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学生在信中提到复读生的压力不单单来自繁重的学习任务，更大的是这套制度营造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氛围。他写到，“每当看到电视报纸对‘高考状元’的大量报道时，我都会立即转移视线，为什么我们的主流媒体只会将‘状元’们大肆报道，而对那些自杀的落榜生却只字不提？”
高考制度使中学教育所有内容都以之为核心展开，中学生人格和精神的成长遭到严重的扭曲，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置学生于死地的“死亡机器”。这位复读生在信中讲述了骇人听闻的事实：“2003年6月7日，就在高考前的第一天，浙江温岭一名女考生在考完第一科语文后不久就跳楼自杀了，她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以死宣告与高考制度彻底决裂！……在我身边就有很多类似的事情，你说过：那射向柔石、瞿秋白和闻一多们的子弹并不是人间最可怕的东西，更可怕的是那股逼得胡风、路翎变成疯子，逼得老舍跳湖，、傅雷上吊得‘看不见’的力量。但我不得不遗憾指出：我们的高三学生不都生活在这股力量的阴影之下吗？！”
这是肺腑之言，这是血泪之言。这里没有谎言，有的是受害者的心声，有的是中国教育可怕的现状。就在我阅读这封信时，新学期刚刚开学，我在网上看到几则由于无钱交学费、无法继续上学，几个孩子选择自杀的消息－－这又是另外一种死亡。孩子们“前赴后继”地死去，有的是因为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有的则是不能忍受这套“吃人”的教育制度。孩子们以死亡这种绝决的方式，凸现出教育领域的不公和冷酷。
有人说教育是当今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工人和农民的孩子除了高考和参军这两条出路，要想摆脱“贱民”的身份别无他法。高昂的学费绝非寻常人家所能承受，那么，那些只有 “贫爸爸”、“贫妈妈”的孩子就永远被定格成在“弱势群体”的位置上。在绝望中，不少孩子断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另一方面，即便是那些“有幸”进入各级学校的孩子，却并不意味着就能“凭借教育获得解放”。相反，他们长期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包袱，承担升学的压力。许多教师都把学生当作凝固的“工具”和“符号”－－学生的考试成绩就是学生的“身份证”，大部分教师只关心学生的分数以及班级高考上线的人数，而不会关心学生心灵的成长和精神的健全。于是，我们看到了湖北黄冈中学这样的“地狱学校”雨后春笋般产生，尽管这所学校每年都把数百名毕业生送进重点大学，但学子对母校却唯有噩梦般的回忆；我们看到了“神童制造商”聂其文被家长们奉为楷模，尽管他的儿子聂愿愿十五岁考上名牌大学、成为“少年天才”，但孩子却对记者说：“恨不得将父亲杀死！”于是，悲剧屡屡发生。中国的教育生产线生产出了无数的冷血动物和精神残疾者，他们拥有名牌大学的学位，却不具备普通人的爱心和良知，他们中有在美国枪杀导师的卢刚，也有用硫酸伤害黑熊的刘海洋，贵州安顺因不堪父母在学习上的严格要求而将父母毒死的十五岁双胞胎姐妹。
不久前，我与一对年轻夫妇和他们上初中的女儿一起吃饭。席间，谈起云南大学那个残酷杀死数名同学的大学生，父母皆惊诧失色。我询问这个女孩和她的同班同学对此有何看法，她告诉我们：“我们同学大多数都听说了，大家认为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别人欺负你，你就得这样还击嘛。”她的父母更是大吃一惊，原来自己的孩子生活在如此恐怖的氛围之中！然而，就是这种孩子皆以杀人为正常的时刻，还有作家写作《狼图腾》这样的小说，号召中国人要少一点人性、多一点狼性！
孩子们纷纷死去，或是肉体的死亡，或者是精神的死亡。这是一个我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我们对孩子的死亡熟视无睹，我们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
原载《百姓》杂志第11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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