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晖在休息室和自己卧室的门口告示“凡属干部个人职务调整等事宜，一般不予接洽”，并申明“凡推荐或自荐要求变动职务者，一律到县委组织部向部领导面谈，并填写干部推荐表；凡携带财物的来访者，请自行带回，否则一律取消请托人及本人考查资格；县级领导推荐干部，也应先填写好干部推荐表，方可接谈”。
就熊晖个人而言，写一张这样的告示，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非议的。有人说，不许跑官要官，是中央多次重申过的，熊晖还要贴出这样的告示，有作秀之嫌。看到这样的说法，我会怀疑议论者到底是生活在中国还是外国。在中国，三令五申的事情多得很，事情有必要三令五申，就很可以说明问题了。
中国社会已经进步到很多人不在家里执行客人的水平，家庭被越来越多的人被视为私人空间，有事到公司谈、到外面谈的风气正在形成。而独独官场上，风气还是“拜门子”，办公室讲些冠冕话，真正有事要到家里谈。当然，登门拜访不能空手而去（“空手套白狼”，中国人都是很厌恶的），这样就不算打扰私人生活了，于是官员的家成了“第二办公室”，政事成了在家里处理的私人之事。
又一种质疑，是说这样也管不了用。我想，这可能要看你想要多大的管用范围。熊晖贴出告示，如果真能做到，至少可以在宜君县的换届过程中，减少到领导干部家里去跑官要官的现象。当然你要这样的告示解决全省全国的问题，解决所有的跑官要官问题，那确实是管不了什么用。
当然，我绝不认为，只要全国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在家门口贴出这样的告示，就可以解决全国的问题。清朝的道光皇帝继承乃父之风，常常穿补丁衣服，还拿是否穿补丁衣服来考核官员，产生的惟一结果就是旧官服价钱高于新官服。全国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在家门口贴“拒见要官者”的告示，能够产生的效果，可能是要官现象不能绝迹，而且新增一层“言而无行”的无耻行径。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在报道熊晖告示拒见要官者以后，媒体的后续报道，没有对熊晖处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以至于需要贴出这样一个告示，以及这样的环境在今日社会有多大的普遍性等等表示太大的兴趣，而是对熊晖的个人经历和“心路历程”进行发掘。这表明，媒体对熊晖告示事件更多地设想为一种个人特殊行为，并希望弄清这种行为的“动机”。
在现有社会环境下，一个县委书记在做出某件具有个性的事情时，他的内心到底在怎么想，恐怕不很容易获得答案。在接触媒体时，一个官员哪怕再坦诚，也会对官场潜规则不无忌惮，尤其当了“出头椽子”的人，众目所视，言语就会更加谨慎，因此他很难把全部的心理过程展现出来。
熊晖告示出现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无疑比熊晖个人的心路历程更加值得发掘。一般地说，我们会可以说，存在着较多的跑官要官现象，这是熊晖告示产生的背景，但这种感觉是过于大而化之的。我们不能认为宜君出了熊晖告示，就表明宜君的跑官要官现象最为突出，而应该说解剖宜君，其价值在于用具体的事实来填充我们大脑里对跑官要官现象的认识空白，让我了解政治生活的真实。
直觉告诉我，跑官要官其实是一个难称确切的说法。一个人希望担当公共职务，并为此而进行种种努力，并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而把努力寄托于请托私门、寻找靠山上面，根本不在于权力观、政绩观或者干部任用程序、交流制度等等，而在于权力授予的方式。权力由几个人乃至个别人以分派的方式来授予，而缺乏公众选择与认可在先的制度，必然导致把当官希望寄托于个人效忠与行贿收买的现象。
一个人能够将自己担当公共职务的愿望告诉他希望服务的那些人，并请求这些人选择自己时，可以认为他是在公众那里跑官要官。我认为跑官要官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几个人甚至个别人就能给予官位，这才是问题的核心。私密化、小组化乃至个人化的权力授予方式，是私下跑官要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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