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学生在1989年4月走上街头，在"反官倒""争自由"的号召下，获得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一个学潮在政府僵硬的态度下引发了一场广泛的爱国民主运动。人们称之为"爱国"，是因为学生们追求的是人民的自由和国家的富强。人们称之为"民主运动"指的是当时人们要求更多的自由和对政府进行的批评，甚至要求总理李鹏下台等。从整个运动的诉求和形式来看，这个爱国民主运动是一个大规模的人民和平请愿活动。
请愿就是公民对向政府机关提出各种诉求的活动。请愿往往通过言论自由或游行示威集会等自由权利来表达。在多数情况下，请愿的活动是承诺或愿意在现有宪法和法律的秩序内进行。"八九"民主运动正符合"请愿"的基本特点：人民行使宪法规定的自由权利，要求政府落实宪法，或称之为"行宪"。就运动的主流来看，人们没有提出超出宪法之外的要求。它是一个"维宪"运动，而不是一个"修宪"运动。它也没有提出"废除"宪法和推翻政府的主张，所以还谈不上是一场革命。
"反官倒"和争自由是运动的基本诉求
"八九"请愿的主要诉求是4月17日学生们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提出的"七条"。如前所述，这"七条"归纳起来就是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言论表达自由的要求和包括制定"阳光法"在内的"反官倒"即反腐败的要求。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当局在4月25日认定学生的请愿活动是"动乱"后，学生们加上了"摘掉动乱帽子"的内容。在当局决定在北京市区实行戒严后，请愿者提出了通过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罢免李鹏"和"取消戒严"的诉求。
请愿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以上所有的请愿要求都在中国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关于表达自由，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学生们所要求的是当局保证和落实这些自由。
关于人民的请愿权利，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关于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实行罢免权和监督权，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的实施，选举产生国务院总理并可以罢免之。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国务院的工作，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所以要求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罢免总理李鹏和取消戒严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当时请愿者还要求邓小平下台，这是要求在中国革除军事寡头政治。因为邓小平当时只是一个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是却实际操纵中国的政治，所以这个要求是合理的。
全国各界人士参与了请愿
"八九"民主运动已经超出了历史上一般的学潮，后期已经变成了各界人士参与的人民请愿运动。据研究报道，全国300多个城市发生了抗议示威活动，出现有数百个自治团体，近万人参加了长达一周的绝食，数千万人参加了各地的游行。23
这个运动的全民性首先表现为各界人士声援学生和直接参与（如北京成立的工人自治联合会）。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报道了北京连续几天百万人上街游行支持学生，要求中国当局与学生对话的活动，其中包括军人和警察。《北京青年报》1989年5月19日第1296期发表的问卷显示，90%的答卷者认为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并且参加或支持了这个运动。其次，中共党内包括党的总书记在内的多数党员同情或支持学生。《中国妇女报》1989年5月19日第462号报道了两个妇女党员的心声。她们说："北京大学生绝食请愿，实在是万不得已。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但目前绝食已有六天，声援活动波及全国。这说明追求政治民主是民心所向，党心所向。"他们希望中共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去进行真诚的对话"。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也要求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政治纠纷。再次，市民们自觉和勇敢的站出来抵制军队参与戒严。他们的伤亡比学生的伤亡要大得多。
请愿是在和平的方式下进行
