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被放大了的死亡恐惧
母亲说，什么药也抵不了人体自身的调节能力。药是帮一下忙，但不是代替，也不要帮完不走跟着添乱，把正气扶起来了，一切自然就向好的方向发展。
有时我到医院去，心情很复杂，不怕死的人到医院去看过都得怕死。死太痛苦了，开肠破肚的、电击心脏的、切开气管的、插呼吸器的、放、化疗的……渣滓洞里的酷刑也没有这般施刑效果。
我家一对鸡夫妻病了，是鸡公外遇带回来的病。我拍着鸡公的头说：“你这么强壮，一定要挺住，我下班带药回来救你。”我下班带药回来要给鸡注射，发现鸡公已安安静静死了。我就给鸡婆打药，这一打就是三天，每隔四小时打一针，都是先锋霉素这类好药。这只母鸡遭的罪呀，把我折磨得都要精神崩溃了，最后还是死了。这不能不让我思索，如果我不干预，让母鸡自然死亡，它不会有这么多的痛苦，死亡的恐怖是不是医学干预的结果？
我对女儿说，我不行时你不要把我送到医院，不要干预我的死亡，我要自然死亡，我相信自然死亡没有去医院死亡那么痛苦。谁想当西医与死神斗争的武器谁就去好了，我不当。
便是西医自己也不是不畏惧这种斗争的。我们这里的一位西医院长，年富力强，极具工作魄力和挑战精神，超强的工作压力使他肝癌变。我都奇怪，他给病人看病都是亲自打B超，作CT，怎么会让自己的病到了无可救治的程度？他的同学和朋友都是全国各大医院的专家、骨干，他们共同研究决定：换肝。
这对我们一般人来说不可想像的事，他们做起来却是极有效率。很快就万事具备了，他躺在了手术台上。我相信这是由一群中国素质最高的西医生组成的手术团体，奇迹将在他们手上产生。手术刀刚刚划向腹部，意外发生了，病人死了！死于意想不到的脑主干血管突然破裂。根本就无法抢救！多大的思想压力，乃至压破脑主干血管？他可是相信科学的医院院长啊！
人得有多么强悍的神经才能经得住西医的诊治呢？
我的一位同事得了白血病，因做了干细胞移植而存活，为了她意志坚强，奖她一个全国劳模称号。和她一起进无菌仓做移植手术的共是九个病人，以五个月没一个的速度先后离开人世七个，最后一个离去的不是死于复发，而是跳楼，因为受不了复发的恐惧，精神崩溃了。
我与同事一起去见她的主治医生，他坦言：我给你做完了干细胞移植对你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复发不是我能控制的。他十分自然地说，你去找中医吧，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西医确实很伟大，毫无疑问，我们已离不开西医，我们衷心希望西医能加快发展，能解决更多的医学难题。但是，西医的问题又是这样的成问题，又造出这么些问题，自己一时无法加以解决，自己刀削不了自己把，西医所缺少的正是中医的东西。
可是西医无法统纳中医，当西医在B超上没有发现肝有病理改变，化验指标也无异常时，他是不会承认肝气郁结、肝气不舒的。当指标异常出现病理改变时，又难以消灭病灶，消灭不了，就换。
说到换，谈何容易？高昂的费用不说。我那白血病同事一动就骂我：“我是让你坑了。你说成活率是48%，你看看，有几个活的？你看我这是怎么活的？”当然，她这话不对，不管怎么活，她毕竟是活着，活不起的人不活了，她意志坚强就用来活命。
虽然我现在已看惯了全身插满管子，架满器械的治病景象。也习惯了器官移植、截肢，还有死亡后的解剖。但母亲诊所中的温情脉脉与医院的冷酷总是不自觉的在我心中作着对比。
其实，第一次对比是发生在我十八岁时。和我在一个车间干活的一位姑娘自杀了。她做外科医生的姐姐来料理后事，提出尸检要求。厂里觉得有些麻烦，她姐姐提出可由她来做，于是，她带了两个助手给她妹妹作解剖。这事在我们工厂的小姐妹中引起极大震动，我们象看外星人一样看这位姐姐，觉得她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在做解剖时，她一边切割一边为两位助手做讲解，其冷静、理性，科学，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二十) 中西医的结合
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治肾病的年轻中医很有意思，他给人摸脉，把在一旁看的我逗乐了。他对病人说：“你有胆囊炎、肾结石、子宫肌瘤……。”病人不信，他就开一个Ｂ超单，让病人去超一下。我真没想到，中医会这般发展。是呀，如今许多病人来看中医是手捏一大摞西医的检验单子来的，将这些单子与脉象对应，中医的脉像也与西医的检测手段同步发展了。这位中医治肾病，也是紧密依托西医的检测手段，用西医精确的量化指标时时与脉像、药量、药性做衡量对比，使他比以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更清晰、准确，也对自己的诊脉、开药时时做以修正。
