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的九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被抓的两个月后，我被送进了专门关押女性的北京新安劳教所。当时新安劳教所有四个大队，我被分在三队。每个队一百多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法轮功学员。我刚进去的时候法轮功学员大约是五、六百人，等我离开的时候，这一数字已翻番上升到了一千人。据说后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多，实在关不下了，又新建了北京女子劳教所。
进了三队的楼，第一件事情也是翻开所有东西检查。接着，每个人被分班，我被分在了小哨的房间里。其实就是把我隔离起来了，因为研究生以上的高学历要特殊处理。那时新安劳教所里有六个女研究生法轮功学员，都是重点监管对象。其实关押男犯人的团河劳教所那边很多法轮功学员都是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根本不算高学历。
进了房间后，那些小哨们很好奇的打量我，可能想看看重点监控人物是什么样。然后她们竟然说了一句让我不敢相信的话：“去水房洗个澡吧。”可以想像这对一个一个月没有洗澡的人来说，是个什么感受。我的斯特哥尔摩综合症又发作了一次，心想：这儿好像还不错，竟然让洗澡。长时间的非人待遇让我忘了洗澡本来就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权利，是不需要谁恩赐的。
脏了一个月后终于洗了一个澡，用的是“金鱼洗涤灵”和洗衣皂
没有淋浴，没有热水，也没有洗发水和沐浴液这些通常洗澡必备的东西。头发是用洗碗用的“金鱼洗涤灵”洗的，身上是用大块的洗衣皂搓的，从水笼头里用脸盆接出冷水浇在头上和身上。因为在调遣处时头发满是油、汗，加上灰尘，一个月的时间头发早就粘在一起，根本无没法梳理开。现在一洗，随着冲掉的泡沫，头发也大把大把的掉下来。身上被粗糙的洗衣皂刮的一道道红印儿，但还觉得洗不干净。不管怎么说，总算是洗了个“澡”。我连着给自己浇了几盆冷水，当时是九月底，我竟开始冻的浑身微微发抖。
刚回到房间，一个女警察（在劳教所称“队长”）带着几个人过来找我，说是要给我做思想工作。每个人拿了一个小板凳坐着，把我围在中间。那个队长表面上看着和调遣处的那些队长的确有所不同，似乎要和善一些，也是一副打算和我讲讲道理的样子。因为在调遣处给人的感觉是无法无天，无理可讲，所以突然有人愿意和我在道理上探讨，我还是很愿意的。而且我觉得只要她愿意讲道理，我就一定能说服他，让她明白真相，因为我是真理在握的一方。
队长先是和我寒暄了几句，还关心了一下我的生活，然后就告诉我，他们知道炼法轮功的人其实都是好人，只是想做真善忍。国家其实不反对真善忍，而且真善忍也不是法轮功发明出来的，你脱离了法轮功之后可以继续按真善忍做好人呵！这话可能有人听了还觉得有道理，但我却隐隐感到有一股杀气扑面而来，一上来就试图割裂法轮功和真善忍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阴险而隐蔽的方法啊。经过调遣处一个月的高压折磨，我的头脑虽已不像原来那样敏锐，但毕竟已走过了那个生存极限，我的智慧还没有完全消亡。
我说：“那好，如果以后我还可以信仰真善忍，那我回去后打算做一件写着真善忍三个大字的T恤衫天天穿着，你说可以吗？”队长马上说：“那当然不行，老百姓一看就知道是法轮功，你要那样在大街上走，还得把你抓起来。”我说：“是呵，谁都知道法轮功教的就是这三个字，真善忍，真善忍就是法轮功，所以你刚才的那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就算是我同意那么做了，警察还是不同意，他们还是把真善忍和法轮功划等号。”
队长半天没说话，好像在琢磨怎么应对我。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各种宗教中也有和真善忍类似的说法呵，比如佛教、基督教，你可以去修别的宗教，国家是不反对的，干吗一条道跑到黑？”我心想，谁都知道共产党历来宣扬无神论，可现在为了对付法轮功，竟然开始替其他宗教拉人，它为什么这么怕人炼法轮功呢？说实话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想通，还是多年后看了《九评共产党》中的第五评后才彻底明白共产党为什么对法轮功这么下狠手的。
