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盛夏，气温骤升。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创作、并在北京隆重公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盛况空前。
紧接着，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做出决定，怀着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请’到广州演出。要求每一个艺术造型、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舞蹈动作，都必须与‘原型’相符，不能有丝毫走样。为此，集结了全省最优秀的歌唱演员、舞蹈演员、导演、乐队、舞台设计师等千余人，以黄花路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为基地，按军队建制严格管理，严格排练。陶书记还发出指示：为《东方红》添红。就是说，只要是《东方红》演出上需要，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一路绿灯，日夜通畅。
我从渔区采访归来，在中山纪念堂观看《东方红》演出。无论读书还是观看演出，我向来很少‘动感情’。也许这与我个人的‘戏剧观’有关，我认为，舞台上的所有故事情节，都是虚构的。可以说是‘艺术真实’，但不等于‘生活真实’。如果感情过于投入，可能会影响自己做出比较客观的艺术判断。看《东方红》演出，我直观的印象是，重温了一遍已经熟知了的中共党史。
一位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位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联手’做出如此罕见的大动作，是不是文艺界又闯了甚么大祸？联想到一九六二年夏天，‘全国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广州举行，也是周总理和陶书记主持，《东方红》的公演，绝对不是一次普通的艺术演出。我预感到文艺界将会有一次大整顿。
果然，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一系列批评，陆续在中央的报刊上公布出来。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说‘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说‘文艺界的许多部门，已经跌到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边缘’，口吻和用语如此严厉，大大超过十年前公布‘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时的‘按语’。
‘五，一六’通知公布，正式成立‘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姐’，任命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副组长、陶铸为顾问（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不久更窜升排名第四位，即毛、林、周、陶）。这时我虽然躺倒在医院的病床上，断了脊梁骨似的，备受神经痛的折磨，心里却一直关注文艺界的动静。挨整是肯定的，但整到甚么程度，整成甚么样子，却无从想象。
‘一月风暴’从上海刮起，各省相继‘夺权’，令我大为吃惊，却又百思不得其解。说是‘文化大革命’，看来又不仅仅是文化界的事。说是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级党委都已溃不成军，昔日的绝对权威早已荡然无存，连人影儿都见不着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又到哪里去找？别地的情况我不了解，广东的情况略知一二。光是陶铸荣升为中央第四把手，大致上可以判断，广东应当是‘健康’的。即使有个别‘野心家’，恐怕也早叫陶书记‘收拾’了。尽管我有许多‘不得其解’，有一点是绝对明确的，那就是毛主席的绝对权威。
一九六六年‘三月军管’，广州突然出现了大乱的局面，大规模的打、砸、抢、操、抓，大规模的两大派发生武斗，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随便杀人，使全市变成恐怖世界。
开头，宣布广东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主任是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原先省委大院门口的牌子是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陶铸荣升中央后，省委第一书记由赵紫阳继任），现在换了新牌子，是广东军事管制委员会’。三天后，军管会即发布第一号‘取缔令’，把珠江电影制片厂‘东方红’、老红军战斗团’等等一大批群众自由结合的组织，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这些群众组织立即解散，各该组织的头头亲自前去军管会登记，听候处理。
