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第5集－论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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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眨眼，六四事件过去已经十五、六年了，今年是第十六周年，虽然是十六年前的事情，可是我们一闭上眼睛，过去那些情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一样。那么这几天我们更预计全球很多地方会有悼念六四的活动，香港尤其是如此。那么这个事件虽然过去十六年，可是我相信在很多人身上跟心上，留下了非常深的疮疤跟伤痛。所以现在回去我们想谈谈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六四事件的起因，第二是中共的流血镇压，第三是中共的文宣谎言。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一个部分，六四事件的起因。六四事件的起因，我想大家都还记得，是因为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去世，然后群众开始悼念、官方也开始悼念，就那个悼念的活动越变越大越变越大，人越聚越多，然后越演越烈而导致的。那么为什么这么一个前领导人的去世，他的丧礼会变成一个失控的群众悼念活动呢？

我想我们看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改革开放到那个时候十年了，但是这十年当中，我们看见官倒跟贪腐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老百姓在这个时候不自觉去怀念一个比较清廉、比较正直的胡耀邦，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中共当时正好内部有权力斗争、有派系斗争，有人借力使力，就把事情挑大了；第三个原因就是中共自己本身非常恋栈权力、非常嗜血，他要去大张旗鼓的去杀人、去保住他政权，所以酿成了这个惨剧。底下我们就来分别看看这三个因素。

我们刚刚谈到说第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十年以后的贪污跟腐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这种现象其实贪腐在每个国家都有，这并不奇怪。可是每个国家，有他自己去治理贪污跟腐败的方法，有的是用廉政局，有的是用查税，有的是用明查暗访的方式。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大陆，贪腐情况特别严重呢？

因为它是从原来一个国家一元垄断的局面，然后开始释放出来，让外国的企业、让民间的企业开始兴起，所以在这个兴起的过程当中，国家手上释出权力的时候，譬如说土地、审批权，或者特许、或者经营权等等，所有这个过程当中，都牵涉到说这个干部本身是否清廉的问题。

如果说国家的各种制度、各种措施比较完整，比较周密，那么这个干部的待遇也好到一定程度，惩罚非常严重的话，那么干部会考虑，他说我现在待遇比较优厚，我找到这份工作不太容易，那么固然这个贪污跟腐败的诱惑非常大，可是后面惩罚会非常严重。那么两害相权，他考虑一下，他说这种事情我不能做，这是惩罚面；当然更重要是一个道德面，让他自己对他的工作、对他的职位有一种骄傲感，有一种尊严，他就不愿意做这种事情。所以几个因素配合起来，很多国家是把贪污跟腐败压到一定的程度以下。

那么为什么中国大陆在80年代中后期以来，这个贪腐情况特别严重呢？我们讲了，中共过去是一言堂，所有的权力、所有的好处、资源，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上。国家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名词，具体下来就是从中央的各个部会，到地方各省、市、地、县，乃至这个村里一路上下来的，这么一个层层管制的官僚体系。

在这个层层管制的官僚体系当中，当他面对改革开放的时候，他看见的是无数的，腐败的机会。在学术上，我们把他称为“寻租效应”，寻求租金的效应。这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各级官僚、各级干部，他只要有手上审批的权力，不管是土地、经营权、特许或各种各样的权力，他就有贪腐的可能性。而在一个没有其他外部力量管制，没有反对党来竞争、监督的情况下，他就特别容易腐化。

老百姓又不能讲话，然后上面的监督力量不够，又没有外在的管制，所以贪腐就开始出现了。这么十年下来，贪腐变得非常严重，老百姓看在眼里气在心里；所以当一个比较清廉政治的胡耀邦去世，而有千千万万的贪腐干部还在位的时候，老百姓就会借题发挥，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们提到说，中共党内有权力斗争的这么一个现象存在。在当时我们看见李鹏这个派系人，比较保守，他对改革有各种各样的不满，他不愿走那么快；但是另外一边，过去的这个胡耀邦，跟当时当权的赵紫阳，是比较激进的改革派，所以双方的意见很不一样，但是李鹏一直想要取代赵紫阳这个人，然后去争夺这个大位，所以在这里藉机引爆了整个争斗。那么借力使力，把这个赵紫阳打了下来，所以这是这次事件会失控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那么第三个重要原因，其实更重要就是，其实中共处理这种群众运动，可以有不同的说法，但中共它本身非常贪恋权力，这点我们过去反覆解释过。它非常敏感，所以任何的批评、任何人的小小的挑战，它看作是一个非常根本的挑战，所以它要去保权，就去杀人，这是我们反覆强调说，这是中共行为当中一个最独特的特性，可以看出来中共的邪恶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像胡耀邦，像赵紫阳这种有点良心的领导人，当他不够邪恶的时候，他会被一个比他更加邪恶的党所淘汰掉。这个现象我们在《九评共产党》的这一系列社论里面都已经看过了，这是一个具体的例证。第二点，就是我们提到说中共它对权力非常敏感，所以对任何的挑战，它习惯用扩大解释，一旦扩大解释，它的处理手法就比别人重，这种现象在别的国家也非常罕见。当然我们看见在很多共产国家，这个现象都比较突出，也就是共产国家跟非共国家比较的话、共产国家的这种邪恶现象特别严重；但是把中共跟别的共产国家相比，中共又再邪恶一些，这是我们所看见的，第二个观察。

