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月 口述
采访人：刘小萌
时间：2002年3月1日
采访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某市属单位
采访前记
应口述者要求，本文主人公小月使用的是假名。在所有受访者中，我与小月是来往比较多的。最初是通过田小野的介绍，我跟她建立了联系。
小月的父亲，是一所大学的名教授，她的童年，是在阳光、鲜花和歌声中度过的。但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却将她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打得粉碎。先是母亲因为没有能 “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自尽身亡，身后留下4个年幼的孩子；继而“文革”爆发，父亲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高帽，进了“牛棚”。小月详细讲述了参加父亲批斗会时的内心冲突，一面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一面是“大义灭亲”的说教。像绝大多数同龄人那样，她选择了“大义灭亲”。但此举留给她的创痛却是永久的。
1969年，一心跟党走的小月，响应号召下放到东北边疆，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战士。脱胎换骨的改造，使她对前途重新燃起希望，谁知1970年的一场山火，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为了扑灭山火，小月的两名战友李晓军、张梅玲失去了年轻生命，她则被严重烧伤，面部毁容。19岁的花季年华，从此与“幸福”两字绝缘……
以后的几十年里，小月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人情的冷暖。不用说，许多朋友和同事给过她热情的关爱，但是也有那么一些人，仅仅因为她的面部被毁容，就无情地往她心头的创口上不断地撒盐。岁月如梭，如今的小月，年过五十，孤身一人，百病缠身。2002年底，她参加了职称评定考试，成绩优秀，并与单位签了为期2年的聘任合同。听到这个消息，我曾为她高兴，因为至少在可预期的两年里，长期困扰她的“下岗”问题至少是不复存在了。但高兴没多久，她就听说，自己所在的那个 “岗”，随时有撤消的可能，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她就只有“待岗”了。以她目前的年龄、身体状况，“待岗”后重新上岗的可能微乎其微。考虑再三，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提前内退”。“提前内退”虽不如在职，毕竟还可以享受一些优惠条件，比起“待岗”那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苦哈哈滋味来，可能还好一些吧。 2003年春节前，小月打来电话，说她已办好提前内退的手续……
小月的口述一气呵成，从内容到文字都很生动，一稿出来后，我和编辑都表示满意，她却不愿就此打住，又花了很多力气，对原稿做了大的改动。随着来往的增多，我对小月有了更多了解。面对常人难以承受的重重困难，她所表现出的那种自强自立，令我动容。如果没有那场山火，小月将是完全不同的人生。然而也正是因为那场山火，她使人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尊严与顽强。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小月的口述已远远超出知青历史的范畴，当她陈述因面部毁容而受尽白眼、嘲讽、冷遇、打击时，实际涉及了一个人间关爱的普遍性主题。歌声里唱的是“让世间充满爱”，但真正置身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你却发现，人们最缺少的，往往正是那种能够包容一切的关爱，那种对弱者的普遍同情与帮助。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倾听小月的述说，有更多的人们成为她的好朋友。