中医是把人作为整体来调治，可也从不排斥技术手段。所谓整体思维，就是把所有能考虑进去的因素全部加以考虑，当然也包括西医手段。
一位香港的中医治疗肝腹水，他知道按中医的理该用泻法，但中医书上又不让对危重病人用泻法，因为泻伤津，病人受不了。这位中医大胆采用泻法，一泻再泻，将一个个病人治好了。他说，我不怕伤津，我给病人挂吊瓶、输液、补血，解决了古代中医解决不了的伤津难题。
中医是有能力吸纳各种技术的，以毒攻毒，以一种病治另一种病，针、炙、刮痧、拔罐、按摩、推拿……不正是把古代所有能用上的手段都用上了吗？乳香、没药是来自外国的香料，不也堂而皇之的做了中医的常用药吗？中医对医用手段是不厌其多，我母亲就常把西医当成毒，去攻另一难解之毒。
当有的病灶形成痼疾，造成五行失衡、偏枯，非药能解时，西医的干预正如大毒，改变一下五行胶滞的状态，给中医一个再创平衡的机会，这又有何不可呢？
我认识一个长于治小儿的中医，他看到西医诊所挣大钱而眼红。于是，他便开了一家西医门诊。他学西医那套特别快，让我觉得可乐的是，同样是西药，他用的效果就比西医效果好，到他这来的患者特别多。先前我还为他转型成了西医而遗憾，后来看到他治病的立体打法，不由地赞叹不止。
西药利大挣钱多，他只要比西医疗效好，患者就会盈门。而用中药，即使患者盈门，也难以发财。
与西医要攻陷中医相反，中医从不排斥其它医疗手段，中医不具有战斗状态，只是容纳，包涵。
中医的预知性给人一种很没有科学性的感觉。老中医的经验、感觉，有时不仅让科学家糊涂，也令老中医自己不能做出科学解释。但中医的感觉是愚昧的吗？当我们熟悉、了解一种事物的运行规律后，往往能预知这一事物的发展，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根据一个人的性格，我们往往可以推断在什么环境下他会说出什么样的话，做出什么样的事，能描画出他的命运大致轨迹。同理，根据一个人的体质和他的生活方式可以预知他会生什么样的病。如果我们不是抱着科学主义不放的话，我们不仅能拥有被科学占领的世界，还能拥有更大的世界。
其实中国古人对事物的把握不是线性的，而是意像的。比如，对一个人困境的形容是：“旧房偏遇连阴雨，漏船又遇顶头风”。于是，不用具体陈述和数字说明，一切就都可想而知了。
中医一摸脉，一个有医学意义的意像就活灵活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了，这是不当中医的人难以体会到的。如果这个医生有能力把握这个意像，他就能知道疾病的动向。
问题是人的大脑可能还不习惯于这种东西方思维的切换。有人说中国传统思维是僵化思维应该铲除。我觉得铲除中式思维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人的大脑已具有的思维方式，只能压制，不可能铲除。如真能铲除，对大脑来说也是损失。我认为中西医之争与其说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不如说是对人类大脑进化的一次挑战。我想，从猿到人，人的大脑进行了好几次类似这样的进化。在数学上是对数的抽像，在语言上是对情感、概念的界定……如今，要把一个人既看成是生物的人，又看成是阴阳五行的人，很多人都说这是做不到的。中医与西医真是水火不相容吗？意像思维与逻辑思维真就不能统一吗？人的大脑发展到了极限了吗？
我想，用中国思维思考以上问题，考虑如何达到水火相济，达到中西方文化的和谐，推进人类的大脑进化，比铲除一个保留另一个要明智得多。因为中国思维理解的冲克关系不是绝对的斗争和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有如火对金的锻造，金对木的制造。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很可能将我们“冲”起，给我们创造一个建立大文化的契机。在新的大文化中，中西医的结合将得以实现。
（二十一) 中医存在的合理性
女儿也认识到，她所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做为一个现代医生，西医临床是必须拿得起来的。我说，你不能当一个病人需要你抢救时，你说你是中医，无法给予紧急处置。你也不能因为离开医院和医院的设备就无法对病人进行救治。更不能以这是两种思维为借口拒绝对病人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我说，中西医结合百余年的失败之路并不说明此路不通。中国文化能不能杀出一条生路来我把希望寄托在中医这里了。