我说：“这个问题对没有信仰的人很难解释，但我可以给你举一个很通俗的例子，这个例子对宗教来说甚至很粗俗，但我现在暂时想不出更好的例子。就像你爱上了一个人，这个人现在遭难了。有人告诉你，干吗要爱他呢，换一个吧。你看隔壁的另一个男的长的和他差不多，个头也差不多，改成他吧，你会怎么想？你的感情会随便转移吗？” 队长笑了：“当然可以考虑呀，爱谁不是爱呵，一开始没感情培养培养不就有了。”我听了这话后真是哭笑不得：“那是你的选择。爱上一个人，是灵魂的碰撞，心灵的契合，是生生世世的缘份所致，怎么可能随便换成另一个人？我可是要和我爱的人同甘共苦，不离不弃。”
队长听了略有些尴尬，说：“现在还早，不急，你会明白的。”说完冲身边的另外几个人使了个眼色，就离开了。我还以为剩下的人会说出什么真讲道理的话来，可没想到她们说的东西东一句，西一句，完全没有连贯性和逻辑性。
一个说：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其实是精神作用。我说精神作用也很好呵，反正治好了绝症，对国家、对家庭都是好事。
另一个又说，很多人过去认识你们师父，就是一个普通人，才高中毕业。我说，这在修炼界很正常呵，耶稣从没上过学，六祖慧能还大字不识一个呢，这都不影响他们讲出超人的道理来。
还有一个好像很客观：法轮功一开始是好的，但后来开始搞什么上访、发传单，就走入政治了。我说，如果没有镇压用的着上访吗？上访要是有用干吗发传单呢？所以法轮功没有变，也没搞政治，只是在反对无理迫害。在不公对待下总得让人说话吧？
还有一个人提高声音质问我：你敢说你们没有组织吗？我说，法轮功是由很多个体组成的松散人群，就像都喜欢下棋的人会常常在一起切磋棋艺一样，你管这个叫组织是吗？
渐渐我发现这些人似乎并不是真想和我探讨什么，因为同样的问题她们会来回说，来回搅，我断定，她们要不然是故意的，要不然就是大脑不清醒。如果是故意的，那就完全是一种不断的在找我的“弱点”的“试错法”，反正不断的从各个角度试探，想找到“转化”我的突破口。她们不离开也不停嘴，就这样不知道过去了多少个小时，我估计已经到了后半夜了，就说：这样吧，我们之间的沟通有问题，时间也不早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她们中的一个怪怪的笑了一下，说：“没事，我们不困，大家都不睡。”
我困的几次差点从小凳子上栽下来摔在地上，又被她们拽起来
就这样一直到了凌晨，我看见窗外已经开始微微发白，我困的已经几乎失去了意识。只见眼前的这几个人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一会儿消失了，一会儿又出现了。她们的声音也变的飘忽不定，我已经根本听不见她们说什么了。我几次差点从小凳子上栽下来摔在地上，都被她们又拽起来。最后模模糊糊听见她们说让她睡两个小时吧，然后我不知道是自己爬上床的还是被她们拽上床的，头还没挨上枕头人就昏睡了过去。
可没过多长时间就又被她们叫了起来，然后像昨天那样围着我继续“聊”。那些话被几十遍上百遍的重复着。围着我的人好像在不断变换，而我根本无暇顾及，每一分钟对我而言都是那么漫长，每一分钟我都在试图突破的困的极限。
经历了调遣处和劳教所后我才知道，酷刑除了最直接的恶劣体罚、刑具加身外，还可以有脏的屈辱和困的折磨。这些精神酷刑对人意志的消磨是十分可怕的，尤其长期被剥脱睡眠后人的神经会变得非常脆弱。当时困的迷迷糊糊的我，并没有意识到一场对灵魂的杀戮已经悄悄开始。
(今年三十八岁的卜东伟是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因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从家中抓捕。后被非法判处劳动教养两年半，现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已经整一年。卜东伟的妻子娄宏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丈夫被抓后，娄宏伟多方呼吁营救，现已得到欧盟、国际大赦等机构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多国议员的声援和帮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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