一、我们家的整个历史，跟各种运动离不开
“老爷子，你怎么这么傻呀？你当初要是跟李政道一块走，我们这些子女现在什么样？你看现在，子女有给你争气吗？一天晚上，母亲就用一根绳子吊在下水道的管子上。“文革”中，关峰、戚本禹相继倒了台，给我父亲又加上了一条罪状。因为这样的出身，我受过打击，差点被打成反革命。学习党的女儿马小翠，为了党的事业大义灭亲。
我从小到大一直属于比较淘气的女孩子，甚至人家觉得我有一点男孩子的性格，但是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觉得我比较聪明。我干某一件事，接受能力都挺强的，但功课也不是很好，因为是淘气的孩子么。我们家一共４个孩子，我是老二。我有一个阳光灿烂的童年，小时候我很爱笑，一些在别人看来并不值得高兴的事，也会引起我发笑。父亲不解地说：“一天到晚老傻笑些什么？”以后，父亲就一直称我为“傻呵呵”。虽然那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但我还是快乐的。
我父亲当初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现在要说起来，既算清华校友也算北大校友。而我的母亲、舅舅、姑姑、姑父，都是在这么一个环境里成长的。我的父母是自由恋爱的，又一起投奔了解放区。母亲姓何，在读书时就参加了进步组织，姥姥家的人很为她担心，认为是不务正业，因为国民党抓的就是这种人。母亲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抓捕，改姓何为姓柯。
上大学的时候，父亲跟李政道是同班同学，原来是学物理的，一个挺有天赋的人，特聪明。在学校时候，大家给他起的外号叫“百科全书”。在解放区，也算是很有文化的干部了，一解放，就分配到人民政府办的一所大学里研究马列主义哲学。五几年时，咱们和苏联挺要好，他又跟苏联专家一起搞哲学。这个时候，他在哲学界就脱颖而出了。他是属于那种比较一帆风顺的，也属于是春风得意的。说白点儿，就是爬的很快，也得罪了不少人。“文革”前，父亲已是系主任了，并已报批教授，可“文革”爆发后，全国范围内都取消了职称，军队也取消了军衔，父亲的教授职称也就不存在了。
父亲与艾思齐等人一起写过不少书，也为邓拓主编的《前线》写过稿子。母亲去世后，他为减轻家庭的拖累，找到当时的市委书记邓拓，请他帮忙，将我的弟弟、妹妹转到全日制寄宿学校读书。为此，父亲又成了邓拓线上的人。“文革”中受尽了一切非人的凌辱，作为一个“黑典型”，“反动学术权威”，受过多次批斗。造反派把他的双手涂满了墨汁，说他是什么“反动黑手”。在高校两派内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父亲竟被装入麻袋，从墙头上像白菜一样被扔过去。即便是这样，父亲也认为自己一生坦荡，党和组织定会还他一个清白。他多次表示，决不会自杀。一次他被“解放”出来，受命打扫卫生。从不会做家务的父亲回来时蓬头垢面，他认为这是组织对他的信任，兴奋地对我说：“你看爸爸还不老吧？我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
被父亲株连，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无一例外，全都插队，即使是满怀豪情，也难挥去离家的惆怅和对前途的迷茫，何况我们的走也只是迫于形势，出于无奈的选择，作为“黑帮”子女这是惟一的出路，因此内心的感受和思想的复杂可想而知。“文革”结束后，当我们费尽周折回来后，有一天弟弟以调侃的口吻对父亲说：“老爷子，你怎么这么傻呀？你当初要是跟李政道一块走，我们这些子女现在什么样？你看子女有给你争气吗？”说这话时，我们都刚从农村回来，什么都不行，都是白丁一个，“你的孩子，全都成农民了！”
在兵团期间，因父亲的株连我备受歧视，说实话，那时我既不敢写文章，为和家庭划清界线，又很少给家里写信，生怕笔误给人以口实上纲上线，日子一长提笔忘字，心里常常有种恐惧感，恐怕自己变成文盲，与当地目不识丁的农民一样了。
