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尹京者: 唐朝的京兆尹们

发表:2006-07-09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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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兆尹是首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这一职位设立于汉武帝太初元年。

  所谓京,是极大的意思,兆则表示数量众多。定名京兆,显示出一个大国之都的气派与规模。

  京兆在汉时被形容为辇毂,意思是在天子的车轮之下。离天太近,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人际关系盘根错节。唐杜牧在其《阿房宫赋》中写到:“各抱地势,钩心斗角。”虽说是在描写建筑物,但用在人事方面,也是惟妙惟肖。治理这一块地方相当不易。

  西汉时期,颖川太守黄霸曾调任京兆尹,几个月后就因不称职而离任返回原单位工作,还受到了降薪二百担的处分。黄霸当时在全国省级官员政绩考核中名列第一,而且重新回到颖川主持工作依然治理有方为时所赞,可见是不服京兆水土,所谓桔生北则为枳。

  西汉时因而有“五日京招”一说。

  “五日京兆“一事源于汉宣帝时期的京兆尹张敞。

  西汉长安流传着一句话:“前有赵、张,后有三王”,说的是五位有名望的京兆尹,其中的张,就是指张敞。

  汉宣帝五凤四年,平通侯杨恽被腰斩后,有官员上奏认为张敞是杨恽的同党,而且关系密切,不宜再担任京兆尹。汉宣帝爱惜张敞这一人才,将奏书扣了下来。

  尽管奏书留中不发,但大臣们参奏张敞的事情还是在京城传开了,京兆所在地就是这样一个环境,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形成定议就传的满城风雨。这对张敞很不利。

  此时,张敞布置一个主管捕贼的手下去办一个案子。这个贼捕椽姓絮名舜,姓很稀有,名和上古的圣贤挂者钩。絮舜也得知张敞已经遭到弹奏,并认定其一定会被革职查办,便将肩上的挑子一撂,回家歇着去了。有朋友劝絮舜说,张京兆平日里待你不薄,你这样做不是落井下石吗。絮舜听不进去他先是说,我以前为张敞干了不少事,够尽心的了——有些像员工跳槽时的口气。然后很有把握的预言到:现在他张敞自身难保,顶多也再当五天京兆,哪里还顾得上管我的事。

  张敞闻讯后随即派人将絮舜抓了回来,罪名估计是擅离职守。

  这时已经接近年底,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就要来临。按照惯例,每当一年覆始新春到来之际,身为一国之主的皇帝都要办一件善事,派使者到民间和首都周围的各个监狱中去查访冤情,大赦一批犯人。此案如果不能在新年到来之前结案,絮舜必赦无疑。

  有关人员根据张敞德的指示加班加点突击办案,要在新的一年到来之前将絮舜搞定。七查八问终于抓住把柄将絮舜定为死罪,决定执行弃市。

  临行刑前,张敞让人传话给絮舜:你不是说五日京兆干不了什么事吗,现在冬天以到尽头,你还能再活下去吗。

  几天之后,皇帝派出的使者下到基层查问冤情。絮舜的家人用车拉着尸体,将张敞的那番话写在竹简上挂在车前,喊冤告状。汉宣帝认为,张敞此举也就是量刑不当,可以从轻处置。张敞被免去一切职务回归到初始化阶段,成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张敞在家闲着,新任的京兆尹的工作却很不得力,打架群殴、盗窃抢劫一类案件频发,长安城中又乱了。汉宣帝重新想到了张敞。

  来自皇宫的人到达张敞的家门口时,他的妻子和儿女以为大祸即将临头,相抱痛哭。张敞大笑,他说:我现在只是一个贫民百姓,如果要治罪的话,来上两个县衙的小卒子就可以绑起来押走,不至于劳驾皇上身边的人。你们赶快收拾东西,我将受到重用。

  “五日京兆”一词就这样流传了下来,一般都是指为官不会长久。

  提到这个张敞,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那就是亲手给自己的妻子描眉。这本来是自家的私事,不只怎么搞的传了出去,长安城中许多人都津津乐道的评价说:张京兆描的眉妩媚的很。可见张敞也是个情趣中人。

  负责监察工作的官员认为描眉一事有悖于朝廷大员的道德行为准则,就参了一本。汉宣帝亲自过问此事,张敞回答说:我听说在私房之内夫妻之间的事情远不止描个眉毛。在这方面,汉宣帝的体验比张敞要深的多,也就一笑了之。

  唐代初期并没有设立京兆府。京师所在地的行政机构是雍州府,以高资格的亲王担任雍州牧,唐太宗、中宗、睿宗未即位之前都曾担任过这一职务。实际上这些亲王主要是挂个名,总大纲而已,真正主管雍州事物的是州府长史。

  唐开元元年,玄宗李隆基设立京兆府,第一任京兆尹是孟温礼。

  唐时京兆府办公地点在长安城西部的光德坊东南隅,京兆尹一般情况下为从三品官秩,手下有京兆少尹两名,还有功曹参军、司录参军、司户参军、司法参军、司兵参军、司仓参军、司士参军等相当于现今局一级的官员。京兆府下辖二十三个县,分别为万年、长安、礼泉、户县、蓝田、咸阳、三原、云阳、泾阳、栎阳、高陵、渭阳、昭应(临潼)、金城(兴平)、富平、武功、宜寿(周至)、好畤、美原、同官(铜川)、奉天(干县)、华原(耀县)、奉先(蒲城)。

  其中,万年、长安县为赤县,其余二十一县为几县。同全国的行政区域一样,京兆府的辖县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变化。比如唐代宗大历年间就曾分别将好畤、周至、兴平、武功划出。

  唐朝中期以前,京兆尹住在自己的私宅里,每天走班。大中年间,唐宣宗特批钱两万贯令京兆尹韦澳在京兆府办公院内营造官邸。韦澳指派长安县尉李信主持建设工程,两万贯钱建成一座尊贵府邸后,还有余额上缴,在连续两次官员政绩考核中,韦澳都给李信打了上之下的高分。既然史料中刻意记载下余额上缴一事,可见当时的工程造价也是有相当大的水分的。

  唐朝的京兆尹同汉代一样为官不易。关于唐时京兆尹的更换频率,白居易在其《赠友五首》之四一诗中写到:“京师四方则。王化之本根。长吏久于政,然后风教敦。如何尹京者,迁次不逡巡。请君屈指数,十年十五人。”诗中没有明指是哪十年,但从此诗的风格来看应是白居易前期的作品。白居易诗风的转折点在元和十年被贬为江州司马之后,仅从手头能够查到的资料看,从元和元年至元和十年八月,担任京兆尹的就有十四人次,“十年十五人”当不是虚指。

  早在神龙年间,御史中丞卢怀慎就曾经直言官员更换频繁所造成的弊端,他认为“人之知吏之不久则不从其吏,吏知选之不遥有不尽其能,偷安苟且,脂韦而已。”脂韦的意思是圆滑、阿谄。白居易诗中“长吏久于政,然后风教敦”也是表明官员应该有稳定的任期。

