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说，邓小平在89学运前期，期望借学生运动，推动政治改革，因而表现出观望与迟疑；后来发现妥协难以实现，而处理时机已被耽误，才转而以铁腕压制，最终导致悲剧发生，而邓也最终放下了政治改革情结。冼岩从中引出这样的悖论：六四源于邓小平的政改情结，六四又终结了邓的政改情结。
冼岩悖论很难令人信服。他并没有证据，证明邓小平在89运动之初没有立即镇压的主要原因是想要借机改革。在冼岩回应邓林的文章中，他只是从陈子明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推论无法解释邓小平的观望与迟疑，反推出邓的“政改情结”。而实际上，邓小平没有立刻动杀机，有许多原因，比如，消灭党内不同意见需要时间，计算动武的成本与效益需要时间，调动军队也需要时间。还有，邓一定考虑到，在胡耀邦追悼会以前动手会是最愚蠢的选择。可是冼岩却说，邓小平想要借机推动政改，“使中国摆脱原来的运行轨迹，直接与西方的快车道对接”。这话听来不仅牵强，而且南辕北辙！
有大量的相反证据证明， 89运动初期，邓小平并没有心思推动政改。这可以从当时担任中央秘书的吴稼祥披露的六四内幕、人民日报副总编陆超祺的《六四内部日记》、及赵紫阳的访谈录，得到证实。4月22日胡耀邦葬礼刚刚结束，4月23日赵紫阳刚刚离京赴朝，4月24日邓便指示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4月25日邓将学生运动定调为“动乱”，4月26日使学生们欲退不能的社论出台。5月8日邓接见军队首脑，5月15日邓通知40多位党政军老人，要实施军管，等等。这些事实说明，邓一直在忙著对付学潮，他怎么会有心思推动政治改革？！邓不仅没有心思也没有意愿搞政治改革。无可否认，邓小平在改革初期的确表现了相当程度的“政改情结”。从 1980起，他就开始大谈特谈政治改革，包括处理好党政关系，党政分开，实行党内民主，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处理好法制和人治的关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等。一直到1989年，邓小平在不同场合，总共有76次谈到政治改革。不过，赵紫阳看的很清楚，“邓小平讲了那么多次政改，实际不想真的搞政改”。
邓之所以不想真搞政改，根本原因还是他那个刻在骨子里、融化在血液中的一党专制情结。只要他的政改情结与专制情结相冲突，他就毫不犹豫让位于他的专制情结。从拆毁西单民主墙，判决民主志士，到清理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从坚持四项原则，拒绝党派竞争，到否认三权分立；从迫使胡耀邦下台，到罢辍赵紫阳。邓小平的每一个动作，都离政治改革更远一点，离一党专制更近一点。到了六四，邓小平专制情结的积累，终于总爆发了。他本来还有的一点政改情结，在学生们对政治改革的诉求中，在赵紫阳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声中，在坦克进京的隆隆声中，在达姆子弹的呼啸声中，彻底让位于他的根深蒂固的专制情结。
邓小平没有心思、也没有意愿搞政治改革，冼岩却说他的六四错误源于他的政改情结，这不是很滑稽吗？难道用这种无中生有的办法，就能为邓小平减轻六四罪责？(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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