从小咱们受的学校教育就是一心跟着共产党，连父母的教育都是这样。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去世的原因其实特简单，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挺让人伤感的。我们家的整个历史，跟共产党和各种运动离不开。在“反右”以后，“文革”以前，当然也有一些政治运动，那时我年纪小，也弄不清楚都是什么运动，反正是学校里的运动。母亲原来是学文学的，很聪明，口才好，文笔也不错，字写得也好，全国的方言基本上都听得懂。五十年代，她先在文字改革委员会为吴玉章作助手，后来到父亲所在的高校任语文系教员，６０年代初，担任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在一次运动中，系里整了一个老教授，整的很苦，是整错了，作为一个基层组织书记的她代表组织去跟老教授道歉。人家是一个挺耿直的老头子，怎么道歉就是不接受。老头子说了：“我对你没意见，你也没整我，我是对这种事儿不满意，道歉我不接受。”我妈就觉得：一个党的书记，工作没做好，很内疚。那天……我觉得挺奇怪的。从小到大，父母很少给我们零花钱。要说我们家不算是经济多么紧张，那个时代都那样。记得那天母亲把我和妹妹都叫过来，我当时１１岁，妹妹９岁，母亲给我们一人两毛钱。我觉得非常奇怪，说：“妈，你从来不给我们钱，怎么今儿给钱呀？”母亲说：“很久不给你们零花钱了。”当时我们还小，没有那么多心眼，不会想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上去。那天晚上，母亲就用一根绳子吊在下水道的管子上。出事后，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站在原地浑身筛糠似地发抖。母亲留下一封遗书，意思是对父亲说：我对不起你，如果有来世，我还嫁给你。
可怜的弟弟当时还上幼儿园，大了都记不起母亲的模样。当时我们党从“左”的状况下扭转过来，政治环境逐渐宽松，中央召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会上邓小平同志还就母亲的事发表意见，认为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中，高校不应发生这样的事，要求有关部门查清此事。但终无结果。直到今天，父亲也是一头雾水，成为终身的憾事。母亲为什么自杀？她有４个孩子和幸福美满的家庭，她很单纯，觉得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党。很久以后，父亲曾经跟我提起：母亲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进入解放区之前对父亲说过：咱俩比赛，看谁先入党。她就是那种积极向上要强的人。当时我觉得他们大人还有点孩子气的。
母亲她是学文学的，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她给我们讲过很多的故事，比如大卫·柯波菲尔，我没看过那个小说，内容却记得很清楚。当大卫·柯波菲尔的母亲要死的时候，继父把他弄到一个寄宿学校，等于让他跟母亲见最后一面。那个黑人女佣不是特胖吗？她紧紧地抱着大卫·柯波菲尔，以致衣服扣因为这么一抱就绷开了。母亲每次给我们讲的故事都非常绘声绘色，我到现在都记得。她讲过许多伤感的故事，唱过一些凄美的歌，印象非常深刻。
父亲不论是在学术界或仕途上都比较顺，也就容易遭到嫉恨，“文革”首当其冲成为革命的对象。
父亲出身不好，我爷爷是从商的，而父亲大学毕业后就去台湾在一所中学教授历史和数学，填出身时他一直填的是自由职业者。
实际上我的父母跟他们的家庭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早都奔解放区了，没要家里的财产。但“文革”的时候，照样作为一种罪恶落在我们头上。再说高校分成好几派，既有保父亲的也有反父亲的，互相打得不可开交。周总理曾为父亲辩解说：“他写过《把哲学变成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的文章，在推广大众哲学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还是做了一些贡献的嘛。”接着江青也对父亲发表意见说：“这个人，你们不要保了，他跟戚本禹他们是有联系的。”其实，父亲根本没见过戚本禹，只是因学术关系与红旗杂志社、中央党校等一些领导有业务交往，也许交往到后来彼此就成了朋友，这也很正常的。但是在“文革”中，随着关峰、戚本禹相继倒了台，给我父亲又加上了一条罪状，等于又跟他们沾上了。最后弄得伤痕累累，臭不可闻了。作为这样一个人的子女，怎么可能不被株连呢？
