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正: 新儒家与宋明理学的传承与超越

伦理学是以善恶的观点诠译人的行为，但伦理学在天道方面开展不出宇宙论、天文学，在地道方面开展不出科学（真假范畴）、物理学，在人道方面开展不出美学、艺术论、人性本体论等，因为善恶会划约所有深层的文明主题，也会限制人类高度形上与理性的思维。

兹举宋明理学所主张的“存天理、去人欲”观点，人欲区分为善欲、恶欲与不善不恶欲，人道来自于天道，人欲也源于天理，孟子所谓四端（仁义礼智）亦源于人欲，如果去人欲，则如何存天理？

宋明理学主张“去人欲”哲学，隐含了“人欲即是恶欲”的预设，使宋明理学哲学开展不出，许多高度的文明价值，例如，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正义、人权等。
这些文明价值，源于人性本体善的文明，这套哲学作为个人存心养性而言，的确十分高明与上乘，但一旦落实到现实人间，则不足以启迪新文明与建构伦理学以外的文明。

我认为，人欲区分为，好的人欲与坏的人欲。如果人类将好的人欲去除之后，那么人类就没有人性了。由于宋明理学的去人欲思想，造成了中国人，不敢真实地面对自我，也不敢真实地面对人生。

所谓不敢真实地面对自我，是指人不敢面对自我心灵的善恶，人只好不断地掩盖人的恶性，最后导致了人恶性不可收拾的结果。所谓不敢真实地面对人生，是指人不敢面对社会不公不义的问题，人只好逃避社会的责任与自我的良心。这就是中国人，在专制文明之下，人性堕落与道德腐败的根源。

这种去人欲思想，与中国传统的礼教思想结合之后，就变成了后人所说的“吃人的礼教”。礼教并不可怕，没有人性关怀的礼教，才是可怕的。

一、新儒家哲学探讨
新儒家哲学源于宋明理学哲学，而宋明理学哲学又属于心性之学，心性之学属于人类文明中，高度内心修养的哲学，其目的在提供个人身心修养的工夫与儒家哲学形上的认识。
这套哲学只停留在理念界的探索，不曾落实到制度与器物界，因此其哲学开展与延伸的空间并不大。

从文明角度而言，我们无法苛责其全，因为该哲学并不拟在制度与器物文明中发展，任何哲学如果无法落实到上述两个文明层面，注定其哲学的影响性是有限的。目前新儒家哲学也有同样的问题，除非新儒家能有效突破，否则亦难以避免走向宋明理学之命运。
从新儒家哲学无法落实到人类文明的制度与器物界，只能在理念界凌空盘旋可知，新儒家与宋明理学没有未来性。一种哲学如果无法在理念、制度、器物界（即天道、地道、人道三界上）并行发展，则其哲学将很难长久存在。

再者，如果一种哲学如果无法“存异求同”与此同时“包容广大”，则其哲学的内摄与格局性将受到限制，这是新儒家哲学的问题，如果新儒家能采行自我批判及包容异质文明，并从人性本体反省（如承认人欲，人欲的合理化与合法性是西方文明的基础），吸纳西方文艺复兴前哲学理念，并结合先秦希腊文明、希伯莱文明、印度文明、大乘佛学、基督教文明、士林哲学，则新儒家有可能成为世界哲学中极重要的文明体系。

儒家哲学是建立在中国农业与封建文明的思想，当农业文明解体后，儒家哲学所依托的文明制度也随之崩溃，但原始儒家源于人性善的价值理念，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

如果这套价值理念要有新的生命与本体，则儒家必须经历严格的批判与重新创造，否则必然面临灭亡的命运。儒家文明长期存在于旧封建礼教文明之下，致使人性受到各种扭曲与压抑，使中国人丰富的感情、开朗的胸襟与伟大的创造力无法充分展现。此外，后期儒家若干泛道德性观点，也限制了文化人发展科学、自主、平等、民主、博爱、理性、人权等思维。

今后，儒家哲学须反省21世纪工商业文明与未来文明大趋势，从其中探寻新的文明本体与定位，并且创造未来的价值理念。这个哲学的工作，需要有广大的文明包容心与存异求同的理念，才有可能进行。这个哲学与文明工作，也是未来世界，重建人类伦理与文明哲学的重要工作。

