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说，由于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不民主，因此不少海外媒体和观察者在分析大陆对台政策时，往往会忽视民意的因素。即使大陆人普遍表现出强烈促统的倾向，许多人似乎还是宁愿相信这是专制政权操纵的结果。
这种用标签来看待事物的方式，正在对我们正确了解中国的发展，带来越来越大的盲点。因为，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对各种课题的看法与反应，已经不再是政府可以轻易通过官方媒体来左右或操纵的。
互联网和网络论坛兴起为民间重要的交流平台，更削弱了中国政府对舆论的控制能力。民意的力量越来越不容忽视，去年数十万中国网民在网上联署，反对京沪高速铁路使用日本新干线技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是好事吗？从理想化的角度看，答案似乎是如此。民意如果能左右政策，尤其有助于避免重大的决策因为统治阶层少数人的好恶而走向极端（中苏由1950年结盟到50年代中后期交恶，其中一个主导因素就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成见）。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社会大众并不一定能从理性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民意其实也很容易受到情绪干扰（一两颗子弹让台湾总统大选彻底翻盘就是最好的例子）。在中国国内民族主义不断升温的今天，中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受到民意影响，实际上也可能增加了这些政策的不确定性，甚至非理性。
对这一点感受最深的应该是人民日报原评论员马立诚。他前年底在《战略与管理》撰文，主张把中日的历史恩怨摆到一边，以新思维发展两国关系，结果在互联网上被痛骂为“媚日分子”。原本一个政策取向的问题，成为舆论焦点后，变质为道德问题。结果呢？即使官方有意推动中日关系向前进，也再不敢轻举妄动。
在辩论初期努力回应批评的马立诚最后逐渐沉默下来。最近，他在接受周刊《南风窗》访问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个崛起的大国如果始终怀着受虐的、仇恨的、报复的心态，是非常可怕的，这种情绪极易被利用，造成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的后果。现在我们要考虑，国家富强了，我们除了工业产品还能向世界输出什么？难道输出仇恨吗？”
网上“沉默的螺旋”
另一个担心中国被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劫持”的社科院访问学者刘小彪几个月前也直言，中国的民族主义已进入了一个“高火险期”。
在他看来，互联网上正在形成一种令人忧虑的“沉默的螺旋”现象：因为相对比较宽容的温和者不愿意过分批评激进言论，所以情绪极端者在彼此鼓励下，声音变得越来越大。温和者却因为激进者不断打压而逐渐失去信心，越来越不敢反言。最后，激进成了主流，人数众多的中间派因为受到极端言论的“耳濡目染”，正在逐步走向偏激。
马立诚、刘小彪谈的主要是中日关系，台海问题其实还更为危险。公平地讲，外界并没有给予中国决策层疏导民意的努力应有的肯定。
例如，在去年底两岸关系再次恶化的时候，就有人建议在今年3月份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统一台湾的议案，让人大代表们投票表决，用大陆的民意来抗衡台湾的民意。很难想象，如果中国领导层当时为了向国际展示它对台政策的正当性，而采纳这个建议，今天的台海会是什么样的光景。
影响中国和平崛起
这并不是说中国民众缺乏理性，而是要强调外界在看待中国的时候，应该重视1840年以后一个多世纪在国际上受尽屈辱和孤立的历史，对中国人心理上和思维模式上的影响。台湾人有悲情，大陆人何尝没有？台湾人悲情的宣泄会不会造成大陆人的历史屈辱感发酵？这值得我们去深思。
中国的政治及知识精英近来一直在努力宣传，中国要力争“和平崛起”，不会走德国、日本过去的老路，企图用战争来推翻原有国际秩序。
我们没有理由质疑他们的诚意。然而单靠领导层良好的意愿，就能避免战争吗？俾斯麦在德国统一后，也一直努力让德国扮演欧洲秩序维护者角色，不过因不少德国人仍认为当时国际秩序歧视德国，俾斯麦死后，德国的对外政策逐步转为激进，结果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然，中国不一定会走上这条路，只是，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今天，如果还有人在讴歌台湾民意出头天时，是不是该想想，如果大陆的民意也盼到出头那天，这会是个怎样的世界？如果这一天必然会到来，是不是应该从现在就开始更多地去了解它，引导它呢？
(4/5/200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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