因为这样的出身，我受过打击，差点被打成“反革命”。还没下乡之前在学校，一次庆祝党的生日，大家一起颂扬党的功绩。我发言时说：“党的伟大就在于她能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率领人民群众向前进……”好，可不得了，谁说党有缺点错误？她是“黑帮狗崽子”！当时真整哪！压力挺大。我是真心地歌颂党的伟大，怎么也成了“反革命”？我只是个初中生呀！
那个年代我对党的忠诚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在父亲受批斗的时候，我每次都跟着抓他的学生一起走。大学生见我是个孩子对我说：“回去吧，你放心，我们不会打你爸爸的。”我的回答令他们大感意外：“我不回去，我也要革命。他是他，我是我，我要和他划清界线。”因为这个，全家人，包括我的奶奶、姑姑，都不理解我，也一直怨恨我。觉得你爸爸都那么倒霉了，你还落井下石？可是我从小到大，包括父母和老师给我的教育是什么呢？都是大义灭亲。就是说，你的至亲好友犯了罪，你都要毫不犹豫地跟他们划清界线。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听过党的女儿马小翠的故事。她的一个亲戚是地主，她的父母早死了，她就在这家长大，后来把亲戚干的所有坏事都告发给党了，她的亲戚想害死她。学习党的女儿马小翠，为了党的事业大义灭亲。从小到大，我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我爸要是对不起这个国家和社会主义，不管怎么样，我也得打倒他呀。可是当父亲双手涂了墨汁，被当做“反革命黑手”批斗时，我虽然站在那儿，也跟人喊口号：“打倒××！打倒××！”我的心却在滴血，在流泪。所有的人都在那侮辱父亲，作为女儿我不仅没能帮助他，还跟着喊口号。你说我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情？没有人能理解我。直到现在，我跟一些亲属还存在着隔阂。谁来弥补？别人根本不原谅你，觉得你是一个挺卑鄙的人。
上大学后，一次与英语教师闲谈，无意中得知老师竟与我姑姑是大学同窗。当老师从姑姑那里得知那段与父亲“决裂”的往事，不理解我为什么那么做，同时又痛心地谈起她自己的女儿在“文化大革命”中“大义灭亲”的壮举。老师责备我对父亲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不明白，我怎么样表现都入不了党--当时可不就想入党这件事吗？--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就是得不到党的信任，还受到各种歧视，这一切不都是父母给我带来的吗？老师说：“那不是因为你父亲，而是‘文革’造成的。”天啊，难道我应该承担历史的责任吗？在茫茫人海中，类似的情况还有的是。过去那个时代留给人们的伤害，谁也说不清。我们这一代的悲剧和重负之一，就是为了理想和荣誉过多地参与了政治，而最终又被残酷无情的政治加以惩罚。更具悲剧色彩的是，老师的女儿也是与我同在一个农场的知青，父一代子一代的悲剧，在两个不同的家庭上演着。
二、无情大火蚕噬了年轻生命
学校推荐我这么好那么好，后来就作为具有革命性的、与反革命家长划清界限的典型被兵团接收了。出身按爷爷算，最后他们说：“那你就填资本家吧。”着火的地点是大豆地，回想当时对着火这件事，我最初的一闪念就是高兴……终于有机会洗刷自己了。珍宝岛战役中的战士真有这样的，“叭”--苏联兵的枪弹打来了，他挺身护住大树，被打死了。
“文革”中，我们家４个孩子无一遗漏全部下了乡，“狗崽子”是不可能留城的尽管北京有政策。每家可以留一个，但我们不可能留。
我是１９６８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当时心里非常明白，知道自己绝对不可能留城。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绝对是黑帮，而且我想通过下乡证明自己是清白的。我总去找学校管分配的老师强调：“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批斗父亲时我跟着跑这件事，学校都知道，还把我作为一种典型。老师跟北大荒来接学生的人说：“这孩子我们了解，能跟她父亲划清界限，挺好的，你们应该要。”学校推荐我这么好那么好，后来就作为具有革命性的、与反革命家长划清界限的典型被兵团接收，去了北大荒。