在"八九"请愿活动中，学生和市民们采取包括游行﹑集会和结社﹑对话﹑静坐和绝食的和平表达方式进行。绝食虽然将请愿活动带到一个激烈的高度，但那是以绝食者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人民的自由，这和当局用军队的自动枪和坦克来剥夺请愿者的生命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在请愿期间，请愿者和全国声援的人民没有通过暴力﹑暗杀﹑搞武装﹑政变﹑或其他非和平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八九"请愿运动坚持了和平原则。运动的主流没有要求政治制度的彻底变革
"八九"请愿活动没有提出颠覆宪法或在宪法之外重新建立一个政治制度的诉求。他们甚至没有将"选举"和"修宪"等民主改革作为主要诉求。在绝食最紧张的时候，请愿者提出的是"维护宪法"，在天安门广场成立的是"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在"4.27"大游行的时候，学生们打出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口号。这些都说明，请愿活动没有意图"否定中国共产党"。请愿者至多是要求共产党作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反对"官倒"和落实人民的自由权利。
当然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有少数人提出了超越学生们诉求之外的诉求，比如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彻底否定。典型的事件是5月23日来自毛泽东故乡湖南的余志坚，鲁德成和喻东岳等三人用颜色鸡蛋泼污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同时打出"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的横幅。但是3个当事人是广场上示威的学生们"扭送"到公安局的。当事人之一的余志坚说到："我必须指出的是，没有八九学潮，我们是不会进京的；没有所谓戒严令的颁布，我们也是不会去砸毛像的。我们过去、现在都是中共的反对派，而在八九民运中，我们却是广场上的少数派，或者说激进派。"24这个少数派的观点在六四屠杀后变成了主流观点。
罢免国家领导人是人民改变政府的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宣告了人民通过选举治理国家的权利和人民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的原则。25中国宪法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2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其常务委员会有权选举和罢免包括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国家领导人其他国家工作人员。27这就是人民改变政府的权利。
在当局1989年5月20日宣布戒严后，北京和其他地区的游行队伍里出现了"召开人大"和"罢免李鹏"的口号，5月25日，香港的文汇报刊登了57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议程包括罢免李鹏总理。要求罢免国家总理本是人民依照宪法改变政府的权利，由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在屠杀后却说这是"制造声势﹑煽动推翻政府"。28
当时最为激烈的声明是在戒严生效的当天（5月20日）的《首都全体工人和学生的联合声明》。该声明说，"鉴于李鹏﹑杨尚昆等国家领导人仍然一意孤行，现在是联合起来，同全国人民一道通过法律程序罢免这几个暴君的时候了"。"为了讨伐和严惩这几个暴君"，学生和工人们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即召开临时大会﹐罢免国务总理李鹏﹐罢免国家主席杨尚昆﹐以及追究其他一切与人民为敌的现政府官员的法律责任。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组织特别法庭﹐依法公审这些暴君。"29
以上的言论不是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而是呼吁人民依据宪法改变政府。然而，当局则用这个声明作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定罪证据。这是逆世界民主潮流而动。
注解：
23，封从德《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修订稿，转引自"未来中国网" http://www.ccdtr.org/index.php/articles/3427。
24，中国信息中心"观察"网，"余志坚：永远的反对派"，2008年2月23日，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47929。
25，《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㈠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
26，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第二条，第三条。
2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第六十二条，六十三条，六十七条。
28，《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九日每日纪实》(香港注释本)，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后《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第148页：