  唐时的京兆尹曾被称作所由官。

  唐宝历二年,在唐敬宗李湛的坚持下,时在外地任职的裴度重返京师。十七岁的李湛虽然爱玩,但从其处理李绅和裴度二人的事上看,此君颇有己见。

  在裴度举办的一次家宴上,京兆尹刘栖楚在裴度耳边说悄悄话,侍御史崔咸因而罚裴度吃酒一杯,理由是“丞相不应许所由官咕嗫耳语”。

  所由官一般是指操办具体事务的基层官吏和差役,京兆尹虽然官居从三品,但由于所管事务繁杂也就被称为高级差役。

  唐代有相继再任京兆尹的,如刘晏、李岘、黎干、李鄘、第五琦、柳公绰、郗士美等。有父子先后担任京兆尹的,如柳公绰、柳中郢。有兄弟任京兆尹的,如李仲通(鲜于仲通)、李叔明(鲜于叔明)。有叔侄任京兆尹的,如韩迥、韩皋。

  还有一个叫王甫的禁军将领自己任命自己为京兆尹,最后被郭子仪杀了。

  而玄、肃宗时期的崔光远则创造了另一项纪录,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三任京兆尹。

  唐昭宗天佑元年(公元904年),朱温派人杀死了刑部尚书兼京兆尹郑元规,十多天后,又威逼唐昭宗迁往洛阳。长安城中的百姓也被迫按坊移民,整个长安城变成了野蛮拆迁工地。

  曾经辉煌过的长安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失去了大国之都的地位。

  比起两汉京兆,有唐一代的京兆们的掣肘更多,汉代前有赵、张,后有三王,皆以击断为能事,不论结果如何,着实是一跺脚,长安城也要抖三抖。而唐朝的京兆尹,也算地位崇高,然近于浊流,唐代有故事罢相不为京兆尹者,以其职治剧繁杂也,另外其治下,前期军府林立,后期多籍禁军,缩手缩脚,两头受气。

  王旗三变,左右逢源

  ―――唐朝的京兆尹们之崔光远

  唐天宝十五载五月下旬,代表唐王朝前往吐蕃吊唁其赞普乞黎苏笼猎的京兆少尹崔光远回到了首都长安。此时的长安已经大不安。“渔阳鼙鼓动地来”,安禄山已经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官军退守潼关。十多天后,唐玄宗再一次犯下致命性的错误:急逼哥舒翰出关迎敌。六月六日,唐军与安禄山的军队大战于灵宝西塬,唐军惨败。六月八日,安禄山手下的将领崔乾祐攻占潼关。

  潼关失守,关中门户洞开,八百里秦川坦荡,攻占长安如囊中取物。

  六月十一日,唐玄宗仓促之中宣布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命,宣布这一系列任命的地点有一个很响亮的名称:勤政务本楼。崔光远被任命为京兆尹、西京留守。任命留守,意味着皇帝要离开京城。

  次日黎明,唐玄宗从禁苑偏门出宫,“九重宫阙烟尘生,千骑万乘西南行”。唐玄宗此次是悄然离去,除了六军士兵外,随行的官员、亲友不过百余人。想当年,三郎东封泰山,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四夷酋长扈驾从行,车马列队延续百里,盛极一时。如今落魄,盛唐已成历史,历史最是无情。

  五更时分,正是百官上朝的时间,宫中的漏刻照常报时,宫门外的禁军仪仗依旧肃穆庄严。刻时已到,内门打开,一大群惊慌失措的太监和宫女蜂拥而出,各奔前程。长安城中大乱,城里的人争着出去,四下逃命。城外的人争着进去,发些小财。往日首都的威严与次序已经不复存在,宫室禁苑可排闼而入,王侯宅舍门槛平趟,骑驴上殿如入己家,国库被焚,金银财宝遭枪。

  京兆尹崔光远此时也找不到自己的下属。但工作还要干,维持京城治安是京兆尹的应尽职责,不能因为皇上不在就撒手不管。崔光远一面带着人灭火,一面临时招聘人员担任各级主管。在采取强硬手段一连杀了十几个乘乱盗抢者之后,局面才逐步稳定下来。

  紧张过后,更紧迫的问题接踵而来:皇上此时在什么地方?下一步该怎么办?

  唐玄宗一行黎明时分出宫西行,一路走走停停,中午在咸阳吃了几块从集市上买来的胡麻饼,夜半时分到达金城(今兴平)。十多个小时走了八十余里。这不由让人想到玄宗钦定的一个国家标准,天宝五载,玄宗下令:被流贬到外地的官员每天行程必须超过十驿。唐时三十里一驿,十驿就是三百里。日行八十,还不到这一标准的三分之一,如果后有追兵的话,三郎一行难逃劫难。

  好在安禄山也是行动迟缓,他并没有料到唐玄宗会突然离京而去,在攻占潼关十天之后,才下令进兵长安。唐玄宗得以安全踏上蜀道。诗人李白在其《蜀道难》一诗中感叹到:“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却不知高标回日不回驾。

  唐玄宗此时已经无暇它顾,用当地父老的话来说就是,连老宅子和祖坟都不要了。下来的史剧主角将是太子李亨,马嵬分手之后,李亨趁夜驰马疾行三百余里奔向灵武,其后半推半就继承皇统,是为唐肃宗。

  主上下落不明,崔光远自谋出路,派自己的儿子携亲笔信前往洛阳去见安禄山。

  在此之前,安禄山已经任命了京兆尹。接到崔光远的书信后,安禄山大喜过望,下令崔光远担任大燕国的京兆尹。

  转眼已是七月,经过初期的混乱之后,唐王朝开始逐步的稳住阵脚。新任皇帝李亨号令碾转布达天下,陈仓县令薛景仙组织民众结伙抵抗,京西民众纷纷筑垒自保。张巡、许远坚守睢阳安禄山无法饮马淮南,江南的物资绕道商洛输往扶风。关中地区的形势开始向有利于唐王朝方面转化,长安城西门外已经成为双方势力犬牙交错之处,城中市面上不时出现太子亲率大军杀向京城的传言,安禄山的兵士们人心惶惶。

  时机已到,崔光远开始行动。

  这天,随同安禄山军队进驻长安的同罗、突厥军在其酋长阿史那从礼的带领下突然出走,此事在长安城中造成极大的影响。一些官员以为大势已去,纷纷躲藏起来,狱中的囚犯得以自由自在的走出牢门。崔光远也认为这是安禄山大军撤退的前兆,便派兵包围了安军主将孙孝宅的住所。其实,同罗、突厥的军队的出走只是想回到家乡趁乱扩展地盘,与整个安军的行动没有关系。崔光远得知实情后立即改变计划,决定冲出长安,投奔灵武,找组织去。

  随同崔光远一同起事的还有长安县令苏震。苏震也是名门之后,其爷爷是中宗、睿宗时期的名相许国公苏環,其伯父是开元年间燕许大手笔中的袭许国公苏颋。

  行动的第一步是关闭京兆府办公大院的大门,杀掉了两名曳河落。曳河落为契丹语,其意为壮士,这两名壮士显然是安禄山在京兆府中掺的沙子。搬掉绊脚石之后,行动的重头戏开始了。离京兆府廨不远就是西市,崔光远一行在此高声呼噪砍杀敌兵,长安城中最热闹的地段陷入混乱之中。

  崔光远趁乱直奔开远门。

  唐长安城西面的开远门是西行的一个重要通道,往日商旅幅凑车水马龙,最鼎盛之时西行路上“夹道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賃客乘,悠忽数十里,谓之驿驴……远适数千里不持存刃。”曾几何时,开元门外土堠上“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的字迹犹在,此地却已沦为敌后。