刚到了那儿还挺高兴，可是真没想到，兵团把知青还分成好几类，有的叫兵团战士，有的叫非兵团战士，这就等于把人分成两类。出身好的是兵团战士，出身不好的不是。实际上干的都是农活，工资也一样，就是在名义上被划入另类。每次开贫下中农会，出身好的允许去，出身不好的不许参加，我就属于那另类。在农场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她父亲是被镇压的，实际上她是个很普通的人，人群中谁也不会注意到她，但忽然一夜之间她成了名人，一个坏典型，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某连队有个女知青不是兵团战士。其实这个坏典型什么坏事也没做过，在一次铡草时，她的手不幸被铡断，从此成了残废。
以前我每次填出身都填革干。因为父亲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但是在东北农场，出身按爷爷算。他们说：“你爷爷干嘛？”我说：“我没见过我爷爷，他解放以前就死了。”最后他们说：“那你就填资本家吧。”没办法只好填了资本家，贫下中农会也不能参加。我总这么想：偶然成必然，正是因为这么个出身，正是因为我们这种非常纯洁的心灵，所以总是积极向上，努力想洗刷自己。
李晓军的父亲是在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的，以前是中学老师。因为我俩中学是同班，这种遭遇不由得就把我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父亲起码原来是革命干部，又是马列主义的学者，晓军的处境比我还不如。有一次她找我，就说：“我要去喂猪。”因为喂猪那活又脏又臭没人干，我们就找指导员使劲地要求。指导员倒是挺高兴的，他是部队复转军人，有一种老百姓的纯朴。人家不因为你出身不好就低看你，挺高兴的就把我们分到那儿去了。我们又找他要求：越苦越累的活越要干，要改造思想。人家大概觉得这俩北京孩子挺积极，所以对我们印象也算比较好，但是整个社会背景你还是脱不开。
那时兵团不允许知青回北京，人都有一种思乡情，还有一个思家情，就说这家再穷再破也好，就说这家是所谓地、富、反、坏、右也好，毕竟你是从小到大在家里长大的，思念肯定会有的。有一次我们连一个同学终于获准回家探亲了，我们所有的同学都高兴，就跟自己要回家似的，都跑到她那儿去了，跟她说呀，你给我带什么什么。等于她是受了重任的，在北京把我们所有的家挨着走一遍。不久听说她要回来了，又迫不及待地想见她，了解家里的情况。我那时忍不住了，想去火车站接她。驻地离火车站挺远，要用一天时间。我们喂猪有一点是特殊的，就是歇大礼拜。什么叫大礼拜呢？十天一休息。喂猪的人不能说我这一休，就把猪饿着，所以采取轮休。三个人轮着，十天能休一天。正好秋天赶上农忙，我要休假去火车站接人。可是一到农忙连大礼拜都没有了，不允许休假了。可忙不忙的这猪也是这么喂。当时的人们都挺“左”，我属于个性强的人，就说：“指导员，反正我跟你说过了，跟你请过假了。”指导员说：“我可没准啊。”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还真去了火车站。回来以后，指导员就在大会上批评说：“有的知青无组织、无纪律，就在这大忙季节，……”在底下好多人交头接耳，都问：“谁呀？”我那时很诚实，就说：“那个人就是我。”人家都不信：“你别开玩笑了。”“真的！真的！就是我。”谁也不相信。后来李晓军找到我，非常诚恳地说：“你怎么能干这事呢？咱们都挺进步的！你还犯这种错误……”离开北大荒多年了，然而那片油黑的土地却常使我魂牵梦绕。虽然那里留给我的痛苦多于欢乐，但我毕竟从那里第一次走向生活，那里留下我一去不返的青春岁月，也沉睡着我朝夕相伴的同学和朋友。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９日是个极普通的日子。我们正在喂猪，“不好了，草甸子着火了！”只见西北方向浓烟滚滚，晓军抄起扫把，我拎条麻袋冲了出去。回想当时的情景，我最初的一闪念是高兴，考验我们的时刻终于到了。没人组织，没人号召，面对一片火海只有７个人，５个北京知青，一位本地青年和一位大嫂。在那动荡的年代，“宁为公字前进一步死，决不为私字后退半步生”，这成为时代的座右铭。