二、新儒家哲学方法论
中国近代文明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新儒家思想家，企图为中国哲学开展出一个局面，其文明方向有其客观的未来性，其努力亦传值得肯定，但其根本限制在“研究本体”与“哲学方法论”之问题。

有关于新儒家研究本体的问题，我们不妨以儒家在中国历史上文明的分期来分析。儒家在历史上共分四期：

1、 第一期为“原始儒家”，以尚书洪范篇（中国思想的起源经典）与易经思想为原始儒家哲学起源之依据。
2、 第二期为“先秦儒家”，以孔孟为代表。孔子说：“述而不作”，故属于传述（非创造）时期。
3、 第三期为“汉儒”，以董仲舒为领导，儒家将“礼记”思想用来治理国家，属于儒学实践时代。
4、 第四期为“宋明理学与心学”，属于儒学思想议论时代。新儒学以研究宋明理学与心学为出发，而宋明理学与心学，受到秦以后君主体制（对思想限制）与科举文化（应试文学）的双重压制，造成宋明儒家与原始儒家相去甚远。新儒家不从原始儒思想来源（易经与尚书）来开展哲学系统，如此如何能真正把握源头思想，进行哲学的大转化与大创造呢？

如果新儒家不了解中西方文明的源头思想，不能直接读原典，则中国很难寄望新儒家为中华文化，在未来开展出能够领导“世界文明”的思想体系。文明必须透过原典交流与对话，才能互相启发及产生巨大的创造力。

例如，近代方东美先生（少年中国会的成员），以其中文、拉丁文及希腊文之基础，将希腊哲学与中国易经、尚书思想，以互相融通方式，企图开展出一条属于“未来人类追求卓越价值的道路”。

另外，近年来许多留欧的学者、哲学家，大量地整理中西方文明与比较其文明特质等工作。中国哲学家如果能以如此方式来进行文明的思考与交流，则一定可以将中国原本博大精深的文化，重新转化与创造，以便为中国未来开展出一个能够进入世界哲学体系的思想，以及引领未来世界文明的伟大哲学。

中国哲学须要发扬中国上古时代“天志与天德”的形上体系，中国哲学也须要吸取古代希伯莱文明中“天启之光”与希腊文明中“理性之光”等思想。中西文明合壁后，中国哲学将拥有更多“救苦救难”、“理性智慧”与“大爱”的精神，并且中国哲学可以“大爱”精神，与世界各文明作形上价值体系融通与交流。

有关于新儒家哲学方法论的探讨，新儒家若从黑格尔与康德方法论着手，将有其限制。德国著名的哥德，曾批评黑格尔缺乏艺术与宗教的情操，康德终生既不懂爱人，也不懂得被爱，虽然康德开启了西方极严谨的逻辑与知识哲学，但其生命特质缺乏真实人生爱的经验与主动性（既不懂得爱人，也从来没被爱过），其哲学形上体系欠缺生命之美与悦乐的精神。

这些都是西方近代著名哲学家，内在人文格局与价值理念限制的部分。西方哲学在希腊时代，主张求知（智慧）、德行（道德）、幸福（实践）理念，中世纪士林哲学价值理念体系完备。

中国先秦儒家注重悦乐的精神，中庸、仁爱、实践理念；希伯莱文明爱人思想、人性灵修、自我、忏悔思想；印度文明梵天思想、精神境界；大乘佛学、生命超越、慈悲爱人理念；禅宗上乘心法、人生智慧。士林哲学人本伦理思想、追求真善美理念、灵修生命，西方现代人文、经济、政治、社会、教育、艺术、美学、宗教、法律、环保、生态保育、科技文明等，都值得成为新儒家哲学未来研究与重点探讨范畴。

如果新儒家有志于开展世界哲学，来完成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使命与责任，则新儒家应该尽力探讨全人类过去的文明，以此综合人类文明的价值理念，开展新的世界哲学。新儒家是否有这个文明的决心与气魄，全靠中国知识分子的文明格局与能力了。

新儒家诸君，均使用西方哲学家思想与哲学方法论来研究中学，但新儒诸君对西方哲学的源头思想，如希腊哲学、希伯莱文化、中世纪哲学、文艺复兴哲学等不甚熟谙，除了冯友兰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外，大多无法阅读欧洲古代及近代哲学原典，如此将造成本土的学术研究，很难超脱出过去文明传统的层次，达到与世界学术接轨的机会。