  一匹快马来到开远门,马主人勒缰下马通知守门的军官:眼下局势紧张,谣言四起,京兆大尹将要巡查各个城门,以防不测。城门守官接到通知后,当即下令部下列队迎接官长。随即,京兆尹崔光远的队伍就来到城门之下,陪同巡查的还有长安县令苏震。随着一声号令,列队齐整的守门军士被当场制服,崔光远一行冲出城去,沿途招募了一百余人,夜过咸阳,直奔灵武。

  这样的行动是无法携带家眷的,长安光复之后,在封赏的诏书中,崔、苏二人一项功绩便是毁家成国。

  唐肃宗在灵武草草即位时,身边的文武官员还不到三十人,干部奇缺。看到自己做太子时的属官崔光远前来效命,随即任命其为御使大夫兼京兆尹、京畿采访、计会、招召、宣慰、处置使,领兵在长安城外渭河以北招募吏民,游击作战。

  崔光远虽然一直担任文职官员,但领兵并不逊色。一日,安禄山的兵士到泾阳一带大肆抢掠,所获颇丰,便在一座寺庙中杀牛烤肉,大碗盛酒,连夜酣饮。当时崔光远部就在离寺庙四十里处驻扎,接到探报,崔光远亲帅士兵在夜幕的掩护下一路急行,将寺庙团团围住。对方有两千余人,崔光远部也是两千余人,看起来并不符合兵法中倍而歼之的法则,但敌军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饮酒过量。崔光远亦好饮酒,这乃是他爷爷血脉基因的遗传,对于饮酒过量的后果再熟悉不过了。针对大部分敌军兵士已进入醉酒状态的现状,崔光远挑选出骁勇之士手持长刀杀入庙中,血刃敌军。这一仗杀敌两千有余,缴获战马一千余匹,俘虏敌酋一名。此后。渭北一带的形成了崔光远到此敌军躲避的局面。

  唐军收复长安决战前夕,崔光远的部队曾一度攻占长安城北的中渭桥,直抵禁苑北门。

  至德二载九月,郭子仪领军在长安城南神禾原与安军决战,安禄山军大败,唐军收复长安,唐肃宗返京。论功行赏,崔光远为特进、行礼部尚书、封鄴国公、食实封三百户。

  这一系列官爵实质在于官位与实封,特进这种勋位已经大幅度贬值。那段时间国家库府空虚,拿不出实物奖励士兵,只得以爵位封赏。爵多则滥,大将军的告身仅够换一顿酒喝。一个打杂的老汉都会尴尬的说:实不相瞒俺也是特进呢。

  崔光远出身于博陵崔氏一族。

  博陵崔氏是山东四大姓之一,李唐王朝从太宗开始就同山东士族进行角力,却未占得便宜。崔家丑女不愁嫁,皇家公主嫁却愁。

  崔光远的祖父崔敬嗣在武周时期曾任房州太守,房州自古以来就是皇家级别废黜者的流放地,当时的太子李显也被武则天下放到房州。对于政治上失势的李显,崔敬嗣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往井里头扔石头,而是尽自己的能力给与关照,吃、穿、用保证供给,作为一个地方官员能照应到的也就是生活方面的事。

  李显东山再起重登帝位之后,没有忘记在危难时期帮助过自己的人,在官员任免的名册上看到崔敬嗣的名字后,当即提笔批示破格提拔,这种御笔钦点一共进行了四次。等到中宗和被点名重用的崔敬嗣见面之后,才发现搞错了,此崔敬嗣不是彼崔敬嗣。再派人去寻访,当时那个房州太守崔敬嗣已经不在人世,好在他有一个叫崔汪的儿子,唐中宗特别指派中书令韦安石亲自安排崔汪的工作。崔汪嗜酒如命,无法履行公职,这对于韦安石来说不是难事,崔汪被任命为中散大夫、挂职洛州司功,只管去拿俸禄。

  崔光远就是崔汪的儿子,身高一米九,眼珠黑白特别分明。唐书中说他虽无学术,但勇决任侠。无学术不是没文化,只是不精而已。崔光远步入仕途时,唐中宗早已归葬山陵,这一层关系已不复存在。此时,崔光远结识了两个新交,这两个人在他由地方基层官员晋升到中央机构官员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此二人一个是杨国忠,另一个是杨国忠的密友鲜于仲通,

  开元后期,崔光远、杨国忠、鲜于仲通三人同在四川,鲜于仲通与杨国忠都曾在新都县任过县尉,而崔光远则任唐安县令。崔光远和杨国忠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樗蒲,因而成为樗友,鲜于仲通则在杨国忠落魄之时经常出钱资助。

  樗蒲是一种以掷骰决定胜负的赌博,盛行于晋代。杜甫在《今夕行》一诗中写到:“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肖成枭庐。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写这首诗时杜甫刚刚游历完齐、赵,“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路未穷,诗未工。

  崔光远祖父的有两大爱好——樗蒲与饮酒,这两个爱好都传承了下来。

  杨国忠得宠于唐玄宗除了杨玉环这一层关系之外,樗蒲也是一个原因,由于在此方面精于算计,曾被玄宗誉为“好度支郎”。随着杨国忠一路走红,崔光远也成为受益者,得以调入京师任左赞善大夫。赞善大夫是太子东宫的属官,此太子便是李亨——一个整日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慎之又慎的太子。即位之后重用自己当年东宫的属官是皇帝的惯例,崔光远亦是此一惯例的受益者。

  唐军收复长安之后,崔光远曾任河南节度使、凤翔节度使、成都尹兼西川节度使等要职。晚年的他越发的喜好樗蒲饮酒,不再亲理戎事。上元二年,梓州刺史段子璋叛乱,崔光远率辖下将领花敬定前去平叛,叛虽平但乱更甚,花敬定手下的士兵大肆抢劫,看见有妇女戴着戒指手镯竟然先砍掉她们的手臂然后夺取饰物。

  关于这个率部抢掠的花敬定,杜甫曾为其写过两首诗,其中之一为《赠花卿》:“锦成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诗是好诗,尤其是后两句堪称名句,但受赠人确实不怎么样。前人评论这首诗时认为这是因为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杜甫写诗讽之。这种说法过于牵强,喜欢一个人没有必要夸奖他身上的虱子都是双眼皮。实际上,一个充满矛盾的杜甫才是一个真正的杜甫。

  花敬定纵部抢掠一事影响极大,唐肃宗派特使前往调查,负有领导责任的崔光远忧郁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

  崔光远

  (?—公元761年)滑州灵昌人

  开元末

  唐安县令

  与杨国忠、鲜于仲通相识

  鲜于仲通开元二十六年调补新都尉,视事二十日,谢

  病去职。

  杨国忠从军于蜀,得新都尉。考满,家贫不能自归。鲜

  于仲通常资给之。

  天宝中

  太子左赞善大夫

  天宝十一载(752年)

  长安县令

  天宝十载杨国忠使鲜于仲通表请己遥领剑南。十一载,杨

  国忠领剑南节度使,荐举鲜于仲通代己为京兆尹。

  鲜于仲通举崔光远为长安县令。

  天宝十四载(755年)

  迁京兆少尹

  出使吐蕃

  吐蕃赞普乞黎苏笼猎赞卒,玄宗遣京兆少尹崔光远持节

  賁国信册吊祭之。

  天宝十五载(至德元载)(756年)

