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自由民主抗北京病毒


“看看我从雅虎寄给你的心意卡!”我的电子邮箱有这个标题,寄件人是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后,这位人权斗士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内逗留了十三个月。屠杀翌日,中国公安把他列为头号通缉犯。要是他被捕,天晓得会受到何等对待。那时我们是朋友,我帮助他跑到美国大使馆避难。不过直到如今,我从未替美国政府工作。

那年之后我们甚少见面,收到他的电邮令我欣喜,即使邮件的用字──“看看雅虎来的这个”──不太像他的手笔。我到那网址看贺卡,只见到一些奇怪字符。我再试一遍,也是这样。嗯,我提醒自己,方励之是高级科学家,而我只是研究文学的学者和科技盲,说不定我的计算机比不上他的。“我的计算机读不了你的贺卡。”我回复。

“其实那心意卡是病毒。”方励之回信说。“所以‘读不到’是好事。”那封电邮不是他写的。

我告诉自己:病毒经常这样,不用担心。但我亦记起满地可大学的历史学家王大为(David Ownby),他去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讲解自己对法轮功的研究,本身并没有修习或提倡法轮功。他是优秀的历史学家,开始该项研究不久,计算机就不寻常地遭受病毒大举侵袭。他追溯起来,发现病毒源自渥太华及巴黎的中国大使馆。

我的病毒有没有类似来源?这封“方励之贺卡”是否某种用于政治的电子鱼雷?王大为等人曾告诉我,法轮功一直与中国政府大打“电子战”。这是否同类事件?

我请普林斯顿的技术专家查究那封伪造邮件的源流。他们找不到中国政府的痕迹,其余细节就“说不准”。一般病毒往往是这样。幸好普林斯顿大学的预防病毒软件,通常都会把这些虫干掉,在邮箱留下“原文已删除”的讯息,像一堆蝗虫的空壳。

大部份滋扰的来源都无甚特别──“最佳直销价”、“积极买卖”或某人假扮“微软”。但如果“发信者”是我相识的名字,多半时候就是冒充某位中国政府的批评者。作家白汝莫(Ian Buruma)收过我的“讯息”;我也收过他的,但这些电邮并不是我们所发。有人亦经常以胡平(《北京之春》编辑)的名义,把有毒附件寄给我。

于浩成曾在群众出版社担任编辑,现在是流亡海外的异见分子。上星期,我收到表面上是他寄来的电子贺卡,怂恿我下载“清除一切奸细软件”的“免费探测器”(它说我的计算机已“证实”受感染)。于浩成年老体弱,计算机知识比我更贫乏,这电邮绝非他的手笔。

我没有时间、也不打算探究这批讯息是否来自中国大使馆那种地方。但我的确认为中国异见分子及批评中国的人士,很有可能像法轮功那样遭受“计算机袭击”。我有这种想法,部份原因是冒名发放有毒电邮,与中国对付海外批评者的手法十分相似:这个政府扣起护照或签证,还对你说“你自己心知肚明”;它付款给学生,叫他们参加支持中国的集会;说“错”话或做“错”事的,自己或家乡的亲友就会被这政府侵扰;诸如此类。

这等鬼把戏不理原则,只问效果。九十年代初期,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对天安门屠杀大表愤慨,中国政府人员就在美国校园挑出带头抗议的学生,把他们“搞臭”。其中一个方法是巧妙地散播谣言,说学生领袖是政府卧底。自己的臭名如果可以用来中伤别人,又何须尴尬?这手法有别于假扮于浩成,藉以把病毒寄给他的朋友,但仍是同样狡猾。

香港市民也许会质疑,“一国两制”能否杜绝此等手段;台湾人亦应抱持同一疑问。如果政治病毒能够进入我在新泽西州的计算机,即使这政府承诺尊重台湾或香港“制度”不同,又有何作用?北京的战术会否尊重任何人的国界?还是要待中国百姓得享真正安全和恒久的自由民主,台湾及香港才会同样地长治久安?

(苹果日报/作者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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