第三个观察，就是四二六社论，四月二十六号的社论，是有一派是藉机，把它制造出来去刺激群众，去作为斗争的一种藉口。这个本身这种斗争手法，在别的地方也非常罕见。第四个特征是，这个事件过去这么多年，我们跟这些海外的华人，或跟大陆的这些人在谈这个六四事件的时候，谈起来我们常常觉得说非常悲痛，非常悲伤！可是，竟然我经常听到有人跟我讲说，换了我是共产党，我也会杀人。

讲起来理直气壮，他有没有想过，杀人本身是非常不对的？杀成这个样子，他还觉得是对的。这说明一点，中共自己长期以来的这个杀人保权的心态，它拿这种心态去教育老百姓，使得中国人，人性大大的扭曲，扭曲到了分不清楚对错，看不见善恶，看不见是非！我们觉得这点，才是令人担心跟痛心的地方。我们现在先稍事休息，等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接着再跟各位谈六四事件的第二个部分。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回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明居正，我们今天跟各位谈的题目是六四事件，在上一个部分我们谈到了六四事件的起因，我们所谈到的当然不是最早发起的因素，我们谈到的起因还包括后来为什么会扩大、为什么会逐步的恶化，我们所谓起因是这个意思，那么在上一阶段我最后谈到，我说中共的这些逻辑，他说我为了保权，所以我这样做，换了是你，你也会这样做，这是流氓的逻辑，这不是一般人的逻辑，别的国家不会这么做的。

所以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看流血杀人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他是一个群众运动，是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种现象在别的国家也都发生，当然他的这个情况不一定要到这么严重，我们如果把别的国家处理群众运动的方式拿来做个对照的话，我们可以看见，他当然会依照群众运动的性质跟规模的大小而有不同的处理方式，那么最轻的部分是请愿，也就是老百姓有些什么样的冤屈，他想要这个非常低调的、非常悲情的、非常缓和的去跟政府表达，希望政府能够改变这种错误跟不公的状态，通常政府处理的手法是派出代表去对话，好言抚慰，然后从而解决，这种是最轻的一个部分，人数比较少，性质是比较低调、比较温和。

那么第二种层次就人数略多了，但是手段比较火爆，开始抗争了，也就是示威的群众他可能会采取一些暴力性的行动，他会丢掷石块、拿出棍棒、那么攻击路人、攻击商家，甚至攻击警察，到这个时候已经到达抗争的地步，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大部分国家会采取驱散，进而逮捕的这种行动，驱散有很多种方式，有的是用水柱，用水柱，那么台湾他的驱散是放儿歌，小孩儿唱的歌，因为它会让人的心情慢慢缓和下来，然后警察劝离，然后一块块把他驱散，再不行的时候，有些国家会使用催泪瓦斯，使用到这个时候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双方会发生逮捕、扭打、抗争比较大规模流血事件，但是除了驱散逮捕之外，他同时还会并用就是对话跟谈判，这是第二类。

第三类就是这个群众起来准备要推翻这个政权了，像这个一两年前在海地发生的要推翻阿里斯蒂德这个的不法、不公当选了总统的事件，那么这些群众起来抗议，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或许是镇压，或被迫下台，东欧各国所经历的也就是这种现象。

那么我们提到中共过去这个政权的经历它很喜欢流血、很喜欢杀人，它从不害怕杀人，所以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有一种本能性的一种方式、它这样去处理，很多政权它都是革命起家的，我们可以看到革命政权在起家过程当中总会流血，有多有少，孙中山革命起家的时候他也流过血，但是你把他十次革命前前后后加起来你算算，它冲击面非常小。