对这个‘取缔令’，广州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反应截然不同，一派说‘好得很’；另一派说‘好个屁’。说‘好得很’的这一派，自称为‘拥军派’，认为军管有如‘东风劲吹’，形势大好，这一派就叫‘东风派’。说‘好个屁’的这一派，认为军管支持‘保皇派’，压制‘造反派’，坚信自己一派拥护的是毛主席‘革命造反’的路线，决心高举红旗，战斗到底，夺取最后胜利，这一派就叫‘红旗派’。我不赞成‘取缔令’，理由既简单又具体。因为中央文件明确规定，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整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运动才开始不久，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都被造反派夺了权，全国上下都没有任何一个人，被定性为‘走资派’，军管会有甚么依据，可以将人数众多的群众组织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明明就是利用军管的权力，把斗争矛头从‘走资派’转移到‘革命群众’，干扰斗争大方向，打击群众，保护‘走资派’！
如果我不赞成‘取缔令’的理由，仅仅停留在‘看法’或‘判断’上，大概不至于后来招惹了那么严重的灾祸。由于我太自信，太认真，把自己的看法和判断，写成了一篇大字报，贴在大院里的大字报棚上，很快就被‘观点相同’的群众组织，刻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据说‘颇有影响’。一年又三个月以后，军管会主任黄永胜窜升为中央军委参谋总长，军宣队即‘秋后算帐’，拿我开刀，罪名就是炮打三红’（所谓三红，即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军），‘恶毒攻击黄总长’。照此罪名，杀无赦！
那么，实行军管的广州，到底是‘东风’还是‘黑风’，观点不同的人自然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我以为在概念上的争论，无济于事，还是来看看事实吧。
在文化界，散文作家秦牧的遭遇，具有典型的意义。
秦牧原来是民主同盟的重要成员，因政治态度左倾，反右派运动后期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青云直上，当上了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副总编辑，并多次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出访多个国家，写下不少‘歌功颂德’的文章，是陶铸书记门下得意的大秀才，也是南方‘歌德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一九六０年春节期间，全国正陷入‘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大饥荒绝境，秦牧发表了散文《花城》，竟是一篇‘歌颂大跃进’的奇文。
谁都料想不到，陶铸门下的大红人，却被第一个抛了出来。《羊城晚报》领头，中南五省（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的省委机关报，统一步调，集中火力，都以头版头条位置，批判秦牧的散文集《艺海拾贝》，指责这本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的大毒草’。并由文及人，揭露秦牧是‘艺海里的一条响尾蛇’。就在报纸公开批判的第二天，就有一批又一批的人，包括工人、街坊妇女、青年、儿童，轮番拥进秦牧在东山的住家，声讨、申斥、责问。第三天开始，更有各式各样的人，川流不息地闯进家门，大喝大骂，声明要把秦牧‘斗垮、斗倒、斗臭’。叫骂声震耳欲聋，房门被踢破，床架被踩烂，屋子里糊满了大字报大标语，连个睡觉做梦地方都没有，夜里还不断有人来叫嚷着‘打倒秦牧反动派！’
秦牧从此不得安宁，苦不堪言。他在无奈与绝望中，曾经闪过一个念头：对着那群吵闹得最凶的少年儿童，沉痛地说声‘再见了，小朋友’，然后从天台上跳下去，结束这个悲惨的局面。不久，秦牧被所属单位（羊城晚报）秘密转移并监管起来，与妻子隔离。忽然，又收到房管局一纸通知，称秦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无权再住原来的房子，勒令立即搬走。与此同时，报纸的批判又再升级，指秦牧是‘反共老手’，是混进革命队伍里来的‘反革命分子’。广州市的工、农、青年、妇女团体也纷纷集会声讨，指秦牧牧为‘广东的邓拓’。各县文教部门，也都在抓‘小秦牧’，凡与秦牧有过‘一握手一谈话’的人，都被打成秦牧的‘同党’，有的不堪屈辱、折磨的，就自杀身亡，还被扣上‘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罪名。
秦牧气愤，悲哀，痛苦，消沉，走投无路，终于横下一条心，决意一死了之。经过整夜的思虑筹划，他设计了一个自杀的方案。天朦朦亮的时候，他避开监管人员，悄悄溜了出去，在街角邮箱投进一封给妻子的诀别信，立即乘公车过珠江铁桥到了河南，买了绳子，再折回河北，迳自上了白云山。这时，他不再思绪万千，既不愤怒，也不悲哀，而是沉静地思量着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这是自己活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天，本来，五十一岁，身体健康，正当壮年，还可以做不少事情，可惜遭遇如此，一切也就付诸东流算了。这样一想，心情格外平静，对世界充满一种轻蔑的冷漠。
白云山游人颇多，又正值秋老虎，天气燠热异常。秦牧先在麓湖里泡一泡水，去掉一身汗渍，再到一间茶馆喝茶。心想，捱到下午，游人稀少了，再寻找一个适宜的去处。忽然，茶馆一角的广播喇叭响了起来，号召大家注意一个人的行踪，如果见到这个人，就立即把他扣留起来，护送到一个甚么地方去。广播里描述的那个人的身材面貌，恰恰就是秦牧，接着干脆把姓名也点了出来。秦牧暗暗吃了一惊，意识到这是运用‘组织力量’，到处搜寻了。因为广播里说到的秦牧，是戴着近视眼镜的，秦牧立即摘掉眼镜，若无其事地到柜台付了帐，离开白云山。他的另一个目标是龙眼洞植物园，那里更加偏僻，幽静，可以从容行事。
秦牧在山下那条大路上往前走，一辆迎面而来的小轿车嘎然而止，车上下来一个人，是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前不久还是军区的高级将领）萧洪达。他拦住秦牧，并要秦牧上了车。萧洪达和颜悦色地问，为甚么到处乱跑？秦牧直截了当地说：‘准备自杀，活不下去了。’萧副部长默然黯然了一会儿，才劝导秦牧‘想开些，先回去休息’。这时，秦牧可以猜想得到，他的命运，完全掌控在军管的手里。
