果掌握的证据不足,即使起诉也说服不了陪审团,不敢贸然起诉,那就只好放人。

  人权组织立即表示,反对联邦司法部以违反移民条例、等待遣返为理由,超时限地扣押移民,要求司法部公布被扣押的移民的姓名,关押地点等,并表示要向被扣押者提供法律援助,保证他们每个人都有律师的帮助。

  联邦司法部辩解说,此时本拉登还在山洞里策划新一波的恐怖攻击,公布被扣押者名单等于向本拉登通报情况。战争时期乃非常状态,打仗哪有向对方送情报的道理。人权组织抗议说,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理由违反人身保护令特权。他们要向法庭起诉联邦司法部。

  看来美国政府也发现,他们的那一套法治,用来对付狂热而顽固的恐怖主义分子,麻烦大了去了。为了绕过那套规矩,布什总统推出了一个建立特别军事法庭的行政命令。这一下触到了美国人脑子里的那根对政府不信任的弦。尽管布什班子全体出动到处解释,还是消除不了人们的狐疑。布什的司法部长虽然以保守强硬和固执出名,可是看这反对的声音和架势,一旦在美国启用特别军事法庭,多半会有人上法庭挑战这一行政措施,而美国的制度规定了,解释宪法的权力是在司法分支的手里,弄不好法庭就会判总统的特别军事法庭违宪,走到那一步就很被动了。联邦司法部一方面在国内规规矩矩地按程序在普通法庭上起诉几个为人注目的恐怖活动案子,另一方面把在阿富汗战场上俘获的塔里班和本拉登的人给弄到了关塔那摩军事基地。

  把人关在关塔那摩这一招,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从地球的另一面迢迢万里运到家门口,宁可停在关塔那摩军事基地,因设施不足而徒增麻烦,导致被囚禁者待遇差而引起国际国内异议,也坚决不让被囚禁者进国门,其目的就是避开国内法庭的司法管辖权。美国国内普通法庭的司法权不覆盖位于古巴的关塔那摩军事基地,人们就没办法找到一个法庭为这些人申请人身保护令状,动用特别军事法庭就少了一大后顾之忧。

  亏得美国在家门口有一个关塔那摩军事基地,这一步走得堪称高明。可是要掩盖住美国民众的耳目,完全瞒住美国人,却没那么容易。关塔那摩被囚者的状况,一度成为媒体的焦点,再加上国际压力,逼得布什总统宣布,被囚的塔里班人员是日内瓦公约定义的战俘,将得到战俘的待遇,而本拉登的人员则不是。看来,等待这些人的才是布什总统的特别军事法庭。

  一月底,代表一个宗教和教育团体的律师斯蒂芬·雅各曼(Stephen Yagman)为关押在关塔那摩的人向联邦法庭申请人身保护令状。曾经在1967至1969年间担任约翰逊总统的司法部长的老资格律师兰西·克拉克(Ramsey Clark)也公开表示,美国政府对待这些被关押者,必须恪守宪法、遵守已有法律和1949年关于战俘的日内瓦公约。他说:“让我们怀着尊敬来对待他们,让我们按照法律来对待他们。至少,让我们服从日内瓦公约。”

  2月4日,几乎囊括了美国的大部分精英,有四十万八千会员的美国律师协会通过了决议,强烈要求未来的特别军事法庭必须遵循美国司法的原则和程序,被告有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证据必须公开,宣判死刑必须获得陪审团的一致认可。联邦司法部的副部长,专门代表联邦政府出庭的西奥多·奥尔森(Theodore Olson)也出席了律师协会的这次会议。他的妻子,著名专栏作家芭笆拉911事件中在撞向五角大楼的飞机上丧生。奥尔森发言为布什总统的决定辩护,他说,作为全美国法律职业的主流声音,我们必须明确我们不会对国家和作为总司令的总统造成意外的不便。律师代表们用掌声表达他们对奥尔森的尊敬,却仍以286票对147票通过这一决议。迈阿密的刑事辩护律师尼尔·桑内特(Neal Sonnett)说:“除非我们甘愿把给予我们当中最好的人的权利,也同样给予我们当中最坏的人,否则,我们的制度不会运行,民主将无法长存。”

  这些律师为之说话,为之争取公平审判的权利的人,就是几个月前劫持民航飞机,撞倒了一百多层的世贸中心双子星大楼,撞蹋了五角大楼的恐怖主义集团的人。美国人仇恨未消,危险未除,却为这些人的待遇向政府斤斤计较,平心而论,不是所有其他地方的人都做得到这一点的。