我们各位回想去看看，孙中山在长江流域发动了革命，在广州一带、在广东各地方发动了革命，乃至最后第十次，他在广州总督府最后所谓黄花岗之役，死伤两三百人，到最后是武汉事件起兵，那时候革命军跟清军打的时候死伤比较多，也不过几千人，而且那些打的是革命军跟这些镇压的军队双方的争战，死的是军人，还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

对于中共来说，它在起家的过程当中死伤非常多而且不限于军人，非常大程度它伤害到了平民，各位把它几次的暴动，不管是南昌暴动，或者说广州暴动，那一路数上来，那更不要说是江西苏区，或到达陕北乃至全国的内战，它可以在毫无顾忌的情况下驱散大批大批的老百姓跑去包围国军，譬如说在东北长春之战，中共封城几十天之后最后长春城里面死几十万人，中共从不怕这种事情，这个如果说你在夺权的时候这样做就算了，可是我们常常看见的是中共在掌权之后依然喜欢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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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很简单跟各位数过，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大跃进乃至文化大革命，不管是直接屠杀还是政策失误，导致死人数目都非常多，我们更伤心的看到就是在六四事件的时候，中共一步步激化矛盾不说，最后采取大流血、大杀人的方式去解决它的问题，那么一般我们说杀人就杀人了，这次我们非常惊讶，而且是非常错愕的看见中共不但使用正规军，不但是多个地方突入北京城，而且使用坦克车，所以北京市民当时气坏了，北京说：我们晓得它就是要镇住我们、就是要吓我们，让我们不敢起来反抗。为什么？你中共自己已经把问题一步一步的升高到这种局面，最后你下不了台了，所以你只好采取大杀人的方式，那么这种作法，在别的地方、在别的国家我们可以说几乎都是看不到。

所以说在中共这个地方看到你除了说它邪恶真的没有别的话好说，而且中共这种杀人我们可以看见，我从刚才镇反、土改这样一路数下来，大家可以注意到，它是一个周期性的杀人，所以有人就注意到，中共为什么要周期性的杀人呢？它唤醒人们对杀人的恐怖的记忆，从而臣服在中共的暴政之下，这是我们必须要指出来的一点。

那么在杀人部份最后我们要谈的一点就是大家说中共在这次大屠杀的时候它为什么不先清场？为什么不把外国媒体赶出去？我们的判断是它就是要把这些它屠杀的过程透过外国媒体放到国际上去看，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我怕你们外国这时候联手起来把我推翻，我要提醒你们我真的我不但会对我的老百姓会用兵，我对你用兵我就更无所顾忌了，所以它这个是一石二鸟。

但是我必须说，其实原本可以不用流血的，就是回到我前面讲的处理群众运动的方式，在问题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善意回应，轻松就可以解决掉了，到后来升高的时候，你依然可以用对话，做出部分改革的回应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你为什么提出四二六社论？你为什么内部权力斗争的时候会使用到这种手法？你为什么会搞到要用群众斗群众的方式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指出，中共的本质没有改变，所以才这么习惯的使用流血杀人的方式去解决它认为的问题，其实这些原本可以不是问题的，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会，等会回来我们再谈谈第三个部分。

各位朋友，欢迎回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现场。我们来谈谈“六四事件”的第三个部份－ “中共的谎言和文宣”。中共的谎言和文宣，我想比较集中的第一件事情，表现在4月26日的社论上，在这篇《人民日报》的社论当中说：“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从这里我们看见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在天安门广场前面示威的，在四月二十日前后，乃至到四月二十六日的时候，究竟有多少人？他们说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那么是不是这样子的呢？不是的！因为我们从各种记录，乃至在现场参加过的人的访谈，我们都知道，当时在现场，有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甚至到过百万人，这绝对没有问题，所以绝对不是他们所说的极少数。

那么为什么中共说是极少数呢？很明显它是用谎言。它撒谎的目的呢，是要切割对手。另一方面也是要吓阻群众说：“你们不要跟着那批人跑，你们赶快回家去，因为我后面可能要动手了”。它说的极少数，就是要切割对手，把它要打击的部分孤立出来，先把这些人打击完了以后，其他的人，我再慢慢跟你秋后算帐，所以这是它的第一个用意。

第二点，它说这整个是一个有预谋、有计划的、反革命的行动。究竟是不是有预谋有计划呢？我想其实我们从整件事情发展，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并没有预谋、并没有计划。当时是胡耀邦在年初的时候去世，然后到了四月五日清明的时候，大家慢慢聚集，中共官方开始要去阻拦，但是大家慢慢自动愈聚愈多。就是我刚刚开头讲的几个原因：因为老百姓看见了官倒，看见了贪腐，然后自发地去悼念胡耀邦的清廉，然后聚集起来的。

