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五日是马克思诞生一百九十一周年纪念日。苏联和东欧民主化后，马克思的灵火已暗淡到近乎熄灭的程度。原因无他，连仍然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在邓江时代，也只把马克思主义写在宪法上装门面，或者死前争当马克思的孝子，以“向马克思报到”为荣，实际推行的则是不讲主义的实用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又成“显学”
也是马克思主义命不该绝，赶上中国改朝换代，胡锦涛登基，马克思主义又在中国回光返照了。论辈份胡锦涛只是马克思的灰孙子，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感情，半是早年接受的“正统”教育所致，半是黔驴技穷的无奈选择。因为他坐的龙椅搁在火焰山上，屁股无时不受火烧火燎，他能求助的只有共产党先祖的那点法宝，所以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当作铁扇公主的灭火芭蕉扇扛在肩上，然后一头往毛泽东时代倒走，嘴里唱的是实现真正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
中国大地一时时光倒流，恍惚又回到胡锦涛当政治辅导员的时代。马克思主义重新披挂上阵，各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室又活跃起来。一些御用理论家为了让马克思和跛足经济改革挂鈎，自圆其说地提出马克思支持市场经济等“新见解”，一时马克思主义又成了“显学”。
马克思的主要观点大部分在那篇《共产党宣言》里。
《共产党宣言》宣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到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产阶级已在欧洲占主导地位，他们的对立面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贪得无厌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无产阶级要解放，唯一的道路就是组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然后消灭资产阶级和私有制。不仅如此，无产阶级一旦夺取政权，还得用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暴力）去消灭阶级，最终走向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
这些要旨正是从列宁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支柱，说马克思主义至今没有得到实践的证实也就不能证伪不无牵强。还有人喜欢强调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按照马克思的上述原则，哪里还有兑现这句话的条件和空间？
当然，我没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就不从理论上下论断。何况，理论是灰色的，只有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既是深奥理论的来源，又是理解它的钥匙。
西方社会的阶级意识
本来，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我辈从小接受这两个词的洗礼，以为它们的意思十分简单明了。直到我移居西方后的某一天，触及到西方社会深层和真实的一面，才豁然明白阶级（层）这个词的真谛。
那是我到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不久的事。因为居住的需要，我来不及充分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就根据资金草草买了一幢中等价位的房子，住进去后才知道周围邻居大多数是工薪阶层，就是通常说的中产阶级。一次，我和一位邻居在门口的花园里聊天，无意中谈起了房价，邻居信手指着狭窄马路对面的一排房子说，那边房子的价格只是我们这里的一半。我一惊，对面房子不过老式陈旧一点，大小和我们的差不了多少，房价差两、三万镑是合理的，整整差一半却有点匪夷所思。我不解地问他： “为什么？”邻居却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说，那房子都是政府给吃救济的人免费居住的，后来有些人找到了工作，就花低廉的价格向政府买下，然后再转手倒卖出去，这样的房子当然没多少人会要，因为周围邻居都是吃救济的。他不能明说，但已告诉我那里是贫民窟。
后来我问一个相熟的朋友，他是一位退休工人，他这样对我解释：“比如我明天中了一个百万镑的彩票，我买得起D区（都柏林最高级的住宅区）的房子，但我不会去买。”
我又奇怪了：“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去那里居住，但那里的邻居不会跟我交往，那里的太太们甚至不会跟我妻子说话，这种地方我能去住吗？”
我更费解了：“为什么？”
“因为住在那里的都是医生律师银行家，我们不属于他们那个阶层，同样原因，我也决不会搬到吃政府救济的穷人区去，也不愿和他们打交道。”
这位退休工人是很善良的教徒，经常宣讲宽容和慈悲，但他说到贫民区时的语气毫不留情，看得出那不是出于歧视，一如他说到他不住进高级住宅区时不是出于自卑，而是对根深蒂固的阶层意识的认可和顺从。
原来那些在我看来没明显差别的一片片两层楼房子，什么地段是什么价格住着什么人泾渭分明，分明到一段一块画地为牢的地步。比如，一个医生或律师会在工薪族或穷人区开业，但他们决不会居住在那里，哪怕每天开车来回奔波，也一定要去住高级或比较高级的住宅区。如今不同阶层人的衣食住行的差别很小，以至在公共场合几乎难以分辨，于是，上层社会那些不肯降尊纡贵的人，就用一些高雅词语保持身份，以此不混同于其它阶层。
欧洲历史上的阶层和阶级
上面说的是爱尔兰和英国人的阶层意识，事实上，整个西欧都存在着相同的情况，甚至以欧洲移民为主堪称最平民化的美国也概莫能外。联系到这些国家民主法治建设已上百年，人人平等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却仍然没能冲决落后的阶层意识，显见阶层（级）形态在欧洲历史上源远流长。
