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惟英雄能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陈炯明挽孙联 1925）
六一六事件发生后，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致党员书’（报告陈炯明叛变），论及陈炯明时说：
以陈炯明与文之关系而论，相从革命以来，十有余年。。。及六年乱作，陈炯明来沪相见，自陈悃□，再效驰驱，文遂尽忘前嫌，复与共事。。。此役则敌人以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具其阴毒凶狠，凡敌人不忍为者，皆为之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中山丛书1928， 5：39－48〕
这里孙中山说他与陈炯明的关系，在民国六年（1917年）南下护法之前，实有“前嫌”，但是他又接着说陈炯明受他“卵翼”十余年。究竟陈炯明是多年受孙中山“卵翼”，或是后者受前者多年“卵翼”呢？孙陈间又有什么“前嫌”呢？
从陈炯明的观点，他和孙中山的关系经过四个阶段：（一）从辛亥革命到1917年7月南下护法是‘革命同志’的阶段；（二）从1917年7月到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广州非常大总统时是‘精诚合作’的阶段；（三）从1921年5月到1922年6月决裂前夕是‘分道扬镳’的阶段；（四）六一六事件发生，救孙一命，日后反被诬指为蓄意谋害。〔参考本书“六一六事件真相”〕
(1). 革命同志
这阶段包括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即两次讨袁）时期，孙陈间可以说是普通革命同志的关系。譬如，以黄兴来说，他是炯明在广州黄花岗起义里一同冒险犯难的革命伙伴。但是孙中山，对炯明来说，不过是身居海外，一个松散革命同盟（同盟会）里的“名誉”会长。第一次讨袁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1913年9月）脱离国民党，另组‘中华革命党’，到1919年10月才回归国民党 [郭廷以1986，2：472注1]。所以，二次革命时期，孙陈根本不属同一党籍
上文孙中山提及1917年以前的“前嫌”，实有两次，是当年众所周知的事实。第一次是有关广东都督的问题。1911年底，孙中山乘英国邮船抵港，广东都督胡汉民（在任不过四十二天）赴港迎接，旋即随孙北上。临时议会指责胡汉民“视广东如敝屣”，弃职不辞而去，并恳请陈炯明接任维持大局。
副都督陈炯明接任代理都督，即积极整理财政，维持纸币，解散民军，不到三个月，美国领事便赞美炯明的政绩说广州得到平静渡日，可以说是一个奇迹。〔美1264，1912。3。11，广州〕
孙中山偕胡汉民北上，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仅三个月。1912年4月辞职后，即亲携胡汉民南下，助胡重登都督之位。炯明退避香港，让胡复职，但心理是难得悦服的。胡复职后，知道他需陈之助，于5月初，派人到港迎接陈回广州，按照双方协议来分工合作。胡主持一般行政，陈主持军事，维持秩序，兼理禁除烟，赌，斗，盗四害〔广东辛亥史料1981，419〕
孙陈间（1917年前）的第二次“前嫌”是有关陈炯明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1913年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新党章程中，有向孙个人宣誓效忠，打手指模为证的条例。因此，大部份主要的国民党同志如黄兴，谭人凤，李烈钧，熊克武，柏文蔚，龚振鹏，白逾桓，刘大同与炯明等均拒绝加入这样的新党。
