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害“南方都市报案”的幕后黑手:张桂芳

作者:王建民 发表:2004-06-13 0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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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广州《南方都市报》因去年报道‘孙志刚案’,得罪广州地方当局,被‘挖地三尺’查帐找麻烦,总经理喻华峰和总编辑程益中被捕入狱之际,主持这场冤狱的操刀者、广州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张桂芳的幕后真貌,也意外地曝光,并随着‘南都案’的进展,正一层层揭开,让世人了解。

作为广州市政法和公安系统的主管,张桂芳实际上负责‘南都案’的策划和具体操盘。在他的指挥下,喻华峰被以莫须有的‘贪污罪’和‘行贿罪’一审判处十二年重刑。六月七日在广州市中级法院的二审上诉开庭,虽然受到北京高层的关注和海内外舆论的注意,庭审进行了整整一天,但幕后政治操控的阴影自始至终笼罩着法庭。消息人士告诉亚洲周刊,在张桂芳的强力操作下,‘喻华峰的案子很难乐观’。目前,各方都在注意法庭‘择日宣判’的结果。

出身治保主任专门整人

靠‘整人’和‘割资本主义尾巴’起家的张桂芳,三十一年前担任从化县螯头公社中塘大队‘治保主任’时,就表现了‘政治正确’的投机特色和‘整人’的力度。他一九七四年即担任从化县龙潭公社‘西向工作组’副组长和从化县委‘路线教育办公室’干事,在‘穷得叮当响’的从化县农村,到处宣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整人。

一九七五年文革期间,当时二十三岁的张桂芳,就因整人有功,被提升为从化县神岗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据从化一位知情的退休官员表示,张桂芳为推行当时文革的极左路线,表现非常突出,被当成‘重点培养对象’,步步高升。但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后,类似张桂芳这样的‘三种人’,却摇身一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干部,仕途不但没有受到影响,而且更上一层楼。

之后,善于揣摩政治风向的张桂芳,又根据当时的形势,赶了个政治时髦,以一年半的时间,到华南农业大学干部专修科大专班得了个大专学历,于一九八四年之后,先后担任从化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县长,在家乡整整经营了八年,直到他于一九九二年,调任广州市天河区委书记兼区人民武装部党委第一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哥哥四十多岁当警察

靠整人起家的张桂芳,被指以刑事罪名整肃《南方都市报》,是因为该报对‘孙志刚案’的报道,导致不少政法系统人员涉案被捕入狱,张对此施以报复。亚洲周刊透过对张桂芳的背景调查发现,张桂芳本人与家人都与公安系统有切身的厉害关系。除了张桂芳出身‘治保主任’之外,他的弟弟张记添就在他担任从化县委副书记和县长期间,进入公安系统,并在他的庇护之下,一路升至从化县灌村派出所所长。

这是张桂芳和他家庭的转折点。他深深知道公安这个‘枪杆子’在中国社会的功能,很重视武装力量作为‘专政工具’的威慑作用。因此,在他调任广州担任天河区委书记之后,他从没有忘记在他的履历里,强调‘兼区人民武装部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这期间,他进行的一个重要布局,是把他当时已经四十多岁的哥哥,从佛山市的一家针织厂调到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由工人变成了警察。

张桂芳的家乡从化鳌头中塘村一位村民告诉本刊,张家的大哥张庭平,四十多岁从警之后,很快由工人身份变成了‘国家干部’,进入了‘专政队伍’。由于‘朝里有人好做官’,在张桂芳的光环和亲自关照下,张庭平职务升迁很快,短短数年间已经担任天河分局的科级干部。这位村民羡慕地说:‘人家就是有个好兄弟,当官发财,不必像我们还在这里,靠种点菜养几头猪维持生活。’

弟弃警天河开发地产

值得注意的是,张桂芳的弟弟与大哥的发展方向正好相反。就在大哥张庭平四十多岁穿上公安服装的同时,弟弟张记添却在这个时候离开了公安行列,下海做生意,进入另一个阶段的生涯规划。从化公安系统很多人都知道,当时担任灌村派出所长的张记添,放弃了这个‘非常油水’的职务,投奔到他在广州‘当大官’的哥哥那里,‘做生意去了’。但他们不知道张记添做的是什么生意,只知道‘肯定是比派出所所长赚钱还要多的生意’。广州市知情人士告诉亚洲周刊,张记添是在他的哥哥张桂芳担任天河区委书记时,于九二年‘毅然决然’弃警从商,到天河开发房地产。这位人士表示,‘公安局是他们家开的,要进要出,还不是一句话’,而天河是张桂芳的地盘,要地有地,要钱有钱,而且‘地都是好地,比如天河区政府对面芳村二横路一带,一些铺面的开发和地产项目,就是张记添的’。

几年来,张家三兄弟在广州市天河区,一个当区委书记兼区人民武装部党委第一书记,掌握党权和枪杆子,在天河说一不二,一个当警察,另一个当地产开发商,利益输送问题普受关注。本刊曾致电广州市委张桂芳办公室求证,但均无法获得张桂芳的任何说法。司法界人士说,张家这些年获得的利益有多少,外人可以从这种权钱交叉关系中看出一点名堂,其数额恐怕不是喻华峰和程益中被指‘私分’的十万元所能比拟。

豪华大宅设空中花园

张桂芳在其家乡从化鳌头中塘大石古村盖的那栋大宅,就不止十万元。这是一栋四层楼外加空中花园的楼房,在大石古这个人月均收入只有四百元左右的村子,显得气派非凡。村民当然知道房子主人的身份,是广州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大官,有势有权有钱的大户人家。

在村里一间矮小的平房里,一位女村民说起张桂芳的大宅,用一种不平又有点不屑的语气表示:‘人家当大官,当然有钱啦。’这个五口之家,据称一年收入只有一万多元,‘生活马马虎虎过得去’,看来,他们一家凭着这样的收入,不吃不喝,几十年之内也不可能住上张家这样的楼房,除非他们也去当官,之后‘官而优则商’,就象张桂芳兄弟一样。

张桂芳的这栋四层高大宅,据称平时都空着,张一家和父母都住在广州市。虽然家乡与广州距离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但他一年也就回去两三次,比如春节过年或拜祖的时候,不过都不过夜,当天就赶回。实际上,张桂芳的这栋大宅象征意义大过实用意义。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权势?可以用手中的权力滥抓滥捕滥判?象征着中共高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象征着‘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这是现实政治的讽刺,也是中国司法不独立的悲哀。


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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