  五月

  自吐蕃返京

  六月

  任唐玄宗朝京兆尹

  六月八日,安禄山攻占潼关。十一日玄宗诏崔光远为京

  兆尹兼御史中丞充西京留守采访使。

  同月

  任安禄山大燕国京兆尹

  崔光远使其子东见安禄山,安大喜,令崔光远复本官为

  京兆尹。

  八月

  任唐肃宗朝京兆尹

  七月,崔光远与苏震杀开远门守门官吏奔灵武,肃宗喜之,

  擢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京畿采访计会、招召、宣

  慰、处置等使。

  至德二载(757年)

  五月

  以御史大夫身份参与三司推问杜甫

  房琯罢相,左拾遗杜甫上疏相救,肃宗怒,令韦陟,崔

  光远、颜真卿推问之。杜甫六月一日有《奉谢口敕三司

  推问状》。

  十二月

  任礼部尚书

  肃宗御丹凤楼,赦天下。蜀郡、灵武扈从立功之臣皆进阶、赐爵、

  加食邑有差。制曰:“持节京畿采访、计会、招召、宣慰、处置等

  使崔光远,毁家成国,致命前茅,可特进、行礼部尚书,封邺国

  公,实封三百户。”

  乾元元年(758年)

  五月

  任河南节度使

  九月,肃宗命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节度

  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河南节度使崔光远、河东节度使

  李光弼、关内、泽潞节度使王思礼合兵讨安庆绪,史称

  九节度之师。

  十二月

  领魏州刺史

  除太子少保

  十一月,崔光远拔魏州。十二月,史思明功魏州,崔光远不能守,

  夜溃围而出。肃宗不罪之,除太子少保。

  乾元二年(759年)

  九月

  任荆、襄招讨使仍充山南东道处置兵马都使

  上元元年(760年)

  二月

  除凤翔尹、凤翔节度使充本府及秦、陇观察使

  五月

  奉迎佛骨

  唐肃宗敕僧法澄、中使宋合礼、凤翔尹崔光远迎法门寺藏佛骨舍

  利至皇宫内道场。

  十二月

  于任上被召回

  诸羌、胡败秦、陇防御使韦伦,杀监军使。肃宗召凤翔尹崔光远

  返京,以李鼎代之。

  上元二年(761年)二月

  任成都尹充剑南节度、营田、观察、处置使

  五月

  平梓州刺史段子璋叛乱

  十月

  忧郁而卒

  平定段子璋之乱时,崔光远部将花敬定纵部下抢掠,肃宗令监军查问。崔光远因而忧郁成疾,十月,卒。

    唐朝的皇帝喜欢玩鹰鹞,在皇宫中专设有鹰鹞坊,这大概是一种民族血统的遗风。

  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架着一只鹞子打算出去溜溜,远远地瞅见魏征朝这边走来。考虑到魏征如果看见自己玩鹞子,势必会就玩物与丧志问题进行直谏,而且将会同李唐江山是否能延续千秋万代这一严肃的话题结合起来,唐太宗便将鹞子藏在怀里。可怜这只本该是展翅高飞在蓝天之上的鹞子被活活的闷死在帝王怀中。

  唐玄宗也玩鹰,他有一只通体雪白的鹰。关于这种白鹰刘禹锡在其诗《白鹰》中描述到:“毛羽斑斓白纻裁,马前挚出不惊猜。轻抛一点入云去,喝杀三声掠地来。绿玉觜攒鸡脑破,玄金爪擘兔心开。”天宝十三载,北庭都护府的封常清就给唐玄宗进献过白鹰,诗人张谓当时在封常清手下任幕僚,替主帅起草了一篇《进百鹰状》。

  这一天,唐玄宗又开始驯鹰,让它到大自然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只见那白鹰一冲上天,在空中盘旋了几圈儿后便朝远方飞区,渐渐的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从此便没再回来。

  失去爱鹰,唐玄宗下令京兆府全力追捕。此时的京兆尹是源乾曜。

  这确实是一件很难办的案子。倘若此鹰是被人掠走,尚属有迹可循。若是它一口气径直飞入终南山中,回归大自然过起隐居的日子,那就只能等到某一天它突然悟到“大隐于朝”这一隐士的最高境界时,才能相见。

  京兆府的捕捉们全体出动,沿着这只白鹰飞去的方向排查搜索。皇上亲自交办的任务对京兆府的办事效率是一个考验。成功,则是主上英明三军用命,失败,主上英明依旧,下面人兜着走。

  京兆府一干人马办事得力,报称已发现白鹰踪迹。

  源乾曜接报后驰马赶到现场。

  长安城外,荒野之中,但见圣上的爱鹰悬挂在荆棘丛中,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出现场的官员目睹这种情况相顾失色,担心皇上因此而问罪。这时,源乾曜不紧不慢的说出一番话来:事情总会有偶然性,这只鹰是自然死亡在常理之中。现今主上仁智圣明,应该不会怪罪。若是真的要追究责任,作为一方长官,我将会承担下来,诸位不必惧怕。

  众人之心稍定。

  源乾曜回到城中后向唐玄宗如实报告了白鹰死亡的情况,自请处罚。

  源乾曜担任京兆尹的任期是开元四年到开元八年,这段时期唐玄宗还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王,尚未到将国事付与宰相将边事付与边将那一步,对于爱鹰死亡一事的态度是“一切不问”。

  假如这种事发生在天宝后期,就不会再这么简单。京兆尹很可能编造一个离奇的故事。比如,一道彩虹从天边降下,但见那只白鹰化作一只凤凰展翅直上九天,圣上臣子皆大欢喜。

  唐朝历史上编造故事的京兆尹确有其人,例如唐僖宗时期的杨知至。

  唐僖宗乾符二年,黑压压的蝗虫沿着当年老子入关的路线自东向西飞来,所过之处不见天日,寸草不存。

  面对如此严重的蝗灾,杨知至向唐僖宗汇报说:蝗虫到了京兆后不吃庄稼,全都抱着荆棘自杀身亡。

  在这里,杨知至描绘了一个极其壮烈的场面。蝗虫们一个个紧抱荆棘将身体最柔软的腹部对准棘刺,挺腹提臀让刺扎入腹中,然后用尽全身力气奋力起飞,那刺便会将蝗虫的肠子肚子一古脑儿的拉将出来。一次杀身以成仁的壮举宣告完成。

  格物而后知至,杨知至堪称高手。

  宰相们听了杨知至的汇报后纷纷向唐僖宗表示祝贺。贺词现在已不得而知,按套路推测,无非是圣上英明神武连蝗虫也摄于天威知耻而后勇,杀身以报国。

  明朝人胡应麟认为唐诗中有三段描写景物的诗句可以分别代表盛唐、中唐、晚唐。代表盛唐的诗句是“海日生残月,江村入旧年”,代表中唐的诗句是“风兼残雪后,河带断水流”,代表晚唐的诗句是“鸡声茅月店,人迹板桥霜”。

  对待蝗虫的态度也能反映出唐朝发展的各个阶段。

  唐玄宗开元初期,山东蝗灾。玄宗采纳宰相姚崇的建议,下令灾区官员百姓动员起来围捕蝗虫,捉得一斗蝗虫可到官府换回一斗谷子。所谓战而胜之。

  同样是唐玄宗,天宝年间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天宝二载,安禄山向唐玄宗讲了自己战胜蝗虫的经过。他说:去年俺们那个地方飞来一大群蝗虫,俺对天祈祷,神明万能的苍天啊,如果您认为我安禄山心术不正背地里干了对不起圣上的事情,那么就让这些虫子吃掉我的心肝肺。如果您认为我没有亵渎神明,就请让这些虫子尽快消失。刚刚念完祈祷词,只见打北边飞来一大群鸟儿将蝗虫当作美餐,风卷残席,肴馔便尽。