1914年9月7日，孙中山致函叶独醒，请叶将劝勉炯明和李烈钧入党的函件径为寄发，“以示无私”。函中说：‘惟陈等在南洋，近闻颇有自树一帜之举，其果能受善言而改悔来归与否未可知。尊书若由此间寄发，彼等或认为弟所运动指挥，反于效力有损，故不如仍由尊处发寄，示以无私，或可动以诚恳也。兹将陈，李两君住址抄上’〔国父实录1988，3：2453〕。
到了1915年8，9月间，炯明自欧洲返回新加坡后，先后接到叶独醒两信，即于10月中旬函叶，解释其不入新党的理由：
顷得8月20日及9月30日两书，诵悉一是，具见爱国爱党之盛心，至为感慰。惟书中所言，不无传闻之误，此盖由道远情睽，不明真相所致。然党人未泯，怀挟成见，故为轩轾，亦所不免。弟与中山，本无丝毫意见，其改组新盟，实在去岁，维时居东同志，如黄，李，柏，谭，林，熊诸公，以及各省重要党人，多半以其章程誓约，有背民党宗旨，均期期以为不可，未敢盲从。。。。
至章程誓约，应否改良，判诸良心已得，无须赘述，述之反近诋琪。现在国事已急，吾人只求宗旨坚定，切实向革命做去，各尽天职，至将来大功告成，党事自有一致之日，无须远虑也。。。炯明启。〔革献，48：122〕
这函中所说的“其章程誓约，有背民党宗旨”，就是指孙中山要党员向他个人宣誓效忠，及打手指模为证的规条。国民党于民国元年由同盟会改组为一个公开的政党，而今孙中山却要倒行逆施的把它改回为秘密会社式的“新党”，这对炯明与黄兴等一般国民党老同志是无法可以接受的。
但是，据孙中山的看法，如果不加入他的新党去革命（讨袁），那就是“自树一帜”来反对他（孙）。所以炯明在覆叶独醒的函中，特别指出“现在国事已急，吾人只求宗旨坚定，切实向革命做去，至将来大功告成，党事自有一致之日”。（日后炯明在所著的《中国统一刍议》中，有批评孙中山视革命似“一若版权所有”，而“革命目的，原非排斥异己”之语〔陈炯明1927，120〕）。炯明写这信时，是10月15日，两个月后的12月12日，袁世凯便宣布恢复帝制了。
(2). 精诚合作
1917 年5月，北方督军团变起，黎元洪被迫退位，解散国会。海军总长程璧光首倡‘护法’（即要求恢复国会与黎总统职）[章年谱1979，2：635] 广东省长朱庆澜电陈炯明于上海，请陈回粤商议北伐“护法”〔美2685，1917。7。2，广州〕。7月中，陈遂与孙中山，章炳麟，等乘海军军舰南下，号召“护法”。时朱庆澜与广东督军陈炳昆（桂系）不和，8月中，辞职离粤前，委任陈炯明为省长公署亲军司令，陈遂藉此名义收回省长警卫队二十营（实为年前讨袁结束后，改编的共和军旧部）。
炯明把这二十营警卫队于1918年1月改编为‘援闽护法粤军’，8月进驻漳州，炯明从此在闽南逗留两年零四个月，埋首经营‘闽南护法区’，等待粤军回粤。时在广州的军政府为桂系所操纵，5月初时，广州非常国会取消孙中山之大元帅职，代以委员会制，设七政务总裁，孙中山愤然辞职赴沪，24日道经汕头时，曾到三河坝粤军前敌总司令部晤陈，商谈时局。
当粤军誓师于广州东郊时，孙中山曾饯粤军将领于军政府，致词略谓：‘军政府成立数月，毫无进展，经陈总司令竭力经营，使得有此军队，即以此军队，实行护法，再造共和，实所厚望’〔年谱1957，22〕。孙中山困处上海时，炯明在漳州每月汇大洋一千元，以下有五百元级，及三百元级者，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与居正，戴季陶等俱在内〔莫纪彭 1997，22〕。
这时候，孙中山公开赞成联省自治（见本书‘孙中山与联省自治’），所以1920年粤军胜利回粤，逐走桂系，陈炯明于 11月2日返抵广州，尽忘前嫌，即请孙中山回粤重组军政府，团结西南，为建立十二省联省政府的初步计划。12月8日，上海申报就有广州军政府各总裁拟采用美洲合众国的制度，定名为联省政府的报导。章炳麟也由上海致电陈炯明，主张军政府改名为联省政府〔申1920。12。12〕。