香港《文汇报》上，刊登出57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议程包括罢免李鹏总理的新闻报导，制造声势，煽动推翻政府，造成严重后果。签名材料由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提供，并将5月17日、18日、21日三次建议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委员合在一起，通知了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刘锐绍。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为了「坚持下去」，又一次组织了非法游行。14时许，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周围出现了游行队伍，但游行队伍比较松散，人数约为2万人左右，呼喊「召开人大」、「罢免李鹏」等口号。
29，见《"六·四"真相》第553-54页，《惊心动魄的56天》第129-30页。该文的全文由李进进起草，并由韩东方和郭海峰等签署，在广场通过绝食团的广播车播出的。声明的全文未见公开报道。李进进因此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认定为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免予起诉决定书 "（90）京检分审第348号。
四，1989年春夏北京没有发生动乱
中国当局早在4月25日就将学生运动定为动乱。这个"动乱"的定性激化了政府和学生之间的矛盾。学生们最后以"绝食"来要求摘掉"动乱"的帽子。中国当局不妥协，坚持认定学潮是动乱并认为"动乱"发展成了所谓的"暴乱"。今天，这个"动乱"的帽子该去掉了。
传统的汉语词典里没有"动乱"一词的解释。"动乱"或"社会动乱"是现代的用法，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革命被称为"十年动乱"，成为人民对" 动乱"理解的主要事例。在那十年里，中国发生了各派别之间的武斗，抢夺武器仓库，"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等被殴打﹑游街，国家法律全部无效，各级政权机构被夺权或陷入瘫痪，中国国家主席也被非法关押致死。1989年的中国没有发生这些事情，甚至连点迹象都没有。
4月15日到25日北京没有发生动乱
按照传统词典对"乱"的解释，"乱"是无秩序，那么，"动乱"应当是非常严重或极度的社会失序。1989年4月北京没有发生非常严重或极度社会失序的情况。中国当局是在"4.26社论"里将学潮定为动乱的。这个社论在1989年4月25日晚间播出。所以，我们要依据史料来判定中国的北京或其他地方在 1989年4月25日之前的社会基本秩序是否遭到严重破坏。
从1989年4月15日到25日，这10天里，发生了一些游行示威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4.17"的学生游行和"4.18"在人民大会堂的静坐。这个静坐已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接受了"七条"后和平解散；"4.19"和"4.20"学生们在新华门前示威；"4.22"学生集体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旁听胡耀邦追悼大会；以及学生们"跪拜请愿"被拒绝后开始罢课。可是在这些活动中没有发生任何"暴力"或其他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的行为；北京市的治安没有因为这些示威活动而变恶化；北京市的各国家机关，工厂和事业单位的工作秩序没有受到实质性影响；北京市市民生活正常而有序地进行。甚至全国都在流传：北京学生请愿期间，小偷罢偷。事实证明，"动乱"是当局的谎言，是为接下来的武力镇压而找的借口。
4月22日和23日在西安和长沙分别发生了"骚乱"事件，有人烧毁汽车和抢砸商店等。但是这两起事件，参与的人数和范围都有限而且社会秩序立刻得到有效的控制。30其次，骚乱事件没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学生们也谴责之。31所以这两起事件是孤立的事件，扯不上"政治动乱"。
如此而言，"动乱"何在？邓小平最先将学潮定为"政治动乱"："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32 《人民日报》的"4.26"社论就是根据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写成和发表的。事情很清楚，当局是以其"乱"背后的动机和思想倾向来决定"乱"的程度。这是以事件的政治倾向而不是以"乱"的程度或规模来决定其行为的法律性质和决定应对措施的。
一个社会是否发生了动乱，不能依据其事件的政治倾向或行为者主观上的政治诉求来决定。首先，中国承认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国的宪法都确定了人民的表达自由。如果将和平的政治诉求作为确定动乱的标准，那就是否定人民言论和其他表达自由。其次，如果以其行为的性质或者以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思想原则决定的是否发生了动乱，那么等于"治乱"的法律措施目标是人们的思想。法律不能以人的思想来惩罚人，这是当代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确认的基本法律原则。中国领导人一边不得不承认这个原则，一边却违反这个规则，无时无刻控制人民的思想和惩罚他们不喜欢的有思想的人。这是中国1989年所谓的"动乱"的渊源。
