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森留给当代政治家的教训与警示

2005年底，试图东山再起的前秘鲁总统藤森刚刚从日本抵达智利就被逮捕，经过一系列交涉和法律过程，2007年9月21日，智利最高法院决定应秘鲁政府要求引渡藤森回国受审，至此，持续七年的藤森出走事件终于宣告结束，而秘鲁政府对藤森人权侵害和贪污腐败的指控也有望正式走上法律程序。

拥有秘鲁和日本双重国籍的藤森是在2000年底出席APEC会议之际逃往日本的，当时，由于前总统顾问、国家情报局主管蒙特西诺斯收买反对党议员选票的丑闻败露，引发了全国性的政治危机，“藤森王朝”的土崩瓦解已成必然，在这种状况下，藤森的出走并不出人意料。

但国境线并非绝对的安全屏障。2005年底，野心勃勃的藤森试图利用秘鲁和智利之间的矛盾，取道智利回国参加2006年的秘鲁大选，事实最终证明，此行并非一次胜利凯旋，而是藤森个人命运的又一次滑铁卢战役。由于在秘鲁国内仍旧具备一定政治影响力，而且秘鲁政坛上的藤森派仍是目前秘鲁政府需要争取合作的力量，藤森过于乐观地判断了形势，终于在离开政坛五年后决定采取冒险行动，从而使他的日本国籍再也无法为他提供保护，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的错误判断，却也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古训添加了新的明证。

如今还无法断言藤森的政治生命彻底结束，因为在秘鲁既有他的反对者，也有其支持者，二者都可以公开活动。不过，作为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对象，作为侵犯人权和贪污腐败的犯罪嫌疑人，被引渡回国关押的藤森要想重新返回政坛，首先必须经过法律审判这一关并证明自己无罪。对藤森来说，这是非常困难难的，尽管一直为自己进行辩护，声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做对国家有利的事，但藤森也被迫承认，他的政府曾犯下一些“鲁莽的错误”，实际上这已在某种程度上招供。

公允而言，藤森对于秘鲁的发展确实作出过许多贡献。1990 年至2000年的十年执政期间，为了对付当时秘鲁经济的停滞，藤森曾经大力推行改革，使秘鲁经济呈现迅猛发展，不仅如此，在反恐问题上藤森也有着为人称道的业绩，在1997年的日本驻秘鲁大使馆人质事件中，藤森政府成功地武力解救了全部人质，不仅令日本人感激涕零，也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但恰恰正是经济发展和反恐的成绩为“藤森王朝”的毁灭埋下了祸根。现代社会中，经济发展并不足以成为政治人物居功自傲的理由，反恐也不能成为侵犯人权的藉口，事实上，在蒙特西诺斯收买反对党议员选票的丑闻败露之前，藤森已在秘鲁逐渐失去了民心，这正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地方，民众并不会因为政治人物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独特作用而山呼万岁，从而给予他们贪污腐败的特权，更不会对人权侵犯事件闭上眼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固然重要，民主、法治和廉洁政府却是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可持续性的关键。所以，蒙特西诺斯收买反对党议员选票的丑闻被曝光只是一根导火锁，当确切无疑的腐败证据得以显现，民众便清清楚楚地表明了态度——没有永远的感激，没有永远的“伟大、光荣、正确”，政治家应该而且必须将自己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和智利的皮诺切克一样，藤森主要是以侵犯人权和贪污腐败的罪名被本国政府起诉的，如果不能推翻这些指控，藤森不可能梅开二度而重新回到政坛。皮诺切克和藤森的被引渡更是清晰地表明，在人权侵害和公权私用的腐败问题面前，政治家既无法享有豁免权，也难以长期逃脱法律惩罚，在人权观念和法治理念成为全人类普适价值的今天，“获罪于天，无可逃遁于天下”不再是一种夸张的比喻。相信皮诺切克和藤森的命运会对全世界的政治家们具有强烈的警示作用。

法治观念的严肃性在于，它不以任何人的历史功绩而给予他们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经济发展之功无法抵偿人权侵害和贪污腐败之过。在传统观念中，藤森和皮诺切克这样的政治人物都是国家的功臣，大刀阔斧、敢作敢为，但与此同时，他们往往重视效率而罔顾基本道德准则，在秘鲁，对于藤森的评价至今仍存争议，当政十年，用藤森自己的话说，他实行的是“推土机式的统治”，强硬、固执而独断专行，对当时因政治混沌而带来的经济停滞，这种推土机式的统治未尝不能形成一种强制的效率，可是，统治手段本身是违背现代法治原则的，这就使其政绩像一个强行堆起的沙丘，一场大雨过后就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能将这种简单化的统治方式简单归咎于藤森的个人性格因素，事实上，急功近利的经济发展和罔顾人权的做法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家的共同行为方式，他们以为只要解决了经济问题，民众就会满足，就会对他们千恩万谢，社会就能保持长期稳定。很多情况下，当他们的精力全部集中于某一点上，他们确实可以制造出经济繁荣的外在景象，民众也可以从其“推土机式的统治”中或多或少地得到经济利益，无论藤森还是皮诺切克，乃至于希特勒和斯大林，他们确实在某一短时间内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这些人权侵犯者的统治时期，都可媲美甚至超过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假如历史倒退五百年，他们可能都是名载史册的明君英主，但在人类呼唤法治的当代社会，他们却必须接受法律和历史的审判，由于罔顾人权和法治，他们的名字只能作为贬义词而存在，而他们在国家经济发展上的历史贡献，也因人权和法治问题上的劣迹而显得黯淡无光。历史的吊诡和公正由此充分显现，这既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也是他们个人历史的悲剧。

概而言之，政治家必须顺应历史潮流，今天的历史潮流中，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是人权与法治观念的推进，任何以牺牲人权和法治而换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都是廉价的。现代社会中的民众不再是满足于温饱的封建顺民，他们已经懂得：没有人权就没有尊严，没有法治就没有未来。因此，所有漠视人权与法治的政治家都不再可能获得民众的认同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