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日华人来说,尽管许多人来日生活多年,已习惯了在日生活,但“无根的感觉”还是会时时浮上心头。尤其年纪渐长回想往事,逢年过节思念亲人的时候,一种异乡游子的孤独感,一种对异文化排斥感,对周边环境的隔离感,更会“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对此很多华人深有体会,但往往被人们疏忽的是,生活、成长在日本社会的华人二代,他们在回国探亲、旅游或居住时,也会遭遇日本文化、生活习惯与中国家乡文化习俗、的冲突,遭遇日本生活环境与家乡生活环境不同的碰创,也会显现一种“无根的感觉”。元旦刚过,春节将至,一批元旦归国探亲的华人刚刚缓和旅途的疲劳,投入工作、上学的奋斗之中,一批春节返乡的华人,又即将启程出发,可是您知道那些随家长出行或只身回国的旅日小华人们,他们在并不熟悉的故乡,会发生那些生活上、文化上、思想上的撞击吗?这些撞击又会对他们的心灵、对他们对中国对故乡的认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文特别选取了几个华人二代在回国生活中发生的故事,以提醒广大家长,关注孩子回国后的“无根的感觉”。
(一)被称为“国际大傻”
关玲(化名)的儿子张亮(化名)13岁了,他出生在日本,每2、3年由父母带回国探亲一次。无论在奶奶家还是姥姥家,他都是最受欢迎的人,堂兄堂弟表姐表妹也爱围着他转,由于父母都是中国人,平时家里用中国语交谈,张亮的中国语还能应付日常交流。但今年元旦回国返回日本后,关玲注意到儿子闷闷不乐,仔细询问,儿子说以后再也不会回中国了,原因是堂兄堂弟表姐表妹们给他起了个绰号,管他叫“国际大傻”。
后经与儿子谈心并于国内的亲属交流,关玲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儿子在于堂兄堂弟表姐表妹的玩耍中,太实在了,有啥说啥,从不知道变通,出去也不管什么情况,非常自觉遵守秩序,遵守各个场所的规定,在堂兄堂弟表姐表妹的眼中,“太傻了”。因而被笑称“国际大傻”。
如孩子奶奶在问在学校的情况和学习成绩时,其他堂兄堂弟学习好的都说考了第几名等,学习不好的只说个“一般”“马马虎虎”等,而张亮却告诉奶奶他最得意的是参加了学校的足球队,学习上“拼命努力了,但成绩不好,倒数第三名”,奶奶夸赞他,问他班级有多少人能参加足球队时,他回答“谁想参加都可以参加,我还找了一位朋友参加呢。”令堂兄堂弟笑他笨。
还有一次,大家去游戏房玩,游戏房的墙上贴了一张告示,表明不许中小学生来玩,堂兄堂弟都是中学生,都大摇大摆地玩,店主也没有任何表示,但张亮看到了告示,问明白其中的意思后,就坚决不玩了。任堂兄堂弟怎么说也不听。同样一次去游乐场玩游戏,一个玩具车道具标明一排座席可乘坐2人,但这班车只剩一排座席了,他们同去的却有兄弟3人,因都是孩子,管理员同意3人挤挤坐下,带他们去的叔叔也让他们挤挤坐下,可张亮就是不坐,非要等下一班车来,而下一班车一等就是半小时,无奈叔叔只的让那两个兄弟把座席让给别人,他们一起等30分钟后的下一班车再坐。对张亮这么遵守“本来没用”“只是用来给检查的人看的”的规章秩序,堂兄堂弟们笑他“太傻了”。
还有一次叔叔带兄弟三人去吃“麦当劳”,堂兄堂弟去站座位去了,因店里人多,叔叔让他带为排队,自己出去办点事,结果直到叔叔回来,张亮还站在原地,原来前边不断有人夹塞儿,而张亮又不往前挤,所以只好原地踏步了。对于张亮“连排队都不会排”,堂兄堂弟们更是连连摇头,于是偷偷给他其了一个外号:“国际大傻”。
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关玲表示,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家乡所在的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市,社会效率和人的观念相对落后,人们对自觉、秩序的要求显然水准太低。儿子是认死理,但这个死理认的没有错。为此她表扬了儿子,并告诉儿子中国人正在像儿子一样,都在往“傻”上变,堂兄堂弟他们过两年就会明白“傻”是好的,也会变“傻”的,儿子听后虽是半信半疑,但显然很高兴。
(二)再也不想回国了
苏先生的儿子苏启明(化名)现已上了大学,自从3年前从中国奶奶家回日本后,再也没有去中国,原来3年前在国内旅途上发生的事,至今仍让他记忆犹新。
苏启明上小学时来日本,刚来日本时也常常随父母回国,后来上了中学,学习忙了,回国的次数少了,中国语说的也不太流利了。3年前,苏启明17岁,上高中二年级,暑假时父母因工作忙脱不开身,就让他一个人去长春看奶奶。考虑到苏启明已有7、8年没回国了,对国内环境不了解,父亲为他买好了先飞大连,然后从大连转机飞长春的机票,并约好叔叔去长春接机。准备就绪,父亲还不放心,就买了一张可从中国打往日本的电话卡,嘱咐儿子一下飞机就给父母打电话。
父亲在成田机场把儿子送上了飞往大连的飞机,心就一直提着,焦急地等待着儿子的消息。果然当天因大连大雾,飞机无法降落,就降落在了沈阳。接到儿子从沈阳机场打来的电话,苏先生要儿子在机场等着,听从机场人员的安排,并每半个小时来一次电话,告知情况。苏先生又给弟弟打电话告知航班有变。然而半小时后,儿子没有来电话,一小时后儿子还没有来电话。苏先生急了,给机场打电话问情况,机场回答没有找到这位乘客,可能去沈阳北站乘火车去了。苏先生又给弟弟去电话,弟弟来到长春火车站,等候从沈阳过来的火车。然而从下午等到天黑,没有半点孩子的消息。苏启明的奶奶一家人都极了,从长春打了两辆出租车连夜赶到沈阳找人。从飞机场到沈阳北站,一遍又一遍的寻找,找了一宿,终于在天已大亮的时候,叔叔在北站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下找到了只身占在那里的苏启明。