(3). 分道扬镳
孙中山从离开上海到广州，于1921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前后有五个多月。在这一段时期内，他表面上一直申言赞成联省自治，所以他与陈炯明在这最重要的政见上，似已无异议。但是，孙陈不和，终必决裂的传说，早已极盛其时。2月中旬，上海《字林西报》驻北京的美籍记者乔柏（Rodney Gilbert）亲自南下访问。他有趣的对孙中山说：‘我南下想采访些有关孙陈发生冲突的新闻资料，可是我失望了！’孙答说：‘我很抱歉令你失望。我与陈炯明决裂的传说，不足置信。我不能否认我们之间有意见不同之处，但是我们能够避免“讲客气”的恶习，有事便尽量坦白的在会议席上争论。将来也许有不能解决的重要大事，以致用武，亦未可料。但是目前这些谣言，全是由北方制造出来的’。
乔氏随后往访陈炯明，在晤谈中，陈对军政府未表示任何意见，而对于建设广东为“模范省”，以广东为推进“联省自治”运动之核心的计划，却畅怀的谈了一个小时，仍有余兴未尽之意。〔字林1921。2。16；2。17 附于美3809，1921。2。18，上海〕
孙中山于（1921年）2月中旬便召集留在广州的国会议员，提出开非常会议，选举总统的建议。孙的理由是南方选出总统，组织正式政府，可得到列强承认，而分享关税剩余，向外发展。当然，他心里也知道把总裁合议制的军政府取消，代以总统独揽大权的“正式政府”，他的行动便可名正言顺的，不必再受到其他三总裁（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和陈炯明的衡制了。
当时反对选举总统的人，除西南各省的领袖外，国民党要人如吴稚晖〔康白石1978，130〕，蒋介石〔李敖1987，172；康白石1978，28〕等亦都反对；粤军将领从军事上的观点，表示激烈反对（见‘陈炯明与粤军’中‘援桂之役’一段）。
陈炯明的意见，则认为此举将破坏西南团结，孤立广东的地位，况且旧国会议员在粤者不过二百五六十人，远不足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依总统选举法，须有两院议员总数三分之二出席，即五百八十人，方能开总统选举会）〔李剑农1971，566〕。这样孙中山自己违法，又怎能口口声声喊“护法”，而指斥北方的徐世昌为“非法”总统呢？
北京方面知道孙中山要选举总统，必图谋向外发展。遂一面唆使桂省陆（荣廷），陈（炳昆），准备入侵广东，以先发制人。一面联络香港广州商人，以离间孙陈。3月27日，香港华籍高等立法议员刘铸伯到广州与陈炯明晤谈了三个小时。根据刘向香港总督的密报，当时北京秘密派遣两代表，向陈炯明表示愿意正式委任陈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之职，并允代付清所欠军队的薪饷。条件是陈必须与孙中山脱离关系〔英6649/44， 1921。3。30，香港〕。两个月后（5月17日），香港总督史塔士（R.E.Stubbs）在其致伦敦外交大臣的密电中说：
立法议员刘铸伯企图在广州和香港筹款，组织“商人公会”，以资助陈炯明。唯一条件是陈必须答应和北京政府合作，与孙中山完全脱离关系。但是陈炯明对于此事，未作任何行动，结果令孙中山成功的选举了自己做总统。〔英6649/55，1921。5。17，香港〕
留粤的旧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于4月7日召开紧急联合会议，即席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总统已选出的消息传出，舆论哗然，西南各省之议会，社团纷纷来电表示反对。孙中山本拟定于（4月）20日就职。粤军在粤各主要军官闻讯，以西南大局为重，于14日联名请求劝告孙暂缓就职，并邀请胡汉民，汪精卫二人代达各军官意见，又晋谒陈炯明，请劝孙不可遽行就职，声明若劝告不从，则决定一致驱逐国会〔华字1921。4。18〕。