大火即将吞没２４００亩大豆，也威胁着村舍住地。我甚至为能有机会向党和人民表示自己的忠诚，以青春和热血洗刷凭空加在我身上的耻辱而感到庆幸。浓烟呛得喘不过气，烈火烧得睁不开眼，几百度的高温使人窒息难忍，烈火烧身的痛苦使人本能地后退。我听见晓军在鼓励我：“小月，坚持住！”我感到她是在向我暗示，只能用行动证明我们不是“狗崽子”，关键时刻我们有和工农后代一样的热血和肝胆。往日的屈辱压抑一起涌上心头，我忍着难言的痛楚疯狂地抡着麻袋，甚至感到一种洗刷灵魂的快乐。晓军一下又一下挥动扫把，燃着了掀起的衣角、烧秃了手中的扫把，她好像全然不知，奋力高呼“下定决心……”我随着她一起呼喊“……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无情的火舌窜入口中，我不知自己是怎样喊出来的，声音是那么凄厉吓人。想用死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可能是阶级斗争年代中我们惟一的选择。
突然晓军身上起火了，我拼命地朝她呼喊：“李晓军，快打滚！”她倒在滚烫的大地上，我知道她是在为父亲赎那并不存在的罪。记得当年她曾写下一首小诗：“站在猪圈宝书捧，眼观全球干劲冲，养猪喂猪为革命，掏出红心献出忠。”她是怀着怎样一种赤诚渴望着理解与信任！我的手、脚、脸已全部烧伤，好像有无数把利刃在割着。我不顾一切随着翻滚的晓军奔跑，却不知该怎样帮助她。到底是高中生多几分沉稳，老崔用手拍打着她身上的火焰，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就是往日活泼的“小鸡”？她的脸如同黑铁浇铸的面具，双手的皮肤全部剥落下来，就像一副手套挂在指尖上，剧痛使她如同秋风中的树叶籁籁发抖。
远处传来大嫂悲痛地哭声：“小张，不行了！”晓军用严重烧伤的双手推着我们说：“不要管我，快去救火！不要管我，快救小张！”没人注意到大火卷过之后，张梅玲已经倒在焦黑的土地上，没来得及实现她救火的愿望，甚至都来不及哼一声。她的皮肤烧焦了，肌肉炸裂了，一截短辩散落在身旁，全身只剩下一条腰带和一双鞋底，她全身赤裸洁白刺目，四肢挛缩着一动不动。可当时我以为她还活着，我觉得很害羞，一个姑娘就这么赤身裸体地躺在那儿，可我又找不到什么可以盖在她的身上。
前的情景使我惊呆了，刚才还是两个活生生的同学，转瞬之间都倒在冒着黑烟的大地上，难割难舍的同学情揪住了我的心。我真想拉晓军起来，一起向梅玲道个歉。就在这天早晨，梅玲来猪舍看望我们，可能因为出身好及其他原因，她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成为营妇女干事。时代背景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同学间原本融洽的友情蒙上了阴影，我们都不愿理她，甚至还说了些挖苦的话。可这究竟为了什么？浓烟遮盖了天日，空气中弥漫着肌肉烧焦的气息，四周一片昏暗。我看看这个，又望望那个，心里一片迷茫，我感到深深的悲哀，我们应是极好的朋友，那隔阂本不该存在。无情的大火吞噬了一切，也烧去由出身造成的隔阂。
有人在哭。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哭？是因为我们负了伤？可到了医院我们不是还和从前一样健康？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烈火在瞬间完全改变了我的容貌，那年我才１９岁。
闻讯赶来的人们背起我和晓军。梅玲已经不能背了，伸手只能抓落她剥脱的皮肤，人们脱下衣服套在锹把上抬起梅玲，烧成液体的脂肪从她身上流淌着，点点滴洒在长满毛刺的苍耳草上，脱落的皮肤随着担架的起伏晃动。多少年过去了，一位当年抬担架的哈尔滨知青对我说，在那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他都不能吃肉，端起碗，就是肌肉烧焦的气味，那惨烈的一幕给他的刺激太强烈了。