由于语文能力的限制，致使其毕生研究之成果，可能被限制在本土的学术格局之中（不易深度理解西方文明的本体，很难建立与世界各文明深度沟通对话的活动。这实在是这一代文化与思想学研究者之遗憾。

从人类文明的有效交流媒介而言，中国必须尽早成立专门的“希伯莱文”、“希腊文”与“拉丁文”学院（最好国家每年派数百人至欧洲长时间留学，以便培养先期办校的人才），以便对西方2800年的文化有深入的认知，如此才能真正作文明深层的交流。如果中国依然放任一些不具备专业语文资格的人，来担任文明传递与文化翻译的工作；或者使用以第二外语翻译的作品，作为中译之母本，则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接轨的时间，将会无限期地延误下去。

为避免大量的翻译人员误国误民，中国应该尽快成立“国家编译馆”，一方面国家派大量人才赴欧美留学，以便尽早培育人才；另一方面由国家延请国外精通西方古文（指希伯莱、希腊与拉丁文）与今文（指英、法、德、意、日、西、印、阿、俄等文）的外语人才，严格挑选高学经历条件的人，聘为“国家翻译院士”，以便未来在国外定期收集新知书籍（如与欧美著名出版社定约及买翻译版权），并且担任东西方“文明传译”的神圣大师，如此便可以帮助国人加快真正了解与研究世界各大文明的速度。

三、宋明理学哲学介绍
兹介绍宋明理学主要代表人及其思想如下：

1、邵雍（1011-1077年，字尧夫，号康节），曾曰：“日经天之元，月经天之会，星经天之运，辰经天之世。”（《皇极经世》观物内篇）又曰：“圣也者，人之至者也。人之至者，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世观万世者焉。”（《观物内篇》）
2、周敦颐（1017-1073年，字茂叔，号濂溪），曾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太极图说》），这段话可以做为中国太极辩证哲学的代表。
又曰：“诚者，圣人之本。”（《通书》第1章），又曰：“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书》第20章）
3、张戴（1020-1077年，字子厚，号横渠），曾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又曰：“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正蒙》太和）又曰：“性与天道合，存乎诚。”（《正蒙》诚明）
4、程颢（1032-1085年，字泊淳，号明道），曾曰：“学者须先识仁。”（《宋元学案》明道学案）又曰：“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宋元学案》明道语录）
5、程颐（1033-1107年，字正叔，号伊川），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曾以“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一句总结伊川学说。
6、朱熹（1130-1200年，字符晦，号晦翁），曾曰：“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朱子全书》卷49）又曰：“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气也，生物之具也。”（《朱子文集》答黄道夫书）又曰：“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以气成形，而理亦赋焉。”（《中庸》第一章注）
7、陆九渊（1139-1192年，字子静，又称象山），曾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象山全集》杂着）。又曰：“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圣贤，其心亦只是如此。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象山全集》语录）
8、陈献章（1428-1500年，字公甫，广东新会白沙里人，故称白沙先生），曾曰：“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白沙子全集》与林缉熙书）又曰：“夫养善端于静坐，而求义理于书册，则书册有时而可废，善端不可不涵养也。”（《南川冰蘖全集》与林缉熙书）
9、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人，卒年57岁），曾曰：“心即理。天下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传习录》上）
又曰：“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传习录》中）

四、王守仁哲学探讨
王守仁学说主张“心即理”、“致良知”、“自能公是非”、 “心外无理”、 “心外无物”、 “知行合一”等思想。

这套思想表面上有其价值与道理，但其本质上却是一种非理性的唯心意识,等于鼓励人以主观意志武断行事。从王守仁整体行事风格与深层意志可知。

他的哲学是“心学”思维性的语言，并不是以回返“人性本质”与“人真实内心”所体认的理念。因此当录其面对社会乱局与民间动荡时，便经常采行严历的剿杀政策，并不试图以怀柔、招安、劝降、疏导或教化的方式来处理农民问题，从明史纪录王氏动辄诱杀或俘斩数千人，缺乏先秦儒家所倡“仁心仁性”与“行教化”的理念。

