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当时中共领导人中“发昏发热”的并不只是毛泽东一个，甚至可以说，除了极个别人以外，大多数都有点儿“昏”和 “热”。邓小平在1980年4月曾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这基本上是诚实之言。就拿当时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来说吧，从现在可见的资料来看，他对“大跃进”就并没有“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而是颇为热中于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所以他也是 “发昏发热”的领导人中的一个，也必须承担对“大跃进”的“集体负责”。
刘少奇在“大跃进”初期“发昏发热”的言行很多。在言论方面， 1958年4月底，他在去广州的火车上与周恩来、陆定一（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和邓力群“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还吹空想社会主义……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还“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在路过河南郑州时又要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把他们“吹”出来的“想法”去“试验一下”。在5月召开的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在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中号召 “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并对某些怀疑“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意见进行了驳斥。6月14日，他在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谈话时借谈妇女解放问题之机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并且大胆预言“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7月2日，他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又进一步预言：“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8月至 9月，他赴山东和江苏等地视察，在山东寿张县表扬当地干部群众的浮夸行为是“压倒了科学家”，“是一个革命”，在江苏常熟县对一个声称稻田亩产1万斤的乡党委书记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9月23日，他在与南通干部的座谈会上针对有人认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反驳说：“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一万人开矿，一万人运输，一万人炼铁，有三万人真了不起。这办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1958年底，当一个外国客人问他学校是否也要搞公社时，刘的回答是：“都搞，机关和街道也要搞。”至于行动方面，在整个1958年，从1月的南宁会议，到3月的成都会议，直至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这期间召开的酝酿和发动“大跃进”的历次会议上他对毛泽东的有关想法和决策都予以了积极支持，两人颇为融洽。由此可见，刘少奇在“大跃进”初期很是热中，其“发昏发热”的程度不轻。
就所有能见到的资料来看，刘少奇为人是偏于沉稳的，性格是比较拘谨的，不像毛泽东那般有“浪漫情怀”，表现在治国方面是比较务实的。这么一个沉稳拘谨的人，务实的人，到了1958年为什么就“浪漫”起来，“热情奔放”起来，对“空想社会主义”大“吹”特“吹”起来了呢？根据有关历史资料来考察，我以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刘少奇本人的思想来说，他年轻时曾颇为沉迷于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这种影响虽经几十年血与火的“革命”锻炼仍未磨灭。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盛兴于十九世纪前期的欧洲和北美大陆，其代表人物之一是英国人罗伯特。欧文。欧文从1800年开始用了四、五十年时间在英国和美国进行“理想社会”的试验，并把他的“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命名为“公社”。欧文的“公社”是由2000人至3000人组成的工、农、商、学各业俱备的生产和消费单位，在“公社”内部除纯粹个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公有财产，产品按需分配，每个人可在“公社”仓库领取必须的物品，还建立了公共食堂。据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黄岭峻披露，他在“文革”中出版的批判刘少奇的材料中发现，1958年刘少奇曾“透露了他之所以如此热衷生活集体化的动机，即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可以实现欧文等人的未竟之业”。看来当时刘少奇认为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公有制”，因而可以做到欧文等人无法做成的事，甚至可以超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社会”，建成“共产主义”，而“大跃进”就是这样一种“实践”。显然，这也是毛泽东等其他中共领导人狂热推动“大跃进”的原因之一。难怪“大跃进”中的许多“运动”如“公社化”、“公共食堂”等等与一百多年前欧文等人的“试验” 如此相像，原来毛泽东、刘少奇等人身上附着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魂魄。
刘少奇支持“大跃进”的另外一方面原因应该从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方面来理解。刘少奇和毛泽东在1940年代初的延安 “整风运动”中结成联盟，刘对毛争夺中共最高领导权的“斗争”从组织上和理论上予以全力支持，而毛对刘则大力提拔，最终将他超擢为党内“第二把手”，两人一时配合颇为默契。不过，在1958以前虽然毛泽东对刘少奇基本上是满意的，但刘少奇有时因为跟不上毛泽东那天马行空、变化多端的头脑，有时因为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有些时候就与毛合不上拍，因而时不时遭到毛的“敲打”。比如1949年刘少奇在天津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提出要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没想到毛泽东已经在准备“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了，结果刘受到毛的 “批评”。再比如1953年毛泽东因某些中央文件没经他“御批”就发下去而大动肝火，“批评”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为“分散主义”，并默许高岗向刘少奇发起攻击，后来虽因高岗闹得太过火，毛泽东为“党的团结”支持了刘少奇并把高岗等人打成“反党集团”，但刘少奇也着实领略了一番毛“斗争”手段的厉害。最严重的是1956年，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认为经济建设上出现了“急躁冒进”的现象，于是命中共中央宣传部写了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发在《人民日报》上，对毛泽东所欣赏的那种“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认为是反对自己的，当时就在他们送来审阅的稿子上批了“不看了”三个字，随后就发起“反击”。毛泽东很讲“策略”，他没有直接批评刘少奇，而是把矛头对准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等人，在各种场合大批特批“反冒进”，指名道姓，上纲上线，直批得他们一次次认“错”检讨，直批得总理周恩来为违心写“检查”而痛哭流涕，甚至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还把“反冒进”扯出来“敲打”周恩来等人。刘少奇对毛泽东对自己“手下留情”肯定是既心存感激，更惊悚震动，在以后几年他就尽量与毛泽东“保持一致” 了。
综上所述，刘少奇1958年支持“大跃进”，既是因为他内心还保有一点儿“空想社会主义”的“浪漫情结”，更是为了要搞好与毛泽东的“团结”——毕竟在灾难爆发之前“大跃进”只是一次“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即便有点儿“小问题”也无伤大雅，不能为此而“破坏党的团结”。我想，刘少奇在 1959年庐山会议上支持毛泽东打击彭德怀等人，会后支持“继续跃进”，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为“大跃进”辩护，并呼吁要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其主要思想根源也在于此。而也许正因为这样，当1960年以后“大跃进”引发的灾难爆发、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报告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时刘少奇曾说了一句话：“我当国家主席，饿死了人！”这透露出他的愧疚、悔恨和失望。他开始“调整政策”，在救灾的同时默许各地实行“三自一包”等“反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政策。这表明刘少奇在采取措施补救自己支持“大跃进”的“过错”，只不过，这措施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为时已晚。
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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