  安禄山申请将这件事交付史官载入大唐史册,唐玄宗竟然同意了。

  人祸开始大于天灾。

  而到了唐僖宗时期,杨知至编造出一个离奇的谎言,大臣们居然还同喜同贺。

  油将枯,灯将尽。唐朝焉能不亡。

  源乾曜进士出身,气质极佳,所谓神清目爽。在担任京兆尹之前,他曾经当了十几天的宰相,这在历任京兆尹中也是一个特例。

  和源乾曜同时管理国家事务的另一个宰相便是大名鼎鼎的姚崇。当时姚崇休假在家,源乾曜向玄宗汇报工作时,所做的决定令人满意玄宗就会说:这一定是姚崇的主意。如果不令人满意,玄宗便会责备源乾曜为什么不去和姚崇商量一下。月明则星稀,姚崇光环的笼罩住了源乾曜。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令源乾曜深感官场这个潭中的水深不见底。

  事情的起因并不大。乘着姚崇在家休假的机会,源乾曜将宰相办公的政事堂重新布置了一下,大概是取新官新气象之意。姚崇假满上班来到政事堂,一眼就看出自己所坐的座椅(政事床)被移动了位置,不由大怒。

  任何行业都尤其忌讳,宰相也不能免俗,自己的座椅被移动便是宰相的一个大忌。移位含有职位迁移的意思,宰相职位对于人臣来说已是置顶,再要移动只能下移。

  此类事情如果换成东晋时期的殷仲文就不难解决,比这更严重的事情在他口中都能化腐朽为神奇。东晋末年,司马氏的帝位已同虚设,桓玄伺机自立为帝,也算是了却了其父亲未竟的遗愿。大典那天,桓玄所坐的御床一角突然下陷,坐不稳了。在场的人大惊失色,这是不祥之兆,如同三军未发先折帅旗。这时,殷仲文站出来说话了:“当由圣德渊重,厚地所不能载”。您的伟大将御床压塌,德高望重令地面下陷。天下就是那么多文字,看你怎么组合。

  源乾曜遇事不与人争,但还不是殷仲文一类人。看到自己犯了禁忌,急忙下拜赔礼。唐玄宗认为宰相下拜宰相有失体统,因而罢免了源乾曜的职务,。

  姚崇也被同时被罢相。他的两个儿子受人钱财,一个手下授受外国人赠送的刀具市值七百多文钱。姚崇深感不安,请求让位并推荐宋璟接替。估计唐玄宗任命源乾曜为相乃是一种平衡手段,不能让天平朝姚崇一方过渡倾斜,看到一方过弱,干脆将两个人一同罢免。

  姚崇罢相,关于宰相座椅不可移动的说法就更加神乎其神。

  源乾曜的仕途并未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当时,唐玄宗要去洛阳住上一段时间,源乾曜被任命为京兆尹、西京留守。

  源乾曜在担任京兆尹期间为政宽简,不严而治。在京兆尹的为政风格中,宽简并不是主流,这应该是其性格使然。这种性格在同比他更强干的人共事时就显露出了弱点。四年之后源乾曜重新入相,先后与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同朝。在此期间,他基本上不去主动揽事,只是跟着在下发的文件上签署自己的名字。当举荐他进入中央机构的姜皎因事获罪时,源乾曜却没有替姜皎说一句话,因而受到人们的讥辱。

  源乾曜在任京兆尹之前官职一路走高,不到四年就升任黄门侍郎同紫薇黄门(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辅,四年京兆尹任后再任宰相。

  这其中的原因何在?

  唐玄宗曾经私下里问高力士:你知道朕为什么提拔重用源乾曜吗?

  高力士深谙侍奉帝王之道,直接回答说:臣不知。

  唐玄宗说:那时因为源乾曜的容貌谈吐都很像萧至忠。

  这不禁令人想到唐玄宗的另一句话:“风度如张九龄否”。

  高力士继续虚心请教:萧至忠不是有负于陛下吗?陛下为什么还深深的记着他。

  唐玄宗的解释是:“至忠晚及缪计耳。其初立期,得不谓贤相乎?”

  这句话大有意味,像是李隆基在做自我鉴定。

  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南山可以改移此判终无动摇

  ——唐朝的京兆尹之李元紘

  唐开元初,京兆尹李元紘接到唐玄宗的指令:疏决三辅。

  三辅这一称呼起于汉代。西汉太初元年,汉武帝刘彻将京师长安周边的地域划分为三个区域:左冯翔、中京兆、右扶风,是为三辅。其治地范围基本上处于关中平原中部。

  关中平原土地肥沃,被东方朔称作“天府”。司马迁写道:关中“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能够成为上田,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之外,还在于此处有着丰富的水利资源,南部秦岭山脉几十条峪口河流道道,中部渭河横贯,北部则有泾河和著名的郑、白渠。这些水流源源不断的滋润着关中平原这一方土地,百姓历代均受其益。汉朝时的《白渠谣》中唱到:

  “郑国在前,白渠在后。举臿为云,决渠为水,水流灶下,鱼跳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对于这些水源的利用,历代都有相应的管理制度,唐朝也不例外。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级水利法规《水部式》中就专门列有关于郑、白渠的管理条款,规定干渠不得筑堰拦水,支渠只允许修筑临时性堤堰。在渠水的使用权方面规定灌溉用水权优先于水利综合利用。

  有一句话经常被人们提及:制度不是万能的。唐朝时期三辅地区的河渠水利资源使用状况也应验了这句话。丰富的水利资源不时遭到人为地侵占,其主要表现就是达官贵人沿渠随意设置的水碾。有唐一代,侵占与疏决之间的较量如同拉锯,反反复复。

  在李元紘奉命拆毁水碾,疏决三辅之前,京兆地区已经进行过一次疏决行动。

  唐高宗永徽六年,雍州长史(即后来的京兆尹)长孙祥向唐高宗汇报说:以前的郑、白渠渠水能够灌溉四万顷田地,但因为富豪大贾竞相沿渠安造水碾,筑堤围堰,堵截水流,致使渠水越来越小,几至干涩。请圣上下诏,疏通郑、白渠,这样才能方便百姓,使那些碱卤泛起的贫瘠土地也成为水浇良田。

  高宗听取汇报之后指出:疏导渠水,发挥它的灌溉功能以应对干旱,是一件大有好处的事情。随即下诏令长孙祥沿渠巡查,拆毁所有水碾。

  这应该是唐代第一次大规模毁碾。

  李元紘对于水碾并不陌生,数年前他在任雍州司户时就处理过一起水碾所有权之争的官司。

  当时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一方是寺庙的僧人,另一方是太平公主。

  事情发生在神龙年间。当时的一国之主唐中宗并不热心于为李家天下当家作主,生性好强的太平公主趁虚填空,在政坛上成为一个强力人物,在她周围遂形成一股政治势力。这一种势力相当强大,以至于遮天掩日,朝廷的许多官员都以太平公主的好恶为自己的行动准则。

  而李元紘自有原则,经过审理后将水碾判给了僧人。

  当时主持雍州府工作的窦怀贞得知这个判决后大惊失色,自己的属下竟然判决太平公主败诉,无异于闯下天大的祸事,便亲自找到李元紘令其改判。

  窦怀贞当时被人们称为“国遮”(此“遮”字电脑里找不到原字为上父下者),国舅这个称呼人们都很熟悉,“国遮”则发源于窦怀贞。这件事其实是唐中宗为岔心慌而亲手导演的笑剧。