王氏晚年“心学”在明中期后对学术界影响甚巨，且流传至日本，日本人尊奉为“阳明学”。从近代史上观察日本人侵略亚洲、屠杀华人及蒋介石的安内政策，仿佛呈现了阳明心学内在空虚、残忍、寡仁与唯我意志的特质，此为明代陆王心学深层问题，不可不察。

王氏晚年染病，上奏皇帝世宗：“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中，其思想才有较大转变，疏中提到：“夫天子于天下之民物，如天服地载，无不欲爱而生全之。宁有撮尔小丑、乃与之争愤求胜，而谓之振纪纲者，惟后世贪诸侯，强凌弱，众吞寡，则必务于求胜而后已，斯固子霸之罪人也。……臣以匪才，缪膺重命，得总制四省军务，以从事于偏隅之小丑，非不知乘此机会，可以侥幸成功。苟免于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调军兵，多伤士卒，多杀无罪，多费粮饷，又不足以振扬威武，信服诸夷，仅能取快于二酋之愤，而忘其遗患于两省之民，但知徼功于目前，而不知投艰于日后。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国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此疏陈用兵之非，为王氏“致良知”理念之若干表现。

疏中又曰：“思恩未设流官之前，土人步出士兵三千，以咱官府之调遣，既设流官之后，官府岁发民兵数千，以防土人之反复……田州切邻交址，其间深山绝谷，皆猺獞之所盘据，动以千百，必须仍存土官，则可藉其兵力，以为中土屏蔽，若尽杀其人，改土为流，则边鄙之患，我自当之，自撤藩篱，非久安之计，后必有悔。”，此疏陈以土官代流官，旨在图长治久安，取代杀戮政策。

兹叙述王氏第一次上奏明孝宗“陈言边务疏”(弘治12年进士)，疏中言:“迩者窃见皇上以慧星之变，警戒修省，又以虏寇猖獗，命将出师，宵旰忧勤，不遑宁处。……今幸上天仁爱，适有边陲之患，是忧虑警省，易辕改辙之机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惩艾而振作之者矣。……谨陈便宜人事，以备采择。一曰蓄财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

此疏又曰：“臣闻杀敌者怒也。今师方失利，士气消沮，三边之戌，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则其宗放族亲戚也，今诚抚其疮痍，问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无怨尤，则生者自宜感动，然后简其强壮，宣以国恩，喻以贼雠，明以天伦，激以大义，悬赏以鼓其勇，暴恶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砺，务与之俱杀父兄之雠，以报朝廷之德，则我之兵势日张，士气日奋，而区区丑虏，有不足破者矣。”，此疏主以兵止寇，言杀敌者也，与其“致良知”理念相违背。

从上两奏疏可知，王氏早期思想视民乱为虏寇与丑虏，主张以兵止战，并鼓励以仇恨意识为练兵哲学，其观点与言辞大多功利寡仁与其“致良知”学说理念不类；直到王氏临终前一年，身体多病后，其思想才较趋于人道，逐渐能考虑士卒伤亡问题，但观其用字仍不免使用“流劫之贼”、“穷寇”、“苗民”、“猺獞”、“诸夷”、“二酋”、“撮尔小丑”、“山猺海贼”、“党恶”、“土人”，可知王氏心中华夷辨甚明，因此可说其“致良知”之学非源于关怀人性之本质，仅属于文字上的空洞与形上的道德理念而已。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王阳明的生平背景，王阳明据明史（卷195，列传83，王守仁篇）记载，他弱冠乡试，学大进，顾益好言兵，且善射。明中期各省民乱迭起，王氏屡次奏疏明武宗、世宗镇压民乱与宸濠之反。如明武宗正德11年，福建大帽山民乱，王氏于12年正月亲率大师屯上杭，佯退师，出其不意出击，连破40余寨，俘斩7千余人；王氏于12年7月进兵大庚，后破巢84，俘斩6千余人；14年6月宁王宸濠反，王氏以35日平定其乱。