纵观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轻装上路的。东方文化不管有多好，如果在当代没有实际用途、没有一个技术依托也是不可能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是个现实主义者，所以，空谈东方文明不行，不如脚踏实地地搞好中医。中医不死，中国文化就不会咽气。中医是中国文化依托的最后一个堡垒。
中医的存在和发展在当今世界有着极大的合理性。
中医在中国之所以没有灭绝，还在于中国始终没有脱离贫困，我们用不起西医。我一直奇怪毛泽东，他也算是“五四青年”，“五四青年”少有不要打倒中医的。他老人家要是反对中医的话，中医还能存活到今天？破旧立新的行动，把中国真是打扫成一块干干净净的大地了，可偏偏留下了中医这个旧东西。
毛泽东在农村建立了覆盖面广、组织严密的医疗体系，这个体系本身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因为想要建一个纯西医的医疗体系，在财力上是不可想象的。那时没有等有钱了再建这么一说，每村都有医务室，有一两个“赤脚医生”，他们走村串户，到田间地头调查了解人们的健康情况。看着“赤脚医生”频繁地在人们的视野中出现，对人的心理是个很大的安慰。
“赤脚医生”的诊所里有听诊器、注射器。可他们采草药，用针刺疗法。几乎每种杂草都是草药，每个地方的“赤脚医生”在当地收集几十种、乃至上百种草药都非难事，加上少量种植，医务室的草药就可以应对一般的常见病了。中草药、消毒水在医务室内实现了药味的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疗法经济、实用、方便、有效，对此毛主席不可能不加以利用和提倡。
如今，有人赞叹西方文明的宽容，说西医能接纳中国的针灸。我对女儿说，针灸是毛主席打出中国的，针刺麻醉，针灸治聋哑是六十年代毛泽东招待外国来访者的看家把戏。病人躺在手术台上医生给他开肠破肚，不用麻药，只有几根针扎在身上，由医生轻轻地转动。病人微笑地向外国人致意，外国人个个都看傻了眼。
如今，西医院是令一般百姓，尤其是农民望而生畏的地方，高昂的医疗费用远不是中国一般百姓能消费得起的，就是在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医疗费用也是国家难以承担的沉重包袱。这也是中医疗法在中国不可能被科学主义大棒打死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西方关注中医的原因。
百姓是很实际的，中西医结合实质上在中国百姓的看病选择中就已经完成了。百姓在看病上既找中医，又找西医的做法不是出于盲目和愚昧，而是出于效率和实用原则。就是杀牛用牛刀，杀鸡用鸡刀，杀鸡不用牛刀。西医如果把自己视为杀牛刀的话，那么从哪个角度讲中医的存在也不威协西医，反而西医总去杀鸡，倒落得个费力不讨好，有损西医的科学尊严。
百姓的选择决定了中医的存在方式和走向，我们要做的不过是顺应民意和自然而已。一般说来，人们找西医，是想看看自己身上的病是什么样，B超、CT能明确告诉你病在哪儿，让你看到它，现在讲知情权嘛，西医在这一点上可给患者一个交待。先到西医院确个诊，再找中医商量治疗方案，已成一部人的看病模式。我也是这样看病，比如肚子疼，先去医院打个B超，如果是阑尾炎穿孔，你便是找中医也不行，那就得开刀了。在西医处没找到器质性病变，西医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了，这时再去找中医。
西医治了很多病，也造出了许多病，而一利一弊成了现代科学的一大特征。虽然不能说得不偿失、弊大于利，但这弊实在让人即便是在利的巨大诱惑下也难以接受。这就像手术疗法。如果不手术能治好，任谁也不愿享受医院里的高科技。最重要的是，西医的迷信科学和西式的健康观念给现代社会造成巨大负作用。可以用简单方法治的非用复杂方法治；可以不治自愈的，非得治而后愈；可以带病存活的，非得依赖现代医疗而存活；本应自然死亡的，非大治一气而后死；本可以靠良好的生活观念少得病或不得病的，非用强大的医疗体系支持一种不自然的生活方式。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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