古代欧洲一贯重阶层意识轻民族国家观念，所以王公们只在各国皇室间互相通婚，以保持皇族的高贵血统。当一个王朝灭亡或者一个国家宣布独立（这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是经常发生的），如果本国没有王室后裔，国民就从国外寻找一位王子登基为王。譬如，希腊一八三○年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对希腊有影响力的法、俄、英“建议”：希腊应该建立君主制国家。于是，希腊人请来一位巴伐利亚王子统治雅典，因王子执政无能被轰走，他们再请丹麦王储的二儿子来统治他们，就是延续至今的希腊皇室。
而皇室以下是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他们组成上流社会，过着和平民完全不同的生活，贵族和平民之间有着森严的壁垒。
阶级斗争学说的失败
这就是马克思出生长大的社会环境，阶层意识一直是他思维的重要部分。当他看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家和工人尖锐对立时，他的阶层意识立即转化为有产和无产两个阶级的斗争意识。为解决这个社会矛盾，他潜心研究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方式，提出了“剩余价值论”，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和阶级对抗的根源。
马克思揭露的资本主义的弊端是准确的，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许多作品就是当时社会的佐证。但上世纪至今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马克思指出的方向却是错误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东欧均以失败告终；而阶级斗争本该最激烈的西欧，却采取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处理纷争，不断化解此伏彼起的阶级斗争，最后在调和和改良中实现和平共处。
当下西欧社会，尽管市民们强烈地保持着阶层意识，但阶层之间不仅没有尖锐的冲突，还都认可和满足这种社会现状。因为那些最底层的吃救济者，靠富人和工薪阶层的纳税生活，他们不用干活又衣食无忧医疗全保，还有什么理由去造反？同时，完善的民主和法治保障了每个阶层人们的政治权利，使他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超越法律的冒犯言行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阶层意识再顽固，地区差别再大，都是“潜意识潜规则”，并没有打破社会应有的和谐和平衡。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偏颇
不仅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经不起实践，学说中有些概念本身也不合逻辑。
《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特指资本家和为资本家干活的工人，《共产党宣言》最后高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实，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欧洲以外的大部分地区还不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然而这个宣言却号召全世界（而不是限于欧洲）无产者结成统一战线，这是脱离当时历史现实的无的放矢。
这不是咬文嚼字抠字眼，马克思主义就是靠这样的理论和口号向全世界传播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苏俄的一手操办下，生搬硬套马克思理论的产物。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产业工人仅二百万左右，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
当时梁启超就明确指出：“我根本不相信中国有所谓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对峙。若勉强要找中国阶级的分野，或者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还成个名词。”“至于从‘洋八股’里贩来有产、无产阶级这个名词，在中国我认为绝对不适用。”梁启超对当时中国现状的精辟分析，是基于对中国历史的把握。
综观中国历史正好和欧洲相反，与强烈的民族意识相比，中国（主要是汉族）的阶层意识可以忽略不记。尤其是秦朝以后，中国的皇帝视周边四夷为野蛮之地，那里都是年年进贡的附属国，皇帝哪里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屈尊和附属国王室联姻。同时中国帝王妃嫔无数，也没法找到这么多外国公主，更不可能保持贵族血统。所以中国皇帝纳外藩公主为妃，或中国公主下嫁异族王公都是政治军事目的“和亲”，即通过婚姻消弭战事，按现代话说是公开施美人计。所以一出“昭君出塞”，一出“文成公主入藏”的戏文（她们两位还不是正宗的公主），戚戚惨惨哭哭啼啼唱了几百年，至今还把她们当作为民族和解而献身的榜样。欧洲人看了肯定会错愕得云里雾里，犹如我们无法想像请一位外国王储来当自己国家的国王。
再说，连朱元璋那样的无业流民都能做皇帝，再加一个科举制度，只要金榜题名立即就进入贵人的行列。而且中国乡村社会讲究的是宗族亲疏，同姓同宗就是一家人，贵贱富贫的分别都在其次。有钱的缙绅恪守“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宁可本乡本土郎才女貌的般配，也很少去外乡异族门当户对，哪里有欧洲式的不越雷池一步的阶层划分？
被马克思主义糟蹋的中国
可惜在当时的中国，梁启超的真知灼见只是空谷足音。一些去外国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究，不深入了解欧洲的社会实况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背景，只从书本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又罔顾中国现实竭力鼓吹，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站住了脚。