4月9日香港《华字》社论，认为孙中山选举总统一举，全是为对付陈炯明而发，其中一段说：
则吾以为所谓总统选出后之粤局，必将与我粤人良心上之希望，绝对背驰。何以故，以所谓总统，固明明为广州总统也。质言之，所谓总统之目标在广州，所谓总统之战略在广州，其全副精神，实完全为对付陈炯明而发。。。
彼（指孙中山）盖以为今日为彼党之劲敌者，不在北方之徐世昌，尤不在广西之陆荣廷，而在实迫处此，不主急进，而主缓进之陈炯明。非先去陈，即绝对无复发展之余地。然去陈固未易言也，一方面既难得军政府内部之一致，一方面又虑因此惹起舆论之攻击。惟挟所谓大总统的名义以临之，大权在握，独断独行，反对党魁事小，违抗元首则事大。在陈固不能不俯首听命。
陈炯明为顾全大局，委曲求全，制止粤军将领妄动，如港督所说，‘结果孙中山成功的选举了自己做总统’，也不幸正如上述社论所预测的，结果陈炯明被迫弄到“违抗元首则事大”的帽子压在头上。但是，正如粤军将领所惧怕的，北方资助的广西军队于6月中旬发动入侵广东〔美3918，1921。5。20，广州〕。炯明于6月20日亲自督师援桂，四个月后，才胜利班师回粤。
8月中旬，粤军进驻南宁，孙中山即先后遣派汪精卫，胡汉民，居正，邹鲁等前往南宁，劝使陈炯明率师北伐，不果。10月15日，孙乘兵舰离广州赴梧州，决计由桂林取道湖南，进兵北伐。25日，孙由梧州乘舰抵南宁，与陈炯明会商。会商结果，炯明答应调遣黄大伟所部三千人随孙北伐。根据李剑农的叙述，孙在南宁时，曾对陈说：‘吾北伐而胜，固势不能回两广；北伐而败，且尤无颜再回两广；两广请兄主持，但毋阻吾北伐，并请切实接济饷械’。〔李剑农1971，569〕
其实，孙中山不但知道陈炯明不赞成北伐，而且也知道广东省库空缺，实无法对北伐能“切实接济饷械”的。援桂之役，粤库已共支去八百余万元。在援桂之前的三月里，香港华籍立法议员刘铸伯访问广州后，向香港总督史塔士（R.E. Stubbs）报告，说广东每年税收总共一千六百万元；但每年支出需要三千二百万元。所以入不敷出是百分之一百！〔英6649/44，1921。3。 30，香港〕
至于‘毋阻吾北伐’一语，陈炯明于11月下旬，就很坦白的告诉广州的美，日两总领事，说他极不赞成孙中山之北伐，但将不阻孙之行动，他也不助孙〔美4167，1921。11。21，广州〕。
孙中山的北伐军在桂林滞留六个多月，入湘不成功，遂决计“改道攻赣”，把全部北伐军回师广东，再由粤北进攻江西。据他后来向国民党同志的报告，入湘不成功的原因，全由于陈炯明的阻碍，报告书上说：
其一，文自桂林出师，必经湖南，而陈炯明诱惑湖南当局，多方阻碍，使不得前，其函电均为文所得；其二，诸军出发以来，以十三旅之中，而行军费及军械子弹，从未接济，滇黔诸军，受中央直辖者，并火食亦靳而不与，屡次电促，曾不一诺；综此二者，一为阻我前进，一为绝我归路。〔李剑农1971，569〕
孙中山这种说法，显然是借口用来回师广东，好对付陈炯明。入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湖南严守中立，不许孙军过境。但是湖南当局的“阻碍”孙军前进，实在用不着陈炯明去“诱惑”的。而且，当时炯明正在广州埋首建设，施行“地方自治”的工作，乐得孙中山远征北伐，“阻碍”孙入湘，对广东没有好处。其实，当时湖南人民，反对北伐军入境，比湖南当局尤切。如李烈钧所说的，“湘省久经兵燹，元气已颓”〔华字1922。6。28〕，人民苦不堪言，当时吴佩孚的北军尚驻在岳州，北伐军一北进，北军将乘势南下，湖南复变为战场。所以北伐军进入湘桂边境，当地人民就拒绝接纳孙中山从广州带去的军用票，和二角银毫。而且，正在此时（1922年3月）李烈钧所辖的一万七千滇黔军，几乎全部随着唐继尧返云南（驱逐顾品珍），李手下的北伐军，只剩下二千多人〔美4393，1922。4。 24，广州〕。孙中山因此失掉了一万多人，也迫不得不改变入湘的计划，再作他图。