原来,在沈阳飞机场等候机场安排时,一位机场工作人员问苏启明,“你去哪里?”“长春。”“去长春,那还等什么,赶快出门打出租车去沈阳北站,坐火车4小时就到了。”于是苏启明座出租来到了沈阳北站,在日本长大的他哪里了解国内的社会环境,按在日本的习惯,他把随身带的手提箱放在身边,钱包放在裤子的口袋里,排队买票。哪知之一眨眼的时间,他的手提箱就不见了,心里着急,启明又急忙去拿钱包,发现钱包也不见了,从来也没有想过在国内会有这么多的贼,这么肆无忌惮,启明一下子就懵了,看着身旁一双双冷漠、嘲讽的眼神,启明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寒冷,他不知道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也说不清楚这贼究竟是怎么偷的,不敢去找警察报案。钱包丢了,电话卡丢了,他没办法跟家里联系。毕竟还是个孩子,一下子身处这种凶险的环境,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而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启明就漫无目的的来到一座立交桥下,又饿又冷地等待天亮。叔叔找到启明后,急忙给亲人们打电话报平安,而这时一宿没合眼,差点急疯的父母已经开始里买机票准备去中国找儿子了。
找到了儿子,苏先生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了解情况后,苏先生给沈阳机场和航空公司打了电话,质问机场和航空公司,这样处理一个已经买好到长春的机票的乘客是否合理,结果答复一会儿说,找不到让苏启明去火车站的管理人员,怀疑其不是工作人员,而是一般乘客。一会儿说,苏启明已经是大小伙子了,谁知道他懂不懂中国,他的行为应该自己负责,等等,最后不了了之。苏先生生气地说,其实也没想让谁来负责,钱丢了可以再挣,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这件事对孩子伤害太大了,只想要求机场和航空公司以后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了。
苏先生事后讲述,出了这件事后,奶奶在也不让孙子在中国单独行动了,儿子回日本时,苏先生和妻子都去机场接机,儿子见到父母后,第一句话就时,“爸爸,我再也不去中国了,太可怕了。”苏先生说,“听了儿子的话,我心中的滋味难以形容,说不出来的难受。”
(三)中国的小孩都是神童吗?
刘立萍(化名)有一儿一女,这让她非常骄傲,以前带孩子去国内看望外婆,使孩子们最高兴的一件事。丈夫虽是日本人,但也非常喜欢中国,有时间就跟他一起回去。中国南到桂林、昆明,北到哈尔滨、大连,东到青岛、上海,西到敦煌、西安,他都去过,比刘立萍还中国。可是自从孩子上了中学后,开始拒绝与父母去中国旅游探亲了。
刘立萍介绍,问原因,孩子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就是不愿意去了。但一次女儿告诉他,讨厌大姨和老舅老叫她“小日本”。表哥有一次和她一起看排球赛,是中国队对日本队的比赛,表哥一次次地说,“扣死它,打死小日本。打死日本傻X。”这让女儿非常不舒服。女儿对妈妈说,“妈,中国话我平时听不太懂,但表哥的话我全明白,我听懂了,表哥声援中国队,但表露出的是非常讨厌日本,讨厌日本人。”
而儿子不愿回中国的原因是不愿与舅舅家的表妹比学习。刘立萍介绍,儿子与表妹同年,上同一学年,小学的时候放暑假,刘立萍带他回中国姥姥家过暑假,带了暑假作业。与表妹一块作作业,表妹很兴奋的和小表哥比了起来,刘立萍的儿子稀稀拉拉写了一页日语汉字和00000时,表妹一些了密密麻麻近两页的汉字。姥姥说,表妹从幼儿园时就学写字了,上学时写字又快又好,还会背唐诗宋词,会拉小提琴,聪明极了。以后回国表妹都回与小表哥比一比,看是日本的学生学习好,还是中国的学生学习好,比过数学,刘立萍儿子的数学作业只有花花绿绿的几页,而表妹的作业整整一大本,刘立萍看了一下,同类的习题,量至少是儿子3倍。当然作起来,表妹的速度也让小表哥望尘莫及。儿子曾认真地问妈妈:“中国的小孩都是神童吗?”刘立萍告诉他:“中国的小孩学习认真刻苦,你若认真学习,也会变神童的。”儿子却坚决地说:“不,我要和朋友们玩,我不要作那么多的习题。”
刘立萍说,其实女儿和儿子在日本中学和小学学习,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家长面谈时老师对他们的评价也很好。孩子们小的时候和他们的爸爸一样很喜欢去中国。现在女儿初三,儿子小学6年级,但他们不愿去中国了,想想语言交流障碍可能是孩子们不愿回国的因素之一,但不愿与舅舅家的表妹比学习,不愿听大姨家的表哥骂日本人,是孩子们列举的具体原因,这让刘立萍和他的老公都很头疼。
刘立萍说,想不到文化的冲突,不同生活环境、价值观念、生活习俗的隔膜,这么快孩子们就感受到了,生活在日本的华人二代,对父母成长的故乡生活,也会产生疏离,一种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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