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听一位朋友说，一位中国大陆某医院的医生告诉她，每次在监狱死刑犯和某个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组织配上型以后，他们都会到监狱去亲眼看一看该"器官捐献者"外观是否健康。我不知道在看过一个活生生的人以后这个"医生"怎么还下得了手。俄国的克鲁泡特金早在十九世纪末就指出，杀戮同类并不是人类，甚至都不是动物的天性。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军队执行死刑时习惯的作法是命令十二个士兵出来，十一个人拿实弹的枪，一个人拿空弹的枪，一齐向被判死刑的人射击。由于这十二个士兵都不知道他们之中谁拿的是实弹的枪，所以每个人都不以为自己是郐子手，以此安慰自己不安的良心。我常琢磨，士兵所受的训练就是杀人，他们尚且如此，是什么意识形态、教育、社会能把原本应该救人的医生变成这样的呢？
上医学院的时候正赶上中国文革后开始打开国门，除了一般的教科书，也从国外介绍了一些以前教育系统里没有的东西。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医生的"希波克拉底宣言"。读了以后很久还在纳闷为什么我们的医生不能直接照着这个宣言宣誓而要另搞一套显然要差得多的誓词。
实习的时候各个科室轮转，一天晚上在妇产科值晚班，大概是什么地方计划生育办公室的送来一位怀孕妇女要求做引产，这位妇女离预产期还有2个星期。当班医生让我给这个孕妇子宫内注射利多卡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据说这样可以杀死胎儿，引出的是死胎。我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和中国大陆大多数"读书人"（我认为中国大陆只有读书人，基本没有知识分子）一样，我当时并不反对计划生育，但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就认定这是一种"谋杀"行为，确实也模模糊糊的记起"希波克拉底宣言"中关于尊重生命、不堕胎的话。于是我告诉那位医生说我不能作这样的事，还差两个星期的胎儿就是个活人。那位医生看了我一眼，挥了挥手叫我离开。
我得声明一下，我不是个当英雄的料，事实上我半生谨小慎微，从不敢越雷池半步。但我给自己定下过一些做人的基本底线。在涉及到这些底线时决不退让。
前不久，儿时的邻居来访，我们一起忆旧。我告诉他我前半辈子最佩服的人是龙大钧，他很奇怪我为什么要佩服他。
那是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从我记事开始，他就在里弄老太太的管理之下打扫街道清洗厕所。他是个历史反革命，据说儿子是国军空军飞行员，国共内战时驾驶的飞机在华北某处被共军击落阵亡。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早在造反派起家之前，各级党和政府就开始组织批斗四类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像龙大钧这样的老反革命当然在劫难逃。我说的就是其中一次由里弄退休老太太们组织的乱糟糟的批斗会。其中有一个人举着一封信大声批判。原来，龙大钧曾经写过一封信给毛泽东本人，指出作为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应该允许群众对他喊"万岁"，因为他应该知道人是不可能活一万岁的。这封信不知是被转回当地主管部门还是抄家抄出来的。那年头批斗的场景就可想而知了。没想到这老人拼命抬起头，直视台下的人，问道："你们都是唯物主义者，你们说人能万岁吗？"
我悄悄地离去，从此没有主动参加过任何批斗会。这个镜头几十年来经常出现在我脑子里。现在再看，从批斗阶级敌人到计划生育杀胎儿，从摘取死囚器官到摘取故意不打死的死囚器官，从为采器官而判人死刑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对参与者和旁观者而言，这不就是人性被蓄意消灭的过程吗？
宋永毅先生曾经写过文革中上海地下读书会的事。这次邻居来时告诉我，他当年也是读书会外围成员。我这才知道，当时我身边的熟人中就有读书会成员，有的还因此坐了牢。今天回想起来，即使当时知道身边有这些个读书会的成员，我也不会有勇气加入的。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不可能要求大家都做龙大钧或读书会那样的事。不过有些事情不仅是应该而且是能够做到的，比如不做批斗会上跟着喊口号的人，不杀婴，不做活体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操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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