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这个“鼓励政策”并不新鲜，好多地方一直在实行并且正在实行这样的政策，或者更具有“鼓励性”的政策，而公众则仿佛已经差不多默认了这笔账，以为这就该自己埋单的，至少是没有了叫屈的热情。而在广州的媒体上，这个“鼓励政策”还拿来讨论了一番。这，倒是一个新鲜事，好事。
其中有两个论点值得关注。一是一位人大代表说，要用这个钱，为什么不通过人大。二是广东行政学院的一位教授先生的话，令我很受启发。他说，“公务员每年都有一定数额的培训经费，这个在国外也是有的，其中一部分就是用来开发人力资源的。”
既然“国外也有”，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那就也应该有吧。只是，“国外”是有很多国的，教授说的是哪一些国呢？如果说的是我们的公务员最热衷去考察的那些国家，此说就有一点问题。他们的公务员，是我们这样“开发”出来的吗？公务员有高低级之分，其情形颇不相同，我们分开来说。他们的高级公务员，包括我们的香港的高级公务员，哪一个不是著名大学的学士硕士博士？他们可能在某个时候需要进修更前沿的知识，但需要开发“学士以上”的“初等学历”吗？再说低级一点的公务员，揣想世界之大，除了中国，可能“国外也有”先招进本科学历都不到，再拿政府的钱去念本科的，但这样的国家，也需要我们去接轨吗？
在中国国情下做公务员，真是幸福之极。没有本科学历可以到公务员队伍中去拿。如果做了相当高级公务员，请几个人到衙门里去做做太师，讲讲“本科以下” 的知识。这一情形，常被舆论捧为新气象，实在是大谬远矣。在一个正常的选官制度下，在一个飞速发展的社会里，哪有时间等你赖在那宝座上，临时听了讲座，补充了常识继续来管理社会。所以，我听到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之流在法庭上说他不懂法，虽说亦属无奈的谦虚，但也不妨说道出了几分实情。真让人七窍生烟。
教授讲的第二个道理，就更加了得：“……可以想一下，如果公务员决策能力低下，一项决策失误，损失便不是一两万，而是上百万甚至过亿了。”听了这话我就惭愧，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决策失误”是因为领导干部“学历不足”呢。我不知道该教授是否特别幽默，喜欢反话正说，我们老老实实从正面听，这话明明白白是在“威胁政府”了：还不快点拿钱让他们念书去嘛，到时候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这样的教授还是道之不孤的。有一些公众也仿佛觉得公务员念书该由纳税人埋单。他们也没有想过，为什么给公务员报销３万无元“公务餐”，是腐败；而给公务员３万元去念本科以上学历，就可以。如果说后者是为了“增长知识”，为了更好地做公务，难道让公务员吃得更好，更方便，“增长身体”，不可以“更好地做公务”吗？
据报道，到明年，广州市公务员队伍的文化程度结构比例，将提高到：本科及以上学历占５０％以上，大专及以上学历占９０％以上。作为一个发达的大城市，这个可怜的比例还是在多年的“鼓励政策”下形成的。推想其它的地方的情形应该如何呢？真是想着就令人难过。
但是，最难过的，恐怕还是徘徊在劳务市场的“本科以上”的劳务大军。他们念书的时候，要获得助学贷款，可不容易。等他们毕业了，贷款在追着他们，银行和教育部门都在考虑贷款求学的贫困大学生的还款能力。但是他们得眼睁睁看着政府慷纳税人之慨，把公款无偿塞给那些没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去回了炉再来当公务员。无它，只因后者是“公务员”。
在同样的逻辑下延伸的，还有更多更大的“鼓励政策”在全国各在实施：如果你已经是公务员，如果你实在不想念书，你愿意去做生意，那好，给你保留两年“公职”，保留两年工资－－挣了钱或者没有挣到钱，想回来就回来，这公务员的位置反正就是你的，你要回来，职称还跟着你原先的“同辈”靠……实事求是地说，这完全是把公务员队伍搞成了一个挺讲道义的利益共同体：只要一旦加入过，你要想干净退出，没门，必须带走已经属于你的“附加值”。
原来不兴叫公务员，叫官员的时候，人称这样的情况叫“官本位”，现在，我们知道，那并不准确，即便不是官，只是一个“当差的”，即普通公务员，也已经跨入了“本位”。是谁在纵容这种“以公务员为本”的土政策？是谁把公务员队伍搞成“一个挺讲道义的利益共同体”的？为什么没有一个地方觉得这样用钱需要过一下当地人大的一关？为什么还有行政学教授给出“与国际接轨”的依据？他们的立脚点，无非是真把公务员当“国家的人”了，当成人民的主人了，主人就该国家养着，主人用钱，还需要向谁报账呢？
(中国经济时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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