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调查，郑筱萸受贿649万，涉及8家药厂。其受贿经过，是利用手中大权，批准药品生产和上市。该局滥批新药，仅 2004年，就批准新药1万零9种，而同一年，医药最发达、研发能力最强的美国，仅受理148种新药申请。“中国速度”，的确惊人。显然，中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贪官不只郑筱萸一人，凡涉及滥批食品药品者，几乎都是贪官。
根据中共《刑法》，贪污、受贿在10万元以上，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死刑。一些中下级官员、甚至业务员因此被判死刑。但被判死刑的省部级以上高官则寥寥无几。在此之前，只有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等 3人，被判死刑。
2003年之后，中共官员，就不再被判死刑，省部级以上官员，更与死刑绝缘。尽管，涉案的高级官员越来越多，涉案的数额越来越大。诸如：云南省长李嘉廷，受贿1800多万；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贪污1400多万；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受贿1004万；深圳海关关长赵玉存，受贿900多万；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受贿600多万；等等，这些贪官，仅被判处无期徒刑，至多死缓。外界解读：因经济犯罪不是暴力犯罪，中共不再判死刑；或者，腐败落马的官员，毕竟“对党有贡献”，中南海“刀下留情”。
于是，对郑筱萸的死刑判决，就成为一个异数，难怪郑某不服，提出上诉。但就在郑某上诉期间，官方最高喉舌《人民日报》，就已经发表评论员文章，高调肯定对郑的死刑判决。至此，郑某不仅被判了司法死刑，也被判了政治死刑，上诉便绝无翻案可能。这又是人治代替法治、政治干预司法的一出典型。
在此之前，当高官涉案数额巨大、而又未获死刑时，官方往往用“认罪态度较好”来搪塞。然而，郑筱萸一案，却是例外。专案组人员亲口对记者说，“郑筱萸本人认罪态度较好，因而办案顺利。”但郑某仍被判处死刑。
由此也可以断定，郑筱萸与中共高层中的任何人，没有私交，无从得到庇护，处死他，不会得罪任何高层人物，也不会影响高层任何一方的权力布局。与之相对照的是，在江泽民的巨大保护伞下，身为政治局常委的黄菊，虽明显涉嫌染指上海社保大案，却得以“善终”和“厚葬”；还几乎可以断言的是，被审查的政治局委员陈良宇，不管涉案数额多少，最后肯定不会被判处死刑。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郑筱萸本人，曾经是假药的受害者。郑某当年在杭州某药厂任厂长期间，因病住院，曾被注射假药，险些丧命。据说，这正是他出任国家药监局局长后，厉行改革的动力。郑某上任后，曾铁腕推行两大“新政”：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药品批准文号统一核发。然而，改革归改革，不受监督的批发大权，却由得他中饱私囊。
这个监管中国食品药品安全的“一把手”，竟然成为13亿中国人民健康和生命的最大威胁、并祸及世界。这仿佛是一种象征：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而执政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恰恰是中国人民安全的最大威胁、并危及世界。
2006年初，海南某药厂新药研发专员张志坚，曾在网上揭露康力元制药公司与国家药监局“权钱交易”的丑闻。不久，张被公安逮捕并起诉，罪名是“涉嫌损害商业信誉”。不久前，张案被撤诉，但张志坚本人，已经蹲了9个月大牢。如果郑某不死，张某就几乎要去死了。
据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郑筱萸，在老同学会上，曾假意说，自己收入不高，每月只有1700至1800元。然而，复旦百年校庆时，老同学们发现，郑某坐着马赛地600出现，派头十足。时下的中国，正盛行同学会，其中，那些腰缠万贯而风光一时的人物，恐怕就是不久就将锒铛入狱或人头落地者。一出巨大的“红楼梦”。
药监局长死给谁看？按中共高层的主观意图，是死给国际上看，就算中共不在乎中国民众的抱怨，毕竟还在乎洋人金口；也死给那些不听话的高官看，看他们“十七大”前后，是否听命摆布，毕竟，官官都贪，不听摆布，就给你亮出“反腐”的尚方宝剑。另外，从客观上而言，药监局长也死给当今中国的种种风光人物看：在末世的人治中国，看尔等能够逍遥到几时？(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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