孙中山突然回粤的消息，实出陈意料之外，也对广东人的“太平盛世”像打来一个雷霹。据英国总领事的情报，孙到梧州后，给陈“最后通牒”，要陈参加北伐，以及提供五百万元经费，如果办不到，陈必须离职。极力鼓动此事者是孙的心腹胡汉民。胡汉民指责陈与吴佩孚和卢永祥勾结，以反对孙和孙的新盟友张作霖。英国总领事又指出，当“最后通牒”到达时，由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赴梧州与孙磋商，获得“暂时协议”（Modus vivendi）（据香港报纸的报导，这些“政府官员”该是省府政务厅长古应芬，总统府财政次长廖仲恺，及外交次长伍朝枢〔华字1922。4。15〕）。“协议”中指定陈须参加北伐，而广东省库交孙控制。这代表团回到广州后，孙即于4月19日率军赴肇庆，21日下令免陈本兼各职，任命伍廷芳为代理省长，魏邦平为广州卫戌司令。（4月22日）晨二时，陈即乘车赴石龙，当日中午一万军队随往。英国总领事觉得陈突然退让出走，出其意料之外，因二十四小时前，陈仍十分坚定，但与幕僚商议后，也许感到无法阻止孙之进入广州。〔英7997/189，1922。4。22，广州〕
4月21日，廖仲恺，伍朝枢等认为尚有转圜的希望，力劝陈炯明往肇庆，亲向孙中山解释猜疑。陈已答应，临行，忽接部下密报，谓肇庆舰上，伏有刺客，企图谋害。陈知已无协商余地，虽尚有军队一万人，但不愿“同室操戈，糜烂桑梓”，遂于即晚（22日晨二时）赴石龙，转往惠州。〔年谱1957，29；美4393，1922。4。24，广州；美4576， 1922。6。22，广州〕
港粤舆论，纷纷为陈抱不平。例如，吧城华侨李怀庆等于6月1日给孙中山一封公开信，请求孙退让，由陈炯明回广州，维持粤省治安，再图救国大计，言极中肯：
自粤军返粤，以至援桂成功，不知掷几许壮士头胪，耗费吾民几多膏血，方造成此西南局面。乃不意先生误信宵小之言，为一般卑鄙龌龊，无聊无赖之政客，攘夺位置权利。始则阻唐联帅回滇，继则抛弃桂省，率军回粤，驱陈省长下野，先生之任性妄为，真令人梦想不到者矣。
唐为滇黔主要，陈为两粤中坚，西南之柱石，先生之股肱也。先生侈谈北伐，乃自斩其手足，虽匹夫匹妇之愚，未有如先生之甚。。。。先生自忖以广东半省之兵，能否敌曹吴数省之众，不观奉张之入关乎？其始吴氏处处佯败，节节退却，诱张氏深入重地，而后四面包围，十万奉军，竟一败而不可复振。先生扎大营于韶关，前锋已攻入赣境，恐曹吴之战略，又将以待奉张者待先生也。先生虽不为自力惜，当为吾粤健儿惜也。
总之，西南大好局面，经先生拒唐逐陈，不可挽救矣。吾爱先生，正为先生计，宜速电退职，请回陈省长，维持粤省治安，徐图救国大计，则先生仍不失为识时之俊杰，爱国之伟人，四万万民众当为先生曲谅也。〔华字1922。6。16〕
（1922年）5月中，孙中山改变以前强硬的态度，给陈炯明的电信中，多用恳挚之词，并派遣汪精卫，居正，程潜等多人到惠州劝驾，请出山北伐，陈均婉拒之。
〔群报1922。5。24；转载于汕尾人物1994，5：466〕在覆孙之一电文中，陈曾感慨的说：‘乃知所谓革命之结果如此，重累吾民矣。今奉孙公爱我，俾遂初服，慰奉何极’〔华字1922。5。4〕。陈对居正解释他当时对北伐的态度：
我（竞存）的意见，重要只有两层：第一，我（竞存）对于北伐，始终主张积极进行，惟方法上与总统〔指孙中山〕稍有出入。我（竞存）以为用兵与政治当并重，故主张于未来局面政治上重要条件，当先与北方之可以言而有力者先为协定，然后用兵，否则贸然用兵，而无具体的目的，纵然军事胜利，而在政治上终无结果。我（竞存）意即在对于一定之目的用兵，并且以政治的方法促进用兵，决非舍用兵而单讲政治也。而外间不察，乃谓我（竞存）反对北伐，殊属误会。第二，我（竞存）以为粤军总司令部不可撤废。。。。。〔上海《民国日报》1922。5。11；转载陈炯明集1998，下：861〕