王氏自明武宗（在位14年）正德11年至明世宗嘉靖7年11月卒，共计戎马11年，先后平定福建、山西、湖南、广东等地民乱。

从《王文成公书》（又称：王阳明全集）卷9至15（别录1至6）的奏疏可知，其思想大多主张剿杀平民乱。直至嘉靖6年12月1日上奏世宗疏时，才有若干改变。

王阳明致良知学说，认为“良知”是人人天赋之本性，“致良知”即是恢复人的良知，达到良知的至极。他尚提出“知行合一”学说，以反对朱熹等人的“知先行后”概念。

所谓“知行合一”是“致良知”的一种方法，它须克服内心不善的念头，并在道德修养上强调不能只说不做，主张能行才是真知。这套主观唯心的思想体系，不能对错误的价值理念与理性行为有任何约束性，如果主体人价值与理性观不正确，则“行”便成为异化人的形式，从“知”到“行”，应有一个严密辩证的过程，否则“行”便不具有合法性，“知”也不能体现真正人道的理念。

日本人非常推崇阳明学说，也很奉行阳明的功利思想；蒋介石也终身服膺阳明学说，这套学说由于并非源于关怀人性的本质，因此其哲学与价值观，很难说服有良心知识分子的认同，这是蒋氏道德与人格，无法服众的深层原因。换言之，由于王阳明人性上，具有暴力的本质，他的致良知学说，也很难摆脱暴力的本质；凡是崇奉王阳明学说的人，也很难摆脱使用暴力的必然性。

所谓对人性全面认知与反省，系指人能真正将人性的本质与价值内化为人性本体认同的部分。

例如一个有真正人性良知、仁心、慈爱、恻隐之心的人，不会象王阳明一样，临死前仍称民乱为稔恶、猺贼、敌寇、群贼、狐鼠、奸恶、贼尚、奸民、老蠹、叛夷；也不会用征剿、剪荡、破剿、制御、剿灭、歼荡……等带歧视的战争用语。这些用语，非常欠缺和平理念与戒惧战争之心。有关于这些用语，请参阅《王阳明》卷15，别录7，奏疏篇。

我认为，阳明致良知之学，并非属于一种可以充分，内化人性与生命的学说。

王阳明学说具备有充分学术性论理的特质，但由于其心缺乏人性的反省及对人真实的爱与仁心，因此其学说充其量不过是具备有表面化学术性的价值而已，唯有人格与学说充分结合的内在人性本体的思想，才属于真正的生命哲学与实践理念。因为一个人的认知与学问指数，并不能代表其良知与道德指数。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很多道德家，擅长陈述美丽的道德理念与教条，但如其人并未对人性有全面认知与反省，则这种道德理念可能只是一种内化于认知的理念，并未能及于内化于生命与实践的理念。

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礼教思想与三纲五常哲学，代表了农业时代特质的哲学，但是这些礼教思想与哲学，如缺乏对人性全面的认知与反省，则仅属于理念的认知与表面教条而已。人在这种礼教社会里，有可能会不断疏离人性、疏离自我、疏离亲人、疏离社会，这种文明不合理的现象，竟然能合法长期存在于中国这样伟大文明的国家之中。

我认为，在中国专制主义文明之下，任何的人文思想与哲学，都不可能具有充分面向人文关怀与人性的可能。因为这种充分面向人文关怀与人性的学说，一定会抵触到专制政权的利益，也会影响统治者的权威。在这种专制文明之下，中国怎么可能产生那种充分关怀民生疾苦与批判社会不公不义的哲学。如果哲学不具有这种功能，那对人类而言，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五、宋明理学哲学探讨
由于宋明理学，是中国专制时代的文明产物，这个存在的形式，决定了它贫困的内涵。宋明理学可以说是一种被阉割的儒学，它将先秦儒家原本经世济民与仁爱实践的理念，一变为谈理的心性之学。

这种心性之学，内不足以启迪人心，开发人的创造力及开展高度价值理念哲学；外不足以凝聚国民意识，开创国家富强之路与抵抗外侮，最终使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古，明亡于女真。如果从实践理性的层次而言，诚可谓：亡国之学。

宋时，邵雍谈先天象数与观物之学；周敦颐谈太极图、虚敬、窒欲、诚心；张戴谈存心、养性、诚明，气；程颢主识仁、天理、定性、义理；程颐主敬事、主静、集义、天理、心一、格物、穷理；朱熹主太极、理气、性理、性情、敬、存心、格物、穷理；陆九渊主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