那么这整个发展，是一个临时性、自发性的。如果要说有预谋、有计划的话，恐怕照我们刚刚讲的，中共内部有人有权力斗争的考量，所以把这件事情挑起来。所以说有预谋、有计划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某些人士，而不是在天安门前面示威的群众，这是第二点值得谈的。

第三个部分，这篇社论所牵涉到的问题就是：这整个活动，整个示威的性质是什么？它说这是一场“反革命暴乱”，中共后来都这么说的。但是当时我们可以看见，去的人不管是讲的话、后来表达的心声、请愿的内容、乃至打出各种各样的标语，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表达对“贪腐的不满”、“反官倒”、“反腐败”，然后“要民主”、“要改革”。整个诉求相对平和，而且比较低调，如果说要求民主、要求改革都叫做反革命的话，那没有什事情不是反革命了！

所以在座的有很多是参加过这场运动的，不管是北京市的还是外地来的，请大家扪心自问：您们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您们真的是要推翻中共政权吗？您们是在进行反革命活动吗？还是仅仅是表达对于中国大陆进行民主改革的诉求和渴望？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4、26的社论，乃至中共后面的文宣，是有意误导民众，告诉大家这是 “反革命暴乱”，从政治上给它抹黑、定性之后，中共不断的去打击这批人，然后去证实它自己。

那么，第二个问题要谈的就是“国际势力”介入的问题。有没有外国势力在那里呢？当然有！有香港的势力、有台湾的势力，这个算不算外国势力呢？这是外部势力。有没有国际势力呢？有！香港和台湾人在那边做什么呢？基于民族情感，基于民族大义，热血沸腾地跑去参加这个事情，我本人在台湾就是在做这件事的。我也知道我很多朋友，当时带了钱，带了满腔的热血，跑到北京天安门去，还有人在当地中了枪回来的，这是我自己的朋友。

那么外国的力量，我们看到外国的势力在那里，我们看见外国势力最多的，是广播公司、是电视公司，广播公司、电视公司在当地是在报导实况。那么中共为什么认为他们扇动呢？因为中共习惯用它自己的传播媒体去扇动群众，所以它认为别人的传播媒体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这是它卑污的心理投射出去看别人，所以把别人也看成这个样子。但是这种事件只要据实报导，老百姓就会有反应，所以这是中共你自己的责任，你不能推到别人身上。

中共后来讲西方的势力、西方的媒体在做这件事情，在煽动这个暴乱，“亡我亡华之心不死”，这话对不对呢？对一半。或许这些人想要推翻中共，但这些人并不想推翻中国或消灭中国。中共硬是把“消灭共产、推翻共产”跟“消灭中华”二件事情连在一起，它故意混淆视听，把自己和中国连接在一起之后，煽动老百姓的民族主义情绪，它把这叫做“爱国主义情绪”，然后从而保住自己。所以整件事情是被扭曲的。中共是明明知道而这样做，所以我们反覆说它是个“邪恶的政权”，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个问题就是：究竟死了多少人？事件过后不久，袁木、袁立本、跟张工联合开记者招待会，中间闪烁其词。他说：在这个事件当中，解放军受伤五千多人，平民百姓我搞不清楚。那么死了多少人呢？初步统计死三百多，三百多里面死最多的是谁呢？是解放军，然后是围观的群众，然后是一小撮分子。它把顺序跟轻重都讲反了，目的就是要扭曲，这是中共一贯的技俩。

所以到现在为止究竟死了多少人，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晓得很多在六四事件当中，有亲属丧生的家人，后来满怀悲痛，一个一个把个案找出来，譬如说丁子霖女士，就为了纪念她死去的爱子蒋捷连，后来编成了一本书，一个个案一个个案这样子的去追寻，我们才晓得一些故事的原貌。

所以“六四事件”现在虽然过去十六年了，但是我们讲它依然历历在目。我们不是要揭疮疤，我们只想讲：像中共这样的政权，它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它如果没有改变的话，中国最后不会进步的。所以我们现在看见中共不但不肯去认错，不但不肯改变，反而一而再、再而三的用它的流氓的逻辑去为自己辩护，而不幸的是，这种逻辑，也被一般人接受了。这是我们觉得最担心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把这题目提出来，让我们大家共同深思。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到这边就要告一段落，欢迎大家下星期继续收听我们的“中原大纪－世纪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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