几个青壮年男职工轮流背着我，踏着齐腰的荒草，深一脚浅一脚走几步就要换一下，我伏在他们的脊背上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身子软软的不断从脊背上滑落，稍一用力好像全身的血管都会爆裂开，肿胀的脸封住了眼睛。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只能听见沉重的喘息声，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知青们目睹这种惨状不禁失声痛哭，一位男知青怒吼道：“哭什么！我们首都的红卫兵，决不给毛主席丢脸。”四周一片沉寂，烧灼的痛苦如万箭穿心，我更牵挂着晓军，因为只有我才知道她心里比身体更重的创伤。我问：“晓军你痛吗？”她回答：“不痛”。那声音微弱地几乎听不到，只有经过烧伤的人才能体会到那是怎样一种痛苦。由于呼口号时火灼伤了她的喉咙，烧焦了她的舌头，喉头水肿窒息，嗓子里发出一阵阵可怕的咯咯声，难耐的焦渴，使她含混不清一遍又一遍地喊到：“我要喝水，我要喝好多好多的凉水。”那以后的情景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尽管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火势没有丝毫的减弱。那火又烧了几天几夜才在拖拉机翻起的防火道前熄灭。大火卷起的灰烟随风飘出几十里以外。或许历史和我们开了个残酷的玩笑，那场使我们生离死别的大火竟是一个牧牛人在百无聊赖之际点燃老鼠取乐引起的。
现在冷静一点来看，有人认为不值得。当时宣传什么口号啊：“我赞成的口号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时候把人的生命看的不珍贵。珍宝岛打仗的时候有一个口号：“不伤祖国的一草一木。”珍宝岛离我们农场不远，往珍宝岛进部队的时候，大批的部队从我们农场往前拉，野战医院就设在我们团部，对我们影响特大。那会儿的战士真有这样的，
“叭”--苏联兵的枪弹打来了，他挺身护住大树，被打死了。你觉得他们愚昧吗？不能这么说，当时就是这种教育。后来又说了：“不能伤祖国的一草一木”只是一个激励斗志的口号，不是让你们白白牺牲生命。我们是要打击敌人，保护自己。可是那个时候，没人告诉我们这个，也没人教给我们这个，完全出于一腔热血和真诚去这么做。
三、我和晓军、梅玲
后来大夫看我挺固执的，说：“如果我骗你，也是万不得已。”我老觉得对不起她呀，甚至有一段时间总觉得是我把她害死的。她跟她妈两个人的三件衣服来回倒着穿，因为其中有一件是要换洗的。到现在我都觉得晓军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梅玲不该承载那份沉重。她是没来的及实现愿望的英雄。
数月后，我偶然在病友聊天时听到晓军、梅玲牺牲的消息，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就在那天早上，我们还一起有说有笑，听到着火的呼喊，灵巧的晓军还三下两下爬上草垛向远处张望，我双手抓满麦草几次都滑落下来。或许我的样子太滑稽，晓军开心地朝着我笑。我总觉得自己是在做梦，眼前还晃动着她们的身影，耳边还响着她们的说笑声，长期以来遭受歧视的压抑，烧伤带来心灵肉体的痛苦，失去同学、朋友的悲哀如同决堤的洪水，我嚎啕痛哭。人们不知出了什么事，病房门口挤满了人。
我的同学、战友李晓军、张梅玲就这样去了，她们去的太早太年轻，带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带着对理想的追求，融入她们所热爱的黑土地。她们同生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与我们的共和国同龄。
第二天我突然不肯换药，大夫不明白为什么，我只是反复地问：“你为什么骗我？为什么骗我呀？”我抱着一丝幻想，希望他能告诉我晓军、梅玲还活着。大夫看我挺固执，无可奈何地说：“如果我骗你，也是不得已。”当一切都得到证实，就像做梦似的，觉得是电影吧？是演戏吧？怎么会是现实呢？一觉醒来人们会说你是做了一个梦，可梅玲、晓军真的走了。那是我一生最惨的悲嚎，既为了同学朋友的离去，也为自己早逝的青春年华。大夫递给我一条毛巾，并不住地劝我，我不知道他都说了些什么，捂住脸的毛巾像纲锉一样扎着脸。我不断地哭喊：“早知这样，为什么不给晓军喝水呀？让她受了那么多的罪。”第二天，我的脸由于淤血成了黑紫色，可怕的肿胀起来。
记得晓军入院时，因呼吸道严重烧伤，憋闷使她常常不由自主猛地坐起来。大夫劝她忍耐一下，她就顺从地躺下。她的气管被切开了，吸氧机也上来了，听着那风箱般的喘息，我既为晓军的伤势担心，又因为受到干扰而烦躁。我只有绷紧每一根神经，才能忍受那炼狱般的折磨。当病房突然安静下来后，我终于舒了一口气。这时晓军在同一个病房中死去了，我却不知道。醒来以后，我不断地问：“晓军呢？”我老觉得对不起她呀，甚至有一段时间总觉得是我把她害死的。我恨自己为什么那么自私，在她最痛苦的时候没能帮助她。
