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下达镇压命令之前，中共对法轮功的讨伐、监视、调查和罗织罪名早已开始，因为中共这一邪灵邪教组织固有的邪恶已本能地感到了“真善忍”对其存在的威胁，更不能容忍如此庞大而且仍在快速增长的炼功群体。从1994年起，中共公安人员就在法轮功中卧底，但未发现任何问题，甚至许多卧底人员也炼起了法轮功。1996年，《光明日报》违背对气功的“不宣传、不干涉、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发表文章，在思想领域无端批判法轮功。之后，来自公安和顶着“科学家”头衔的政客对法轮功的骚扰一直不断。1997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利用职权授意公安部门在全国范围对法轮功进行了一场调查，意在罗织罪名取缔法轮功。在各地做出“尚未发现任何问题”的结论后，罗干于1998年7月又通过中国公安部一局（也称政治保卫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然后再让全国各地公安部门进行系统性“卧底调查”、搜集证据。调查结果依然一无所获。
当中共作为一个邪灵组织已经开始要动手的时候，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启动镇压机器的人。此时中共领导人的处理就会起到重要作用。作为一个个体，中共党魁可以同时具有人性中的善和恶，如果其选择“善”，那么就可以暂时抑制中共邪恶党性的发作；如果其选择了“恶”，那么中共的邪恶党性就充分地暴露出来。
在“六四”之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无意镇压学生，但是掌握中共的八大老执意镇压。邓小平当时说：“杀20万人，换来20年的稳定。”这“换20年的稳定”实质上是要换中共20年的政权，这符合了中共独裁专制的根本目的，所以就被中共接受了。
在法轮功问题上，当时中共政治局七个常委中，也只有江泽民执意镇压。江泽民提出的藉口是关系到“亡党亡国”，这触动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经，加强了中共的斗争意识。江泽民维护个人权力和中共维持一党独裁在这里取得了高度的统一。
1999年7月19日晚，江泽民主持召开了中共高层会议，以权代法，亲自“统一”了认识，亲自拍板做出全面镇压的决定，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全面取缔法轮功，欺骗了世人。于是中共以及中共控制的中国国家政权和暴力机器开足了马力，铺天盖地镇压无辜法轮功民众。
由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中共的总书记不是江泽民，而是另外一个人，这场镇压就可能不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利用了江泽民。
反过来讲，如果共产党不是因为其血债和危机感，不是因为其十恶俱全的流氓、反天理和灭绝人性的本性，它也不会认为法轮功是个威胁。没有中共对社会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江泽民的镇压意志也不可能得到组织保障、财政保障、文宣保障、外交保障、人员保障、设备保障以及监狱、警察、国安、军队和所谓的宗教、科技、民主党派、工会、团委、妇联等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江泽民利用了共产党。
来源:《九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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