  唐中宗景龙二年大年三十,皇帝和皇后在宫中举办盛大宴会,辞旧迎新。应邀出席宴会的有诸位王公,公主携驸马,朝廷的高级官员。场下载歌载舞,坐上宾主频频举觞,恭贺新春共祝皇上万寿无疆。尽兴之际,中宗对窦怀贞说:听说你一直没有再娶,朕心中时时惦记着此事。今日良宵普天同庆,朕做媒人,赐你成婚。经过一番隆重而热烈的过场仪式后,团扇移开,新娘露出真面目,在场的人纷纷笑倒。那新娘乃是韦皇后当年的乳母王氏,韦后现在已是中年,她年幼时乳母的年龄可想而知,而且王氏还不属于那种保养得当随时可以装嫩的女性。唐中宗这次搞笑比前几次那种官员才艺比拼更进了一步,仔细琢磨也真够损的。当时的人管乳母的丈夫叫阿遮,窦怀贞因而被称为“国遮”。从此,每当窦怀贞谒见皇上或者上奏表书时都自称“翊圣皇后阿遮”。

  这一称号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两年之后,李隆基诛杀诸韦,窦怀贞亲自手刃妻子王氏,提着割下的首级前往安福门下拜见相王李旦,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面对顶头上司窦怀贞要求改判的压力,李元紘提笔在判决书上写下十六个大字:“南山可以改移,此判终无动摇!”

  窦怀贞碰壁而返。

  在接到唐玄宗疏决三辅的诏令后,李元紘率领手下人马将王公权要沿渠设立的水碾全部拆毁,史称“百姓大获其利”。

  具体获得多少利益未见记载,但有一个例子可以参照。唐代宗广德二年拆毁郑、白渠沿渠水碾后,渠水水源充足,灌溉流域因而增收稻谷二百万斗。

  广德二年那次毁碾不那么顺利,据《唐语林》记载,广德二年代宗下令毁碾后,“常年命官皆不果敢”,代宗特别指派以不畏权势著称的工部侍郎李栖筠和京兆少尹崔沔前往执行。此次共拆毁水碾七十余所,其中包括公主家的水碾十所。数十年后,李栖筠之子,元和时期名相李吉甫在其《元和郡县志》中还提到了其父那次毁碾。

  可见毁碾是一件得罪权势的差事,唐玄宗能够让李元紘去毁碾,应该和他在处理太平公主与僧人碾争一事上的作为有关。

  唐朝的官宦子弟常爱当众谈及自己的家世,用一个恰当的词来形容就是摆谱。当然也分场合,安禄山大军占领京师时,就没人敢摆谱,怕被抓去砍头。

  唐玄宗李隆基就参与过一次摆谱会。那时刚刚被册封为临淄郡王的李隆基去长安城西南的昆明湖游玩,想登上一条游船去喝酒,船上那些和他年龄相仿的人说酒有的是,不过先要摆谱,谱大的先喝,谱小的在一边陪着。李隆基闭着眼睛开摆:爷爷的爷爷是天子,爷爷的父亲是天子,爷爷是天子,家父也当过天子,俺是临淄郡王李隆基。一谱摆过,四下已无人影。

  这里暂且也替李元紘摆一下谱。

  曾祖李粲隋屯位大将军(三品)唐左监门卫大将军(三品)

  祖李宽唐太常卿(三品)

  父李道广唐殿中监(从三品)同凤台鸾阁平章事

  也是个三品世家。

  李元紘,世居京兆万年县。他的祖上本姓丙,隋末,李元紘的曾祖丙粲率部响应唐高祖李渊进占关中,被封为应国公,官拜宗正卿,赐姓李。李粲在隋朝为官时和李渊有着良好的关系,因而受到格外的照顾,升迁为左监门卫大将军,特许他在宫中骑马。

  唐时进入仕途一般有两个途径,一是可靠,一是蔭,李元紘走的是蔭这条路子。所谓蔭就是人们常说的祖上蔭德,唐朝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可以获得一个朝廷干部的指标。按唐制,正三品的孙子,从三品的儿子所能蔭得的官阶同为从七品,李元紘步初仕途担任的泾州司兵参军就是从七品。

  在担任京兆尹之后,李元紘历任工部、兵部、吏部侍郎。开元十三年,唐玄宗有意提拔李元紘担任户部尚书,但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李元紘资历太浅,不宜破格提拔,于是便过渡了一下,先当了一年户部侍郎。一年之后,也就是开元十四年四月,李元紘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成为宰相。

  在开元时期的宰相中,李元紘以清俭著称。在高位多年,李元紘没有修葺过自己的住宅,所骑马匹上的鞍饰物都是旧的,皇上赏赐的钱物全都送给亲戚们。宋璟称赞李元紘:“贵为国相,家无储积”。

  和李元紘同时为相的是杜暹,他们两人因在许多事情上意见不合互相掣肘,造成班子不团结,引起唐玄宗的不满,开元十七年六月被双双罢相。

  开元二十一年,李元紘去世,谥为文忠。

(一)

  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唐代宗李豫病故,三天之后,唐德宗李适即皇帝位。

  十多天后,长安城中,一辆马车悄悄的停在宦官刘忠翼住宅的门前,刘忠翼原名刘清潭,深受代宗宠信因而赐名刘忠翼,他的住宅豪奢一时,与元载、马辚的豪宅齐名。

  那辆马车上下来一个人,左顾右盼之后溜进院中。此人便是银青光禄大夫、尚书省兵部侍郎、寿春郡开国公黎干。

  尽管黎干此行小心谨慎,但还是难逃耳目。很快,黎干密会刘忠翼一事便被汇报给唐德宗。

  刚刚登基处在百忙之中的唐德宗对此事非常重视,他认为黎干和刘忠翼私下秘密串联是在图谋不轨,一纸诏书将此二人除名长流。

  唐时规定,身在京师的谪贬左迁官员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动身前往谪贬地,这在一些被贬官员的诗作中多有表述。

  韩愈回忆其被贬山阳时写到:“中使临门催,顷刻不得留。”白居易在前往江州时则是:“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望前途。”这些都是针对这一规定而言。

  这条制度是开元年间的京兆尹崔日知制定的,实施后不久,崔日知因贪赃枉法被谪贬,制度并没有因为他是制定者而给与照顾,崔日知和妻子道别请求被拒绝,匆匆离开京城前往歙县。崔日知被当时的人们认定为做枷自戴的典型人物。另一个典型人物是鱼家保,鱼生提议做成了那个集自荐求职、检举揭发、颂德投稿、预测祸福为一身的意见箱——铜匦,使用之后就有人往里面投了一封检举信,说是鱼家保为徐敬业打造的兵器伤害了为数众多的官军,鱼家保因而被诛杀。

  黎干和刘忠翼离开京城前往流放地那天,长安城中的少年儿童自发的聚集在一起举行了一次另类的欢送仪式。参加欢送的少年儿童脸上没有涂抹那种高原红式的红脸蛋儿,身上没有穿新衣裳,手中没有持鲜花,更没有连蹦带跳有节奏的呼喊欢送欢送热烈欢送!而是个个怀揣砖瓦块砸向黎干和刘忠翼。