明初有宋濂、王祎、方孝儒、薛瑄、胡居仁、吴与弼等，均属于程朱学派。明初以后，几乎为心学思想，承袭陆九渊心学的有陈献章与王阳明。陈献章主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又说：夫养善端于静坐，而求义理书册；王阳明主心即理、自能公是非、心外无理、心外亦无物，天地万物为一体，致良知，知行合一等。

纵观宋明理学，大抵在探讨太极、理气、性情、修养论，其总体学术范畴甚为狭隘，多属传述之学，未有重大文明发展之观点，到了陆王之学主张心即理之时，哲学的逻辑与客观性已全然丧失。当我们读明史时，王阳明对于各地民乱动辄围剿杀戮，从不招安或行教化之事，实为儒者刻薄寡仁之典型，这是宋明理学末流之弊了。

六、以爱与正义的价值，开展未来中国哲学
人类所有的哲学，必须建立在人道爱与正义的价值基础之上。否则，便有可能成为一种独立于人价值之外的哲学，这种哲学，绝对无法落实到真实人生，并且帮人类有效解决问题。

所谓的爱，就是一种人文关怀，这种关怀，必须建立在肯定人的价值、权利、尊严与地位之上，如此才能够真正关心到人存在的意义。宋明理学的哲学，并不是从这个基础上建立的，他们可以对许多社会上不公不义的事情，视而不见，例如，专制政权欺负人民、人民贫穷与苦难、特权横行、汉族屠杀异族等。

这些宋明理学家，从人文形上学的角度，思考理学与心学的哲学，完全悖离了现实人间的立场。他们不敢对专制政权，表现出人道谴责与干涉的立场，也不敢为被迫害的老百姓与异族，说句公道话。这样的哲学家，实在够可耻了，他们哪能有资格被人所尊敬。

近代的新儒家，也有类似的情形。这些所谓的新儒家诸君，从来不敢对残暴的当政者，提出任何人道谴责或干涉。他们只能对现实世界装聋作哑，然后找一些黑格尔或康德的思想架构，填补他们空虚的哲学体系。

然而，他们找错了人，黑格尔与康德的哲学，是西方文明的糟粕。为什么我如是认为？我认为，一个哲学家，内心若缺乏对世界真正关怀，或对人类真正友爱，不论他发明什么样豪华的理论，或者建构如何伟大的文字体系金字塔，都是没有意义的，黑格尔与康德，就是最好的代表。

我认为，西方最伟大的人文哲学，是基督教文明的神学，这个神学，深入探讨了神绝对的爱与正义。所谓绝对的爱，包括牺牲之爱与舍己之爱；这种爱是不求回报的，就像圣经所说的，右手做的事情不能让左手知道；这种爱，是超乎人间功利主义的理念。所谓绝对的正义，是指在人道的立场上，人类绝对不能向邪恶或不义低头，做人的基本道义，必须对所有人类不公不义的事情，提出人道的谴责与干涉，人没有权利拒绝这种“人的责任”，即使人必须牺牲生命，也不可以放弃或退缩。

在西方的人文理性哲学与思想之中，很难找到这种绝对的价值，唯有基督教文明，能够将这种价值的概念，诠释清楚。事实上，人类所有的宗教，都具有这种理念，只要人类能够虚心学习与体会，不难找出来。

在中共统治了中国半个世纪之后，中国文化已被摧残殆尽。未来重建中国文明，是一项巨大的工作，我认为，中国文化必须从各种方面建立新价值，例如，关怀人性、尊重生命、爱护大自然、维护生态环境、保护地球可持续性发展等。

我认为，推翻中共专制政权，并不难！但是，重建中国文明，却较难些。除非中国人能够充分认识新时代，各种文明理念的核心价值，例如，人道的爱、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平安、喜乐、幸福与和平等。

如何才能充分认识这些理念的核心价值？中国人必须虚心学习，才有可能充分认识。中国人必须有一个客观的文明立场：那就是凡是好的文明，都应该学习，凡是不好的文明，都应该勇于弃绝。这种立场，绝对不能被某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明传统所局限。

我期待人类尽快推翻中共专制政权，让中国人能够重建一个充分关怀人类的文明。

200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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