晓军她爸被打成“右派”以后，她妈一个人负担她、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还有爷爷、奶奶。她妈是“右派”的老婆，所以被逼无奈离婚了，不离婚不行啊。爷爷奶奶都跟晓军的妈妈过，人家要是真离婚能这样吗？！晓军的妈妈在建筑工地当小工，虽然一贫如洗，但是她特刚强，从来晓军总是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你根本不觉得她家有多困难。她跟她妈两个人的三件衣服来回倒着穿，因为其中有一件是要换洗的，她从来干净利落。晓军人品好，功课也好，在小学的时候就是班干部，到中学后是我们的中队委。我本来以为她是一帆风顺的，但第一次踏进她的家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长凳架起木板是她的床铺，肥皂箱是装衣服的地方。虽然家中的一切都是破旧的，但却干净得一尘不染。在这个简陋的家中，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自尊和在逆境中不屈服命运的欲望。
北大荒雁窝岛的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我们这些稚嫩的首都中学生，在无数次软磨硬泡下，晓军先走了，也许命运使我们从此分开。晓军掩饰着自己的悲哀，极力装出笑容从车窗中探出身来说要在北大荒迎接我，我只是默默地点头，生怕一张嘴就哭出声来。当我的诚心终于感动了“上帝”时，为了我和晓军的友谊，接知青的老杜特地把我们分在一个连。难忘１９６８年盛夏的一个夜晚，毕竟是不满１８岁独自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闯荡人生，心中难免凄凉。卡车还没驶入连队，依稀可见村落房舍，不由一阵惆怅，突然有人一遍遍高喊我的名字，晓军手举着红灯笼向着卡车奔来，我一声声的回应着，常常不敢相信我们分别已经久远，闭上眼睛晓军就在面前。
我与晓军也不是没有过矛盾。晓军的生活负担重，在这个缺少父亲的家庭里，母亲把她看作成人，有什么事都和她商量。作为家庭的支柱，她要带弟弟妹妹，还要做家务，她像工农子弟，身体素质好。而我是知识分子家庭，小时候贫血，还有哮喘病，体质较差，中、小学一直免体育。到农场后这种身体的差异就明显了。猪棚有一个本地的大嫂带我们俩，她特别喜欢晓军，疏远我。人家就看干活，哪个干活好，“倍棒！”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常为了些小事闹别扭，很久谁也不理谁。有一天，晓军找到我，谈我们的理想任重而道远，坚信凭自己这一代的努力，可以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相知在那孤单寂寞的岁月，她受歧视，我遭冷落；于是我们走到了一起。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彼此之间，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都能心领神会。我庆幸自己在那凄苦的日子里，拥有世间最纯真的友谊。
到现在我都觉得晓军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血统论”的滋味我们都不陌生，不同的是晓军没有牢骚，没有怨恨，只是默默地承受。她小巧麻利，和泥脱坯，排水挖沟，扛麻袋，样样走在前头。大伙都亲昵地称她为“小鸡”。她用苦干赢得人们的信任，被选为农工排排长。她受过太多的挫折，早已学会用微笑对待苦难。
相比之下，似乎梅玲是幸运的，好像命运对她格外关爱，然而没人知道，她承载着那个年龄不应承载的沉重。不能说梅玲是一个不好的人，她是属于挺单纯、挺执着的人，但是论素质或是才学，她跟晓军比真差得很多。可是那个时代，她就是营的妇女干事，实际上她自己也觉得很吃力。那焙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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