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灵附体 祸害中华（21）
中国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在神传文化中，有一部份内容讲了天堂的美好，地狱的可怕，同时也告诉了人们这样的一个事实，人活在世间，存在着被另外的邪恶生物杀害，吃掉的危险，这种以杀人，吃人作为补充其生存能量来源之一的邪恶生物，又可简称为邪灵，这种邪灵在另外空间一般是以动物的形象为其物质实像的。它们有的具有变化功能。有的能附体人身操控人，有的甚至取代人的魂魄借体成形，在古典小说《封神演义》中，就说那千年狐狸精在恩州驿馆将苏护之女妲己的魂魄吸去，然后这千年狐狸精借妲己之体成形，迷惑商纣王，断送他锦绣江山。而这千年狐狸精虽然有了人身，并贵为后宫娘娘，但邪恶本性不改，仍然要杀人吃人，书中写道； “且说妲己奏纣王曰：将摘星楼下，方圆开二十四丈阔，深五丈。陛下传旨，命都城万民，每一户纳蛇四条，都放于此坑之内。将作弊宫人，跣剥干净，送下坑中，喂此毒蛇。此刑名曰：' 虿盆' 。” 在历史上留下一个邪灵杀人的残暴记录。
书中还写道： “话说纣王将宫人入于坑内，以为美刑。妲己又奏曰：'陛下可再传旨，将虿盆左边掘一池，右边挖一沼。池中以糟丘为山；右边以酒为池。糟丘山上，用树枝插满，把肉披成薄片，挂在树枝之上，名曰' 肉林' 。右边将酒灌满，名曰' 酒海'。天子富有四海，原该享无穷富贵，此肉林、酒海，非天子之尊，不得妄自尊享也。'纣王曰：'御妻异制奇观，真堪玩赏；非奇思妙想，不能有此。'随传旨，依法制造。非止一日，将酒池、肉林，造的完全。纣王设宴，与妲己玩赏肉林、酒池。正饮之间，妲己奏曰：'乐声烦厌，歌唱寻常，陛下传旨，命宫人与宦官扑跌，得胜者池中赏酒；不胜者乃无用之婢，侍于御前，有辱天子，可用金瓜击顶，放于糟内。' 妲己奏毕，纣王无不听从，传旨：'命宫人宦官扑跌。'可怜这妖孽在宫中，无所不为，宫宦遭殃，伤残民命。 —— 看官：他为何事要将宫人打死，入在糟内？妲己或二、三更，现出原形，要吃糟内宫人，以血食养他妖气，惑于纣王.”此一段，记下了一个邪灵要靠吃人，以血食养其妖气以加强其害人的能力的例证。
举出以上例子，是因为《封神演义》这部书，并不仅仅是一部小说家言，其中讲述的许多故事，都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共产邪灵附体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封神演义》这部书在中共非法建政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禁书，尤其是在文革浩劫中，是不让人看的。现在此书不在禁书之列，但是，许多中国人因长期受共产邪灵附体的无神论的毒害，有的人不信神，有的人信神的底线很低，这样，有的人就不愿看此书，有的人就看不懂此书。传统文化的失传，是共产邪灵附体能祸害中华的重要原因之一。
共产邪灵附体这个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类，反宇宙的邪恶生灵，其杀人吃人的邪恶本性与那千年狐狸精同出一辙，但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千年狐狸精是以抢劫到的美女之身作为其在人世的载体去害人；而共产邪灵附体则是以共产党组织作为其在人世的载体去祸害人类。“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
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像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 (<< 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这个古怪的共产邪灵附体是以 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以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能量。在文革浩劫中，它主要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的，这个理论邪恶之处是相当明显的：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是一种反人类的暴力结构，共产邪灵附体的所谓的“革命”就是最终要断送全人类的生命，那么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到底，就是在共产邪灵附体非法掌控的国家暴力机器下 , 被共产邪灵附体操控的人，还要继续害人杀人，直至全人类都被毁灭。共产邪灵附体就是动用各种强制手段对民众灌输这种害人杀人的邪理。并用邪党组织掌控的国家机器去鼓动，指挥被附体者去杀人，去吃人以 制造一个邪恶的恐怖之场，使民众在恐惧中任其宰割。
