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上访是逼出来的。村干部私刻了８４枚村民的印章，这种事情太奇怪了，我简直怀疑其大脑是否正常。村会计说决定刻章的有村支书、主任等七、八个人，还有镇里的检查组。而县纪委调查结论是会计的“个人行为”。村民怀疑用这些印章冒领了“灾减款”，如村民陈某在领款清册上盖章领取的是４７４８０元，后来村里被迫公布的也只有３３５１７元，其余的１３９６３元不翼而飞，村里没能说清这笔钱的去向。但县纪委的调查结论却是“所私刻的村民印章没有使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于是只把会计免职了事。同时，县纪委的调查报告至今不肯公开。如此，村民们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他们不上访才怪呢！
村民上访是他们的权利，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上级的责任，村民是怀着对上级的信任才上访的，怎么就成了添乱的“刁民”？我在农村里接触一些干部，常常听他们把老百姓骂成“刁民”。什么是“刁民”？干部违反政策，胡作非为，侵害群众的利益，中国老百姓由于长期形成的小农经济的思想，他们大多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有的则用阿Ｑ精神，觉得大家都这样，又不是对我一个，于是都选择做顺民。如果有一、两个农民认为干部做得不对，或者进行抵制，或者到上级信访，则他们就成了干部眼中的“刁民”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干部具体处理某几户或几人的问题时，违反政策规定，使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例如违反土地承包政策，要强行占用某人的承包田，这一户如果不同意并且上访，当然也就是“刁民”了。可见，所谓“刁民”是站在官的立场上讲的，基本不存在甲农民说乙农民是“刁民”的；同时，“刁民”是相对“顺民”而言的。如果你甘受奴役，哪怕自己喝了农药自杀，也不起而抵制干部，你就是大大的“顺民”了。
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出，“刁民”产生有两个条件。一是干部违反法律、政策，胡作非为，侵害农民的利益，使农民走投无路，除了抵制别无选择，这时候，良民就被逼成了“刁民”，他们只好揭竿而起，上访告状了。第二，“刁民”往往是农村中思想比较解放，见识比较多，水平比较高的人，尤其是他们对法律、政策的知晓和理解超过了许多干部，于是他们才决定不向错误的权力屈服，选择抵制和上访。可见，许多干部所说的“刁民”正是农民中素质较高的先进分子。所以，当我听说某地“刁民”特多时，就感到那里的干部一定不怎么样，而那里的农民却可能素质不错。
所以，我常常对一些喜欢把提意见的农民称为“刁民”的干部说，农村里现在的矛盾不是“刁民”添乱，而是“刁民”太少的缘故。如果每个村里有几十个敢于监督干部的“刁民”，干部随便增加农民负担、乱占承包地、乱用集体资金的事还能畅通无阻地进行下去吗？同时，“刁民”的存在对干部未尝不是好事，如果大家都是顺民，干部无法无天，迟早会栽大跟头的。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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