游行示威和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本身不是动乱
有人会说，非法游行示威本身就是动乱。游行示威无论合法与否都是一种表达的行为。如果说乱是无秩序，动乱是非常严重或极度的社会失序，那么非法的行为不一定造成社会极度失序。北京学生们在1989年4月的游行无论是否非法都是有组织有秩序的。
有人会说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是动乱。首先，5月13日开始的天安门广场绝食是在宣布"动乱"之后，其本身是要求摘掉"动乱帽子"的行为。其次，天安门广场就是人民政治表达的一个公共场合。学生们在那里进行绝食请愿活动，是行使宪法规定自由表达权利。姑且说是学生们"非法占领"广场，那至多只是违法或一般的"乱"，而非"动乱"。这是因为这个"乱"不影响当地人民群众正常的生活秩序。
北京城外和平抵抗戒严，城里生活和工作秩序井然
戒严后，北京的学生并没有撤离广场。可以说戒严并没有终止所谓的"动乱"。但是，这个"乱"没有影响北京人民的正常生活。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和生活秩序在北京学生占领广场下，不但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变好了。戒严后的第二天5月21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了如下采访：
街头一位推自行者的妇女对记者说，作为首都公民，我们能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完全能够维持秩序。
一位男子说，过去街上车碰着车就要吵架，现在能互相理解，招招手就走了。
一位五十来岁的男子说，我是外地出差来京的，从打戒严令发布之后，据我观察，街头交通秩序是好的，虽然人多，车也多，但秩序非常好，因为有学生在帮助警察维持秩序。
记者问一位售货员："现在副食品供应还畅通吧"？售货员："对，挺畅通的，而且也没有什么抢购。"33
《人民日报》关于戒严后的第二天报道说：
本报北京5月22日凌晨4时50分讯：国务院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生效业已40多小时。在政府划定的戒严区域内，仍未见到异于往日的发展情况。
21日星期日，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首都的和从外地来的大批大学生比肩静坐。东西长安街上，人流夜以继日；在不到百米的低空，数架军用直升机在往复掠过，不时撒下用大字号印的李鹏总理讲话传单。引起阵阵骚动。
戒严令发出以后，广大市民担心执行戒严的解放军进城后发生流血事件，夜间在通向郊区的一些主要交通路口设置道路障碍。城市公共汽车﹑电车已中断两天。地铁停运。东西长安街等主要街道，群众自动维护交通秩序，指挥过往的各种车辆和行人。一些居民给本报打电话，抱怨看不到报纸，拿不到牛奶。入夜，在用各种大型车辆及其其他什物设起路障的许多交通路口，又聚集起黑压压的人群。34
《人民日报》5月26日报道：
"本报北京26日凌晨讯，昨天，北京烈日当空。下午起，东西长安街和广场周围的游行队伍一时不见头尾。从横幅来看，有来自科研﹑教育﹑卫生﹑新闻等单位和部分工厂的。也有不少是外地学生。长安街交通一度中断。北京各大小副食店和农贸市场，蔬菜肉蛋等生活必需品充足，货架﹑摊床琳琅满目。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全市工业系统的职工出勤率达到80%左右，大多数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秩序基本稳定，中小学校书声朗朗"。
从以上的报道，我们看不到北京发生了任何社会动乱的迹象。如果有某种程度的骚动，那也是来自低飞的军用直升飞机和大军压近北京城造成的。
专制主义的惯性思维是"动乱"之源
当局为什么要将人民和平且有秩序的请愿示威活动看作动乱？问题出在他们的专制主义的惯性思维上。也就是说，他们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公开发表出来，不允许人们挑战他们的权威，将所有公开的表达，如游行示威等当作敌对的行为。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就是以他的方针和策略为思想﹑为中心。意见可以提，但是要以服从为前提，决定权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任何挑战他们的权威就是"乱"。
从这种专制主义的惯性思维出发，有些人就会将游行示威当作动乱，天安门广场就只能是显示"天子"权威的地方，而不能成为民意表达的地方。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将天安门广场也认为是个"海德"公园，那么，学生们在那里游行示威或绝食怎么会被认为是动乱呢？专制主义的惯性思维是当局认为八九学潮是动乱的思想根源。