  911以后,美国人突然意识到,最危险的恐怖分子就是混迹于他们中间的人,而政府对掌握这样的人的的情况,表现得非常无力。例如,据估计,签证过期不归而生活在美国的外国人就有三十几万。他们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住着,都在干些什么,政府要么全然不知,要么糊里糊涂。关键的问题是美国人太注重迁徙旅行的个人自由,而全国没有统一的个人身份证。在日常生活中代替身份证的驾驶执照,是州交通部门颁发的,他们只管交通规则和驾驶能力,并不检查驾驶者的法定身份,而联邦政府又无法利用分散在各州的驾照数据。

  在恐怖袭击的危险下,建立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制度的建议重新提了出来,立即响起民权组织的一片反对声音。出于世界上只有美国人认为理所当然而其他地方的人很可能大惑不解的理由,美国人就是不愿意让联邦政府来统一管理全国老百姓的身份认定。全国统一身份证的建议看来没有人买账。全国机动车管理协会(AAMVA)提出,统一全国的驾驶执照。不料这个建议也遭到强烈反对。这一次,民间左翼和右翼罕见地联合起来反对统一驾照。左翼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右翼的伊格尔论坛(Eagle Forum),这两个怎么看怎么合不到一起的组织,联合其他左的右的中间的民间团体,写信给布什总统,反对统一驾照计划,谴责这是一种想从后门溜进来的变相的全国身份证制度。ACLU的律师声明说,这个计划将是低效的、昂贵的,并且是对美国人基本个人隐私权的严重打击。

  美国人最珍惜的是他们的言论自由。早在两百多年前的建国初期,他们的立国领袖们就一再指出,对民众言论自由威胁最大的,是战争和紧急状态下,政府利用不安全的现实和民众的恐惧,以限制坏人的名义来侵吞民众的个人权利。这就是本文开头,哈佛大学教授忧虑的事情。

  2月初,纽约市世贸中心废墟现场几个街区的地方,一个叫哈维(Harvey)的人,在街头公开演讲,发表支持塔里班的言论,引起群众围观。有人叫来了警察。警察以引发群众不安的名义逮捕了他。这个人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依然受到保护吗?

  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著名教授阿瑟·密勒在电视上评论说,按照最高法院以往对宪法的解释,纽约州有权决定言论自由的“时间、地点、方式”,州政府有权决定,在世贸中心这样的牺牲了两千无辜平民的地方,不可以为塔里班公开宣传。

  街头,广场,政府建筑物的门口,这是美国司法史上已经确立了的“公共论坛”,是任何人,特别是异议人士发表言论的首选之地。法律没有给任何人以特权来规定,在这样的公共论坛上,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哈维的律师说,在这样的地方发表言论的活动,毫无疑义是美国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他说,如果现在你到巴格达的街头,去宣扬美国打击恐怖活动的言论,那儿的警察可能会把你抓起来,送你进监狱。美国的伟大就在于,这个民主制度不会因为哈维的言论而把他关进监狱的。

  911事件令所有的人明白,当今世界的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美国社会是恐怖袭击的首选,你可以说,现在最不安全的地方就是美国。面对这样的恐怖威胁,要求这个社会每个人都关心安全问题,提高警惕,防止袭击。用我们习惯的话来说就是,必须发动群众来提防恐怖分子,必须把混迹于人群中的恐怖分子揭发出来。可是这种发动群众来揭发坏人的思路,是美国人打心底里非常不喜欢的。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号召民众参加义务工作来共同打击恐怖分子,两天以后,亚里桑纳州一个叫爱德华·科恩的读者写信给纽约时报说,布什总统号召民众向有关部门报告“可疑活动”的说法,让他非常担心,因为这种做法很容易导致侵犯民众的个人权利。他说:

  “在采纳以前必须经过国会充分探讨这一说法的含义和可能的益处,由国会通过方准。世界上很多专制政府曾经利用公民互相监视的做法来限制民众的权利,来反制民主。尽管政府需要采取步骤保卫国家,我们也要保证我们没有损害作为我们民主之基础的民权和自由。如果我们为此严重地改变了我们民主的本质,恐怖分子就赢了。”

  美国人脑子里这根弦,真是不服不行。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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