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为“文化革命”所制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他熟读《资治通鉴》等帝王术，阴谋、阳谋并用的大表演。
首先，毛泽东袭用了中国历史上帝王对敌斗争，采取大行动前的规律，就是：“欲举文事，必有武备。”而综观全过程，文化革命实际上完全是个“武化革命”。试看：
在“五一六通知”的前一年，毛泽东就发动了“全国学习解放军”的运动，先声夺人，有意识地抬高军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接着，在“五一六通知”之前的二月份，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北京原驻军，以视察中蒙边界和到长城拉练为幌子，调离京畿；紧接着，将王牌机械化部队三十八军，从边陲之地的东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调到北京城内外驻防；同时，他因听取了叶群三个小时的秘报，怀疑罗瑞卿与刘少奇有勾结，就以开会为名，在上海诱捕了掌握全国治安军警实权的罗瑞卿。他甚至撤换了彭真等人的门卫，使他们实际上已经被软禁。
同时，江青首次被宣扬为“旗手”，并代表林彪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等于明确昭告了江与枪杆子林彪的结盟。
等到这一切都准备就绪，也就是“文武俱备，只欠号令”的时候，“五一六通知”就作为正式号令被发出来了，并以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来祭旗，其中着重批判的是彭真所提出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
这个口号，本来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为了反对封建主义森严的等级制度而提出来的。本来在真理面前的人人，就应当是平等的。但是，在毛泽东使用枪杆子包围了北京城，刘、彭等人，已经掉进了毛预设的阴谋之中，成了枪杆子的俘虏，哪里还容许你奢谈“真理”，哪里还有什么“平等”！
设陷阱以待政敌接着，毛泽东所使用的另一个阴谋，就是二、三、四月都躲到南方去，任由刘、邓、彭，按照惯例，派“工作组”到各个大专院校，去运动群众。到了一定的时候，毛才亲自出面，出其不意地，以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点燃文革的烈火；以学生群众做造反派骨干，挑起对刘、邓的斗争。这就是毛泽东重覆了他所熟读的《古文观止》的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的重演。春秋时的郑伯（即郑庄公），就是用不动声色，任他弟弟共叔段尽量扩张势力，最后一鼓作气，将共叔段消灭。当今的毛公，和春秋时的郑庄公，都算得上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阴谋家。
帽子满天飞，人人自危
除了阴谋之外，毛在“五一六通知”中，又耍弄了另一个常用的阳谋，这就是：先戴帽子、定罪名，然后量身定做，搜罗罪行。这是一种随心所欲诬陷人的方法。于是，“通知”中所点的“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正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等等帽子满天飞，造成人人自危，时时刻刻、处处事事，都被包围在红色恐怖之中。除了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全国没有一个安全处所；除了毛、江夫妻档及其佞臣之外，没有谁能高枕无忧，睡个安闲觉。
暴民政治
接着，毛泽东在“通知”中，更反覆强调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这种斗争，所使用的就是“暴民政治”，随意揪人斗人，陷人于罪。这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论调，煽动了群众的盲动，以拳棒相向、血肉横飞这种普遍的武斗形式，践踏人的尊严，发展到极端，就是许多文化名人自杀，夫妻同赴黄泉，许多将帅被活活整死。而全国性的全面内战，到处抢枪，抢武器库、兵工厂，动用了除飞机以外的所有常规武器，步枪、冲锋枪、坦克，甚至军舰，公开地、明火执仗地杀人放火，还美其名曰“文攻武卫”、“保卫毛主席”。这一切，都是从“五一六通知”所煽动起来的人与人互相仇视，只为保卫他一人，不惜牺牲所有人，所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的钜大损失。
所有这些拌杂着中国人的鲜血和生命的文革运动，由笔杆子发展到枪杆子，又都是毛泽东在“通知”发布前后所交互使用的阴谋和阳谋的大汇串。
毛泽东“五一六通知”所造成的罪恶，正如祖君彦代表隋末农民大起义所写的《讨隋炀帝檄文》中的两句名言：
“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争鸣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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