在文革浩劫中，共产邪灵附体到底残杀了多少中国人，有不同的统计数字。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中共邪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叶剑英说出了这样一组数字：“文革杀死了二千万人，整治了一亿人，浪费了人民币八千亿元。”我认为这组数字的可信度较高。因为，这样的数字不是为共产邪灵附体歌功颂德的数字，没有必要夸大；这里的杀死不仅指用刀，枪等武器暴力杀人，而且包括因文革浩劫所造成的自杀，饿死等非正常死亡的人，十二年这样累积下来，说文革杀死了二千万人，是可信的。另外，叶剑英也是被共产邪灵附体的人，这个数字是共产邪灵附体让他说的，而邪灵让叶剑英公开这组数字，是含有向另外空间的更高操控者表功的意图的，以杀人之多为荣，正是共产邪灵附体邪恶本质的表露。
在文革浩劫中，二千万炎黄子孙的生命啊，是被共产邪灵附体组织自上而下极其残忍的夺去的。
1966 年5 月16 日出笼的那个臭名昭著的“516 通知”，发出的是使共产邪灵附体更残忍的杀人吃人的通行证，并不时的变换杀人吃人的对象，当共产邪灵附体的党卫军──红卫兵在全国开始无法无天的大规模的滥杀无辜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明知红卫兵把人戴高帽子，拖上街游行，打骂侮辱，把人都搞死了的情况下，在 1966年 8月 8 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却以极具鼓动性的语句夸赞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使红卫兵的滥杀无辜的暴行很快像瘟疫一样漫延全国。
在传统道德和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北京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常称为首善之区，意即全国最为行善积德的地区。可在共产邪灵附体的统治下，首善之区变成了首恶之地。根据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０日的《北京日报》，在北京市区，仅１９６６年８、９月的不完全统计，被打死的有１７７２人，被抄家的有３３６９５户。
1966 年8 月26 日，北京市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 月27 日至9 月1 日，大兴县的屠杀运动直接来自县公安局的指令。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党委书记。动手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大多是民兵。县内13 个公社，48 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 人，最大的80 岁，最小的才38 天，有22 户人家被杀绝。而同属北京市的昌平县被残杀的无辜民众的数量还要高于大兴县。
在文革浩劫中，造成大规模屠杀罪案，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员骨干。
在广西的宾阳县，造成 文革浩劫中大规模屠杀罪案的主犯之一是驻军某师长兼任县革委主任，就是他“觉得无组织的乱斗乱打死人气派还不够大，阶级斗争的台风刮得还不够猛，便亲自布置，召来各公社民兵，武装干部，在县城卢墟的闹市区开‘杀人现场会'。一次数十人拖上来，颈挂地富反坏右黑牌，宣布‘罪状'：‘某某地主，剥削劳动人民；某某右派，攻击社会主义；某某现行反革命，破坏文化大革命……'每人寥寥一、二语。然后高声问围观群众：'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对这些死不悔改的阶级敌人，大家说，怎么办？'疯狂而渴望嗜血的人群发出一声吼叫：‘杀'便一拥而上，有人提起事先准备好的棍棒，有人拾起路边的砖瓦石块，一阵毒打，不到十数分钟，跪作一排的阶级敌人全部毙命。‘杀人现场会’后，布置民兵干部回各公社照此办理，而副师长则坐镇县革委，每日催各公社电话报杀人数字。开始人们下不了手，于是将杀人数字较低的公社全县通报批评：‘阶级斗争盖子尚未揭开！’在该首长的电话、会议督战下，在他亲临杀人现场指导检查下，宾阳县在短短二十天内，便屠杀三千余人！该首长亦深知如此乱杀下去后果严重，便一面声称要制止乱杀，一面却开干部会，公然号召抓紧时间，突击杀人：‘现在还可以，到时候就不能再杀了’云云；还亲自规定：不准开枪，要用刺刀，用棍棒……。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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