而共产党初创时期的党员，有的如王明、瞿秋白、张闻天等直接去苏联留学；有的如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去法国等欧洲国家勤工俭学，他们一边和当地工人一起打工，一边参与工人运动，他们得到的正好是马克思所说的被资本家剥削和搞阶级斗争的经验。这些人回国后不是仿效苏联搞城市武装起义，就是策动城市工人罢工，都因不符合国情而惨遭失败。还是草头王毛泽东比他们高明，他去农村搞农民运动，发动贫雇农斗地主富农分田分地，在农村建立共产党的武装，搞地方割据，这条路竟然给他走通了。
一九三八年，又一个先见之明者梁漱溟访问延安，他和毛泽东交谈时指出阶级斗争观的错误。梁漱溟用民间谚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说明中国不存在类似西洋中古时期的地主兼领主对农奴，或近代资本家对劳工那样的阶级对峙，提醒毛泽东不要忽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要“认识旧中国，建设新中国”。
梁漱溟毕竟是做学问的人，他哪里能看透政治无赖毛泽东的聪明。他知道，中国农民没有阶级意识，但不缺乏“不患寡患不均”和杀富济贫的恶习，他不过是借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口号用流氓无赖手段实现他当皇帝的梦，但他不能对梁漱溟说破这个心计。他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个幌子，既可得到苏联的物质支援又可赢得国内知识分子的舆论支持，和梁漱溟谈话本身也是他宣传自己的手段，他要向中国人展示他的新思想和他未来的新政。
毛泽东当了皇上后，虽然叫嚣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效法秦始皇焚书坑儒搞反右运动镇压知识分子，追随朱元璋“火烧庆功楼”搞文革，诛杀刘少奇等大批和他一起打江山的能臣，但他嘴上挂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最后斗到民不聊生冤魂遍野。
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惨败后，知识分子提出中国应该搞政治体制改革，走西方式的民主法治之路时，邓小平为了维持自己和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又提出了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挂羊头卖狗肉地贴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标签。这个“特色”就是在采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时，在政治上继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坚持共产党的暴力统治，并用新的形式制造新的阶级敌人，不断地用“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颠覆国家政权” “破坏安定团结”等罪名镇压异己分子。百万学生和市民上街和平抗议，在邓小平眼中也是阶级敌人，所以毫无人性地调动军队坦克疯狂屠杀，造成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他自己也在“胜利”中身败名裂。
这就是被马克思主义糟蹋了半个世纪的中国。
被中国糟蹋的马克思主义
轮到江泽民当朝后，他干脆把“中国特色”推向极致，连资本家也可以入党，马克思主义号召工人去打倒的对象，如今都成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这些有钱的党员，如今明目张胆地和早已不代表无产阶级的执政党连手，再加被收买的各行业的精英，共同组成在马克思时代中国不存在的（权贵）资产阶级。同时，马克思时代中国也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经过毛、邓、江三代的折腾，如今却浩浩荡荡地形成了被压迫和剥削的失业工人，和在底层挣扎的农民，与权贵资产阶级形成了水火不相容的对峙。到此，马克思阐述的无产和资产两个阶级的斗争，终于出现在中国大地，马克思主义也最终被中国的现实彻底颠覆。
下面这个啼笑皆非的故事对此作了生动的注解。
真实的寓言：到马克思故居嫖妓
这是时下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出国旅游团，他们出来的名义是来欧洲公务考察，能享受这种出差的当然是权贵资产阶级的代表了。一行人用一天时间在瑞士完成全部公务后，开始了两周的欧洲游程。那天，他们早上从巴黎出发，中午到达布鲁塞尔，天色将晚时抵达卢森堡，在一座乡村旅馆吃了西餐后，大家同时被一个欲念支配 ——去红灯区开洋荤。翻译用英语问旅馆的小姐，附近是否有Red House（红灯区）？小姐说，卢森堡太小，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她建议他们开二十分钟车程，去德国一个叫TRIER的城市，那里有些表演什么的名堂。这些人立即两眼放光，催着司机漏夜赶去。
很快看到写着TRIER的城市了，再进入以为设有红灯区的市中心。他们下车问路，对方已是说德语的德国人了。一位懂点英语的德国老人听到问“Red House”在哪？再看他们的东方人面孔，就说：“你们是中国人吧？是共产党员吧？”他们有点难为情，为自己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寻找红灯区。老人说，前行第二个路口就是。
那条街静谧整洁，没有闪烁的霓虹灯，不像有什么红色（应该说是黄色）的东西。直到拐角处才看到第二栋楼带点红色，底楼和二楼的房子里面刷着粉红色，还亮着灯，有那么点意思。大家兴奋得走近去，迎面撞见门墙上一个熟悉的头像。“那是谁？”“是马克思！”……
对了，TRIER就是特里尔，马克思出生的地方，这幢房子就是马克思的故居。来自中国的“孝子贤孙”就这样来朝拜老祖宗马克思了。
这是我读到的一个导游写的真实记录，我本人是编不出这种故事的。中国现实中的荒诞和离奇向来超过中国作家的想像力，特此申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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