此时的广州，和全国的情况一样，两大派的武斗，越演越烈，夜里到处枪声大作，有时，白天也发生机枪扫射，手榴弹爆炸。长堤省总工会大厦（即前胡文虎万金油大楼）一带，成为武斗的主战场之一，墙壁上弹孔累累。街上除了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大标语，有时还出现人们咬着匕首，抬着尸体游行示威的恐怖场面。一些中学校大门口，可以看到青年学生因武斗而死的讣告，大书‘享年十七岁’‘死有重于泰山’‘永垂不朽’等字句，令人不忍卒读。与我们光孝寺大院只有一墙之隔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大门内的通道上，一次就停放着十多具中学生的尸体，一律穿上军装，头戴没有五角星的军帽，旁边一幅大标语，上书‘血债血还！’
本来就已十分可悲可怕的景象，更因‘砸烂公检法’（公安、检察、法院系统的所有机关全部砸烂，并由军管会属下的广州警备司令部接管）而更加恐怖。全广州市突然间不见警察的踪影，街道上的岗亭，被没有驾驶执照而又驾车乱闯的青少年撞塌，没人敢管。解放牌大卡车满载手持自动步枪的武斗队，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呼啸而过，路人避之尤恐不及。许多街道搭建起栅栏，设置路障，人们手执长矛、短刀，站岗放哨，随时准备自卫。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甚至传说大批‘劳改犯’冲出了劳改营，要来攻打广州。
那个晚上，气氛特别紧张，枪声彻夜不停，居民相互报警，敲打脸盆铁桶，嘈杂的响声，此起彼伏。第二天早晨，就听说西门口街道的路树上，吊着尸体。我想看个究竟，便走出光孝路，右拐折向西门口，就在中山五路和人民北路交叉口第一棵树上，果然吊着一具男尸。我见到男尸的头颅被击破，脸歪在一边，灰色的唐装衣服上，血迹斑斑，上衣口袋还露出半截小钱包。分明是昨夜在附近被人活活打死，再吊在树上的。听说人民中路一带，也有路树吊尸，我顺便走过去一看，就在人民中路羊城晚报大门口以南，到一德路短短的一段路上，我见到被吊在树上的八具尸体，大多是被人打破头颅，鲜血迸流而死。当天，听说中山五路将军西、北京路、东山农林下路等处，都有路树吊尸的惨剧发生。如果以我所见的路段推算，全城至少也有几百具吧！
事后听说，被打死的，有不少是一早入城挑粪的近郊农民。一夕之间，在军管会眼皮底下活活打死了数百人，真相如何，至今仍然是一团历史迷雾。
这个时期，全省许多县、市都发生武斗和杀戮事件。湛江地区的阳春县，据官方统计，共杀死了三千六百多人，武斗被杀的只占少数，绝大多数是被集体处决的。当时一些‘红五类’（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造反派）的红卫兵组织，大肆宣扬‘血统论’，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誓言要坚决消灭‘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以防止这些反动阶级的‘反革命复辟’。为此，必须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在广东，最早提出这个‘主意’的，是军管会派到阳春县春湾公社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一名公社武装部长。他的‘主意’得到上级军管会领导人支持，于是就组织各大队民兵，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将管辖区内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全部抓了起来，分别押到野外山沟，用步枪、锄头、砍刀等凶器，集体屠杀，就地埋掉，连只有两岁大的婴儿都不放过。这个公社共有四万多人，一次就杀了一千多人。县军管会还推广‘先进经验’，全县共杀了三千多人。后来上级发现不妥，才加以制止。这是一九六八年夏天，湛江地区举行过一次小型展览会，展出的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例。
廉江县仿效阳春县的‘先进经验’，也杀了一千八百多人。这个县的军管会，不但杀了居住在农村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还派出民兵到城市里去抓地富子女，加以杀害。许多地富（这时都是公社生产队的社员）家庭都被灭门。甚至一位公社共产党监察委员会委员，仅仅因为地主家庭出身，在路上被抓住，立地处死。
湛江市某机关，有一天突然冲进来几十个红卫兵，由人事部门的干部指认，把机关里地富家庭出身的人员全部抓了起来，不由分说，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之后，立即赶回农村实行‘群众专政’。其中一名女会计，廉江人，地主家庭出身，五十年代初参加工作，一向勤勤恳恳。她的丈夫是广西人，也是地主家庭出身，夫妻二人一起被赶回广西老家，由民兵监督劳动。刚走几天，女会计在廉江的老家派来几个民兵，要抓她回去与家人一齐处死。幸亏她与丈夫已被赶回广西，逃过一劫。几年后‘落实政策’，她和丈夫回机关恢复工作，才知道 廉江老家的父母兄弟姐妹已全部被杀，欲哭无泪。
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固然是歌颂毛主席发动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形势一派大好。同时，也包含着血腥的杀戮，成千成万无辜的生命，被野蛮地地杀害了。这就是暴力政权制造的红色恐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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