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人们对那些丧尽天良的人，都习惯用“十恶不赦”来形容。曾几时，中国以“激起民愤”等同“社会影响极坏”的代名词，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同构成了其执法的依据。
既然，举报县委书记会“激起民愤”，可见稷山县委书记李润山是位好清官，是多么深得民心。那他为什么这样怕民众举报？
一封《众口责问李润山》的匿名信，责令警方投入全力侦破，又是对举报人关押提审，又是戴着手铐在“全县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上斗争示众。还不肯罢休，从2006年4月27日到2007年4月2日，杨秦玉、南回荣两人以“诽谤领导”罪判刑；2007年5月15日，薛志敬被以“诽谤领导”罪起诉到法院。三干部因文获罪，成为彭水“诽谤领导”案之后，中国社会舆论的又一焦点话题。
稷山县法院是以“激起民愤”作为判决诽谤罪依据，稷山县检察院是以“激起民愤”作为起诉诽谤罪依据，稷山县公安局是以“激起民愤”作为侦破诽谤案依据。以“激起民愤”为盾牌，让我们看的是“官愤”，而不是“民愤”。
正是因为三名科级干部，敢于举报、反映该县委书记的腐败。结果，就凭县委书记一句话，这些权力机关立即闻风而动。县里各个政法机关，从公安到检察院直至法院，步调惊人一致：公安部门“高度重视”，仅10天就“破了案”；检察院在“受害者县委书记”不自诉情况下，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不仅不采纳辩护人的意见，而在罪名认定上缺乏足够的法理逻辑时，仍然“依”法进行了宣判。这一切让人看到的是公检法己经沦为权力的奴隶，是在互相配合听命权力。
这一切哪里有，在法律上的相互制衡和执法上的独立性？这一切那里有一丝一毫法治社会的影子？ 发生在中国大地上一连串的“诽谤领导”案，仿佛就象回到了中国封建帝王家天下的年代？！
重庆彭水县教委干部的秦中飞，用手机编首打油诗短信，讽刺县委书记而被捕。在彭水县委权贵的指令下，彭水县动用了公安、国安、检察等部门，秦中飞被公安、检察以涉嫌“诽谤领导”罪刑事拘留、逮捕 ，送进看守所关了一个月多，此案株连近百人。
安徽五河县教师李茂余和董国平，通过手机短信，针砭五河县时弊的“顺口溜”，表达对学校人事安排不满。在五河县委权贵的指令下，五河县动用了公安、国安、监察局、人大常委会、县教育局、电视台等部门，公安警察搜家、通宵审讯，实施刑拘、降级、撤职，记大过处分，罚款500元。
福建莆田梧塘镇党委书记林国奋，向中央等有关部门举报市委书记许开瑞、县委书记郑海雄的贪污腐败等事实，附上反映其腐败并广为流传的民谣顺口溜，便成了特重大政治案件来查办。市委书记许开瑞亲自督办，县委书记郑海雄导演指挥，政法委、国安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纪委等部门领导直接参与，并组建重案专案组。张开大网，查流传的民谣顺口溜团伙，查写举报信嫌疑人、查笔迹、查向北京通电话记录；组织全市排查、盯梢、跟踪、监听电话等。最后逮捕了林国奋 ，以“对现实不满，用民谣顺口溜诽谤县、市领导”，强加上“贪污、受贿、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判刑６年。当时搞刑讯逼供、涉案了株连很多人。
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刘晓灵，向省委程维高书记举报公司总经理吴砚田的违法违纪问题，结果吴砚田没有受到查处，而刘晓灵反被政法部门治了个诬告陷害罪，判刑入狱4年。
河南舞钢市吕净一副镇长，因揭露市委书记李长河的贪污受贿问题，被政法部门以“贪污罪”逮捕入狱，判刑1年。沈阳市离休干部周伟，因揭露大贪官慕缓新、马向东的犯罪行为，反而被司法机关安了个罪名，送去劳教了700多天，其中5颗牙齿被“劳教”掉。河北省干部郭光允因举报省委书记程维高而被劳教八年。
上述发生在中国各地的“诽谤领导”案件事实，无非是发几条短信，写几封举报信，传几首民谣顺口溜，讽刺和反映了黑暗与腐败的现实。结果，遭到制造黑暗和腐败的权贵以光明正大的名义，进行无情地报复。
出现这种颠倒黑白的地区，原因是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权大于法，地方上的一把手说了算所致。加上一些权力机关的“媚态”，起到推波助浪作用。在许多地区宁愿得罪法，也不得罪权贵，才有“以权乱法”的现象。再者是缺乏有力的监督，互相监督的公、检、法，变成几乎没有监督与制约，仅凭几封举报信，甚至几句话，一个顺口溜，就可以用涉嫌“诽谤罪”，把人关押进看守所，甚至判刑。在中国，庄严的法律成了权贵以售其奸的工具。问责机制形同虚设，这些负有司法律之责、头顶国徽的公职人员，完全背弃了忠于法律乃为最高职责的理念，从客观上成了许多“土皇帝”的家丁和帮凶、打手。
事实再三表明：所谓因举报、反映腐败，造成 “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局面，更为确切地说，是民众“议论纷纷”其官员的腐败，是官员“人心惶惶”怕其腐败曝光露底。
类似“激起民愤”论调，早就重复多少次了。记得，河北干部郭光允检举省委书记程维高，被以“诽谤罪”押进看守所饱受折磨，历经九死一生；莆田梧塘镇书记林国奋举报市、县委书记贪污腐败，以“对现实不满，用民谣顺口溜诽谤县、市领导”，并强加上“贪污、受贿、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判刑６年；重庆彭水县教委干部的秦中飞，被以“诽谤罪”押进看守所饱受折磨五十多天；安徽五河县教师李茂余和董国平，以“诽谤罪”搜家、通宵审讯，实施刑拘、降级、撤职，记大过处分，罚款；山西稷山县杨秦玉、南回荣、薛志敬三干部，以“诽谤罪” 判刑；海口张志坚揭发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权钱交易，被公安逮捕、检察起诉。这些案件中的主角，都是以“诽谤领导” 罪，被当地政法机关拘捕、定罪。相似罪行都冠以“激起民愤”、“社会影响极坏”的词语。好在河北的程维高、药监局的郑筱萸倒台，莆田的许开瑞被中纪委刘丽英查处免职，郑海雄弃职全家离莆等，以及全国报刊、网站、社会舆论一致声援因举报、反映腐败被打击迫害者，才让全国民众都知道，到底究竟是谁激起了民愤？！
黑格尔说过：“治人者自由，治于人者为奴。”这些自以为有自由处置权的治人者，知道权力来自上司，而不是老百姓，对上司为奴作仆、百般恭顺，对下级平民有恃无恐、肆意欺压。黑格尔的话证明了发生的事实：为什么现在许多地方，真正 “激起民愤”的腐败权贵，从来没有见到过司法机关主动介入，办理权贵案？相反，从中国法典寻找不到按“民愤”大小裁量罪责轻重，反而成为地方司法办案的依据？
这是地方权贵和地方司法借“民”之名，来蛊惑社会舆论，来故意搅浑水？来躲避民众监督？不要说“激起民愤”词语，是不具有司法解释意义，再加上延伸“社会影响极坏”层面，也不能作为定罪依据。恰恰暴露现行中国司法依附于权贵的现状，最大弱点是不具有独立性。地方上权贵死抱着“党大于法”和“权大于法”的框框不放，反映地方司法“弹性执法”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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