专制主义惯性思维的另一个表现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以一家之法为天下之法。"所以当权者在"大私"和"大公"面前决不退让。这"私"就是 "权力"和执政地位，这"公"则是民意。"六·四"屠杀后有人指责学生不退让所以导致了大屠杀。这种"不退让"之说故意或糊涂地不去追究为什么政府不退让。学生们"4.26"后主要的诉求是要求政府撤回"动乱说"。当时，包括中共的党员在内的千万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政府承认学生是爱国行为，去掉"动乱" 的帽子。这是天下之声。但是，在这个"大私""大公"面前，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绝无半点退让之意。他们害怕退半步就要退万步，就丢掉了他们的统治权力。所以，他们宁愿让他们的坦克往前推，也不愿意后退半步承认自己的错误。
在《人民日报》"4.26"社论公布后的当天，有人已经指出了中共当局不退让的"大私"所在："你要民主吗？八七年初已有一位大人说过，拿几百万人头来换。或许今年的此时是付诸实施的时候了，保定的三八军怕是已经到了吧？[批注：四.二二进京，有六万人]"。35这张大字报不幸而言中了。其实，当时社会还没有推翻共产党的思想准备，中共统治集团根本没有可能退万步。即便是以后退万步，又如何？如果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退出来又如何？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半点民主的思想，他们的举措才不断让学潮升级，最后不惜血腥镇压。
"一小撮论"﹑"阴谋论"和"外国反华势力操纵论"是挑起"动乱"的政治手段
为了达到政治控制的目的，当局通常将一个人民的运动或声音，说成是"一小撮人"操纵的。"4.26"社论就用了三个"极少数"。这是运用到至今的政治统治手段，也是一种很荒唐的思维。他们一边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中国是人民的共和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可是另一方面，经过"一小撮"论的推理，人民什么都不懂，人民变成了被"一小撮"人操纵的"阿斗"。
他们惯用的另外一个政治手段是对群众运动或反对派扣上"阴谋论"和"外国反华势力操纵论"。"4.26"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陈希同在"六·四"屠杀后报告中开宗明义就指出所谓的"动乱"是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势力"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长期战略的一个部分，是"在我国，党内党外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的结果。36这种"阴谋论"和"外国操纵论"同样是贬低人民判断力的说法。同时，历史经验告诉人们，"阴谋论"只不过是中共党内用来消灭异己的借口。在"新中国"的六十年里，中国人民经历了多少次重大的政治运动。"阴谋论"和"操纵论"不绝于耳，可是还有几桩被指控的"阴谋"到今天还成立的？关于"八九民运"的"阴谋"和"外国势力操纵"的指控，经过"六·四 "后的审判和中共党内对赵紫阳的调查，当局没有提供任何让人信服的证据。
以上"三论"不仅是为镇压群众运动找借口，在运动的初期还会激化矛盾，挑起动乱。"4.26"社论后，学生们认为他们的爱国热情受到伤害，有的认为这是镇压的开始。有份大字报说："不知是谁家喉舌的CCTV屏幕上，一个满脸正经的女人庄重地宣布中国出现了一次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也许是恫吓，也许是一场血腥镇压拉开了帷幕。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首都的几十万学生，教师和知识分子和上百万的工人﹑市民和干部参与和支持的爱国﹑爱人民的行动，以及他们最纯洁﹑最高尚的情感，被这个女人和她背后的某些大人物用‘动乱'这个邪恶的字眼粗暴地奸污了。"37于是学生们冲出封锁，举行了"4.27"大游行。同时，学生们要求和政府对话。学者研究的结论是，"‘四.二六社论'不仅没有对学运和知识分子起到弹压的作用，反而把胡耀邦追悼会后由于失去初始依据而势头渐弱的学运重新煽动起来。"38
注解：
30，《人民日报》对于长沙骚乱的报道中说公安在武警的协助下"将89名不法分子和重大嫌疑人带离现场，很快控制了局面，恢复了正常秩序"，《人民日报》1989年4月24日。
31，见《大公报》1989年4月24日报道："北京学生谴责暴乱行为"。 32，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1978-2000，论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中共党史学会，2001年6 月，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d/yd_m/yd_m_018.htm。
33，《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记者现场采访录"，1989年5月23日。
34，《人民日报》："戒严第二天"，1989年5月22。
35，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149页。
36，人民出版社，《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后注"陈希同报告"）, 1989年7月第一版。
37，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149页。
38，同上，第152页。
未完待续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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