  那个时候教育还不普及,长安城中大多数少年儿童都在家闲着,不用强睁朦胧睡眼背着沉重的书包奔向学堂,所以聚集起千把人不是什么难事。这上千名少儿鼓噪着扔出手中的砖瓦块儿,连训练有素的京兆府捕贼尉们都控制不了局面。至于是真的控制不了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不得而知了。

  唐代官员离京时遭遇砖瓦袭击的事不止这一次。

  唐顺宗初一即位,便将在京城引起民愤的京兆尹李实贬为通州长史,市民们闻讯堵在李实将要经过的道路口手拿砖瓦严阵以待,李实绕道而行才得以幸免。

  唐咸通十年,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岩出任西川节度使,出城路上遭砖砾袭击。路岩问责于其亲手提拔的代京兆尹薛能:在首都的大街上竟然有人投掷砖砾为某送行,京兆府难逃其咎。薛能不紧不慢的举起手中的笏板答到:按照制度,宰相出镇外地时京兆府是不应派人保护的。

  黎干和刘忠翼出城之后马不停蹄走了近百里路到达蓝田青泥驿。

  青泥驿是关中通往湖北官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再往前行翻越秦岭可到达湖北,与绕道东都洛阳相比,这条官道要近的多,对于那些行程紧迫的谪贬官员来说,此路便成为南下的首选道路。许多官员登上秦岭回望京城感慨万千,情发于心则诗成于口,沿途便成为谪贬诗篇的走廊,其中最著名的恐怕就是那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了。

  唐德宗显然在短时间内了解到了京城少儿的行动,当黎干和刘忠翼行至蓝田县青泥驿时,追加处罚的诏书随即送达。
(二)

  最终的处理结果是:赐死。

  黎干被赐死的首要原因是牵扯到一笔旧帐。有传言说大历年间黎干和刘忠翼曾经劝说唐代宗册立独孤贵妃为皇后,立独孤贵妃的亲生子为太子。这就威胁到当时的太子李适的地位,如今李适熬成正果,帐便要一笔一笔的算。劝立独孤氏一事如同许多宫帏秘闻一样很难说清楚,不过唐代宗对独孤贵妃一往情深倒是事实。大历十年独孤贵妃去世,代宗思念不已将她的棺椁在宫中停放了三年,到大历十三年八月才入土为安。黎干和刘忠翼投代宗所好是有可能的。

  另外,黎干再次任京兆尹时期的所作所为也是也是他被赐死的原因之一。《旧唐书》本传中说黎干第二次担任京兆尹之后“自以为得志,无心为理。贪暴益甚,徇于财色”。关于这一说法现在找不到具体的事例加以佐证,但从长安少年砖瓦相送一事来看,本传中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

  黎干,新、旧唐书均有传,但其中对于黎干的家世却未提及。据《□故银青光禄大夫、尚书省兵部侍郎、寿春郡开国公黎公墓志铭并序》中记载,黎干,字贞固。祖籍寿春,居住地为戎州。其七代祖为魏东平将军,封寿春侯。高祖为隋戎州刺史。黎干被封为寿春公是源于他的郡望。

  唐代宗一世,黎干曾两任京兆尹。

  代宗永泰元年,京兆少尹黎干首任京兆尹,与前任相比黎干身上多了一项兼职:木炭使。木炭使的职责是负责京师的薪炭供应,唐代首都的一把手亲自抓燃料始于黎干。

  近百万的人口,为数众多的禁军驻军,再加上皇宫宫中的巨大消耗,京师长安每年所需的薪炭不是个小数目。有唐近三百年,长安之南秦岭上的树木被砍伐已经是难以数计了,但薪炭短缺的状况仍时有发生,遇上阴雨天气则更加突出。唐建中年间那个善于经营的窦乂就瞅准雨季这个机会做了几笔薪柴生意,碗口粗的一束薪柴卖到十几文钱,收入颇丰。窦乂还创造过一种替代薪柴的型材燃料,唤作“法烛”,“将燃炊爨,与薪功倍,又获无穷之利。”

  黎干在其位而谋其政,着手解决薪柴短缺的问题。在他看来,城南终南山上有的是树木,造成薪柴短缺的主要原因是运力不足。为此,他计划开一条新渠,从南山峪口直达长安城中,渠成之后,南山的薪柴可由水路运抵城中。

  渠道的一期工程起于长安西市的贮木池,向东经过黎干所居住的开化坊(只是顺路并无私情),再经务本坊后北折,进入皇城。此段工程沟通长安城中原有的漕渠、广安渠、清明渠、龙首渠四条水渠。渠宽八尺,水深一丈,小船可单向通行。

  一期工程进展顺利,通水之际举行了庆祝典礼。庆典的重头戏是彩船巡游,黎干的面子的确很大,邀请到了最尊贵的嘉宾——唐代宗李豫。

  得知圣上要亲自检阅彩船巡游的消息后,黎干动了脑子,特别安排一些身材、相貌具佳的歌女在船上嘻笑戏水,供代宗养眼。

  身为天下之主的皇上当然不能像老百姓那样挤在渠道岸边踮起脚尖围观,代宗登上安福门,居高临下观看巡游。

  安福门是皇城西门之一,距离黎干所开新渠最近处也有两千多米,在此处观看新渠中的彩船相当于现今西安市的市民站在西五路与北大街十字遥望南稍门过往的车辆。

  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出那种单筒式望远镜,可供皇上拿在手中对准远方。也没有实况转播,不身临其境也能听到解说员热情洋溢的话语:现在驶过的是第三条彩船,整条船的装饰风格具有浓郁的西域色彩,来自石国的姑娘们身穿鲜艳的民族服装,伴随着阵阵鼓点跳起了拓枝舞。

  相距两千米之外,看山是一种享受,观人则难辨美丑。由此可以推断,此次巡游是绕道永安渠进行的,永安渠与安福门只有一坊之隔,三百米左右的距离。

  长安虽然号称八水环绕,但彩船巡游的次数却极少。唐代最著名的一次彩船巡游是在唐玄宗天宝二年举办的。

  当时的陕州刺史,江淮南租庸使韦坚修了一条渠,引长安城东浐河水至长乐坡下的望春楼前,积水为潭,名为广运潭。天宝二年,阳春三月,唐玄宗登临望春楼观看彩船巡游。此次巡游动用了二百多艘崭新的船只,全是走水路由黄河逆流而上,过天堑三门峡至潼关,经渭水再入浐水。船头上悬挂着标有各个州郡名称的牌匾,船上陈列着该地的名优特产。丹阳郡的船上展示的是京口出产的绫丝缎,广陵郡的船上摆放着扬州制造的精美铜器、光鉴照人的铜镜。划船的船夫统一着装,头戴竹笠,身穿宽袖园领白衫,脚登草鞋。地道的吴越风情。

  主办者韦坚任刺史的陕州彩船最具时代特色。

  天宝元年,在陕州桃林县发现一块宝物——老子李耳的灵符,白石上刻着红字,和武则天时期那块儿劝进的石头差不多。

  唐朝的皇帝对于社会上的人争相攀附山东四姓士族的现象很是不满,唐文宗就曾不忿的说;“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其实他们自己也攀附,认老子为祖,封其为玄元皇帝,所上的尊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大皇帝。供奉玄元皇帝的场所名为太清宫,而太清宫使则成为中晚唐首席宰相的使衔。

  在陕州发现的那块石头是一个叫做田见秀的人提供的线索,当时就有人怀疑此事为造假案,但唐玄宗要的就是这种吉利。由此,唐朝的历史上有了天宝这个年号,中国的版图上有了灵宝这一地名。