可注意的是炯明认为孙中山在1924年改组国民党前的北伐，是没有‘政治目的’，仅为个人或一党一派争权夺利的武装行动。换句话说，以孙中山来代替黎元洪或曹锟为大总统，对陈炯明来说，不是政治‘目的’，以联邦制来代替中央集权，那才是炯明最终的政治目的。
(4). 救孙一命的后果
陈炯明在六一六事件前后，一直对孙节节退让，不许部下妄动，本书已有叙述（参考“陈炯明与六一六事件”）。救孙一命，日后反被诬指为蓄意谋杀，这是什么缘故呢？
1922 年8月孙中山回抵上海，发表‘护法总统宣言’，说陈炯明于6月15日出驻石龙，嗾使粤军第二师至夜发难放火，而烧政府，‘欲陷予于绝地’，又说粤军军队抢劫省城及各地，而蹂躏人民之生命财产。复引咎自责，谓使人民蒙此惨祸，实由于用人之误。〔顺天1922。8。17〕〕
上海《中华新报》对孙当时的态度，曾作一段分析：
孙氏左右有二种潮流，一为孙洪伊之联直主义，其理由谓目下孙氏之敌，宁在西南，即唐继尧，赵恒惕，熊克武等，皆可认为反对党，如陈炯明尤为最新之仇敌。故拟乘曹锟，吴佩孚向孙表示好意之际，与之握手，另开一新局面。。。至反对‘联省自治’一点，孙中山与吴佩孚之思想，颇为一致。。。
其二则为张继等之革命派论，谓必须推倒北洋直系，解放长江一带之人民，故西南诸省纵属可憎，而陈炯明以外，必不可目为敌人。。。故于‘联省自治’，非谓全然反对也。惟其困难之点，陈炯明亦标榜‘联省自治’，陈为彼等不可不去之人物故也。〔转载顺天 1922。8。17〕
这段分析，极为准确。孙中山在其宣言中，就把六一六事件，全归咎于陈炯明个人身上，而对‘联省自治’则认为是军阀盘踞式的自治，表示反对。这样，把‘叛孙，叛党，叛国’的帽子压在陈炯明的头上，连带的把陈所标榜的‘联省自治’也压制下去了！
(5). 结语
孙陈间恩怨的根源，不在个人感情上的关系，而是在政见上的异同。他们不是冒险犯难，出入生死的革命同志，实在说不出什么私人间的恩怨。 从孙中山的观点，正如李剑农所说的，‘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能受他们的党魁列宁的指挥，中国国民党却不能由中山指挥如意，并且生出陈炯明这种叛徒来’。 从陈炯明的观点，正如他覆吴稚晖信中说：‘我的毛病虽可跟人走路，但不能闭起眼睛而瞑索以行。若灼知所行之非路，必明以相告。告而不听，让其试验，不加反对可也。勉从其强拉同入迷路，每每不肯迁就，以此之故，适与孙先生自信为识途，强拉人瞑行，而又不容人献替者，恰恰相反’〔年谱1957，47〕。
孙陈决裂后，炯明退居粤东两年多，一直抱着消极态度，不跟孙走路，让其试验，不加反对，也不宣扬他为什么与孙决裂的理由，连章炳麟也引起误会，章于1922年8 月27日给熊克武信里说：‘竞存既已通吴（佩孚），中山亦受曹（锟）氏运动’〔章年谱 1979，649〕。 到了1924年底，港报对孙陈的复合与陈的态度，就有下面评语：
孙陈调和。。。但彻底观察，要有数疑点:(1) 陈孙政见上，性质上到底未必能合作。(2)孙文之党治主义，能否适合于今日之中国。(3)孙文及其党徒，是否确能救国。(4)孙文在粤自称非常总统，自称海陆军大元帅，及其残民以逞，是否可逃国法及公论之制裁。故吾以为竞存有志救国，自当异军特起，堂堂正正，以最鲜明之旗帜，与孙氏对抗，不当以暧昧态度，致惹引起天下之疑虑。〔华字 1924。11。6，7，8〕
孙陈恩怨的后果，梁冰弦曾感叹的说：‘识者都认定孙陈和则两利，分则两伤，后此偏偏大分特分，这也许是中国的运气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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