  陕州的彩船就是以此事为主题。还有更热闹的,灵宝县县尉崔成辅亲自站船,他头扎红布,袒露着半个臂膀,挺立在船头放声歌唱自己重新填词的《得宝歌》,歌中唱到:

  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耶?潭里舟船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听唱得宝歌。

  崔成辅站在前面的船头领唱,近百名经过选拔的美貌少妇穿者节日的盛装站在后面的船上唱和声。

  三郎是唐玄宗的小名,玄宗坐在望春楼上听见这种亲切的称呼心里一定美滋滋的。

  广运潭中真是热闹,三郎已经郎当。

  按照规划,黎干所修渠道中最主要的渠段应是从终南山谷口到长安城下这一段,南山之柴方可顺流而下进入城中。现在可以确认,唐代共有五条渠水流进长安城,分别是:龙首渠、永安渠、清明渠、漕渠和黄渠,这五条渠中前三条修建于隋代,后两条修建于唐开元、天宝年间,均与黎干无关。可见黎干所修渠道也是一个半截子工程。

  黎干首任京兆尹期间以严肃著称,敢于生整,治理京兆颇见成效。此一时期正是鱼朝恩得志之时,黎干与其关系密切。大历二年,黎干调任刑部侍郎。大历五年,鱼朝恩被缢杀,黎干被定为鱼朝恩的同党贬为桂州刺史,赴任途中行至江陵时,因母亲去世回家守丧。

  除了是鱼朝恩一党外,黎干此番被贬的原因还在于同元载交恶。

  黎干任京兆尹时在很多事情上和元载的意见相左,元载对此极为不满,元载的密友王缙就曾当面指责黎干说:你来自南方,在京城没有什么势力,根本就不了解朝廷内部的事情。唐代宗依靠元载除掉鱼朝恩,却导致元载坐大,从杨绾、李泌的遭遇来看,黎干得罪了元载,即便不是鱼朝恩一党也是难逃一劫。

(三)

  大历八年五月,礼部侍郎徐浩、薛邕、京兆尹杜济被贬,元载的势力再次受挫,朝廷稍肃。此时,京兆尹这一职务空缺,九月,桂州刺史黎干重新被任命为京兆尹。大历九年初,黎干正式走马上任。

  黎干上任不久,京兆地区便遭遇干旱。天不下雨,人也没办法,只能祈求。

  求雨是两条腿走路,民间一条,官方一条。

  长安城民间求雨的方式是这样的:在一个大瓮中装上泥土,然后将木雕的蜥蜴放入瓮中,选一些少年儿童穿上绿颜色的衣裳,手持青竹枝围着瓮转圈儿,边跳边唱:“蜥蜴蜥蜴,兴云吐雾。若雨磅礴,放汝归去”。

  官方的祈雨方式就正规的多,要搭台子,要有一整套仪式。

  身为地方行政长官的黎干在长安城东南的曲江举行官方的祈雨仪式,官方搭台,巫觋唱戏。

  现场用土堆出一条龙,堆土龙是前人流传下来的,西汉时的《淮南子》一书中说:“旱则修土龙。”龙掌降雨,土则克水。

  仪式正式开始后,聘请来的专业巫师巫婆轮流到祈雨坛中做法,手舞足蹈,口中念念有词,很是热闹。这大概就是所谓搭台唱戏。做法数天,天上仍然没有降雨的迹象,黎干心中焦急,索性亲自上阵,友情客串巫师。黎干在此方面不算外行,当初他就是因为精通星纬术而得以待诏翰林的,巫术与星纬术同属一个系统。

  还有一件事也和星纬术有关,黎干在任京兆尹时,每个月都要组织能工巧匠用珍珠编制一件御衣,制成之后不是献给皇上,而是投入熊熊的烈火中烧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祈福除灾。

  黎干口碑不佳,“挟左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唐代官场毕竟是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瞧不起旁门左道。这也是同时代的李泌“不为时人所重”的原因。

  古人认为巫师是人类与上天沟通的桥梁,京兆尹出任巫师,级别已经够高的了,但仍然无法同上天建立连接,旱象仍在持续。巫术无效,黎干决定上档次,提高品位,去祈祷文宣王孔老夫子。

  唐代宗得知此事后认为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他引用了一条孔子语录:“丘之祷久矣”,意思是说未必管用。祈雨活动被叫停。唐代宗自己按照历代帝王的套路,省吃俭用以感动上苍。

  其实皇帝省吃俭用只是一种姿态,对于是否降雨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说白了是在坐等。天有灾难,即便是皇上绝食也未必管用。唐德宗贞元元年夏秋,京兆大旱,灞河、浐河断流,地下水位下降,长安城中的水井干枯。灾情一直延续到第二年春天,青黄不接,京师一带的军民都饿的黑瘦,往日备受优待的禁军士兵无粮可吃直想造反。若论省吃俭用。唐德宗已经做到了,当时宫中已经没有余粮可以酿酒,天照样旱着。

  关键时刻,韩滉从江浙运来三万斛大米。德宗得知这一消息后放下架子立即赶到东宫对太子说:“大米已到陕州,咱们父子有救了!”

  唐人段式成在他的《酉阳杂俎》中记载了一段黎干此次求雨中的遭遇。

  当时求雨现场围观的百姓很多,有数千人,这一点可以想象,喜欢看热闹是京城百姓的习惯,而且京兆尹亲自出任巫师这一看点几辈子才能轮上一回。这天,当黎干的仪仗到达现场时,围观的人们习惯的迅速躲避,只有一个老者依仗伫立不躲不闪。黎干大怒,命令手下杖打老者。此一事于法来说并无大错,但是老者身上却大有玄机。却见那老者挨了一顿棍棒之后若无其事,慢腾腾的离开现场,黎干手下反映棍棒挨着老者身体后便被弹回,像是打在柔软的皮革上。黎干何等聪明,敏锐的感觉到此人非同寻常,随即命令一个老坊卒暗中盯稍。接下来便引出京尹黎干着布衣夜探蘭陵里,神秘老者宴席间舞剑亮绝技。段式成在文中对于老者的剑术多有描述,略而言之,当黎干回到家中拿起镜子对照检查时才发现自己的胡须被剑削去一寸有余。

  在晚于段式成的皇甫枚笔下,另一个京兆尹温璋也有类似的遭遇,同样是杖击了一个老者,同样是派人盯稍,同样是夜访蘭陵里,老者同样是一高人。看来让京兆尹去蘭陵里在文人笔下是一种惩罚。

  段式成的这段记载文学色彩很浓,但京兆尹的仪仗冲犯不得却是事实,冲犯者或被拘留一天或被当场杖打,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刘公绰杖杀神策军小将。而在和京兆尹仪仗有关的故事中,最富有人文色彩的便是韩愈与贾岛“推敲”一事,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尽管它是美好的。

  黎干的仪仗在京兆尹中是有名的,人数有一百多名,前呼后拥,喝道开路,威风凛凛。不过黎干也不是毫无顾忌。

(四)

  大历十三年,元载被赐自尽,代宗任命杨绾为相。一个新宰相的任命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信号,元载生活奢侈,在查抄其住宅时,仅胡椒就抄出八百石。八百石这一数字比较抽象,类比一下,八百石大米是一百个成年男子一年的口粮。

  而新任的宰相杨绾则以清俭简素著称,任命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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