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四库七阁史话
乾隆修"四库"，世所共知。其起因却众说纷纭：或云是沿袭了宋太宗编《太平御览》等"四大书"、明成祖编《永乐大典》、本朝康熙年间编《古今图书集成》 等鸿书巨帙的做法，以编辑这样一部更加伟大的巨著来标榜他的太平盛世、政通人和；或云是要通过编纂过程中的征书、禁书、毁书和编书等一系列做法，来清除各 种汉族士人反对满清异族统治的思想和典籍，即钳制思想，消灭异己，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寓禁于征"；或云是顺应学术潮流，提倡汉学的校勘、辑佚、训诂等研 究，稽古右文，以渲染文治修明的景象，等等。这些说法都是后人在分析论证编纂《四库全书》所起到的实际效果时总结出的，恐怕也的确都是乾隆皇帝的动机所 在。
无论如何，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开 始征书，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馆开馆，到乾隆四十六年（1782）二月第一份《四库全书》抄成，这次由朝廷倡导的规模空前的修书活动，在中国历史 上是绝无仅有的。《全书》广泛网罗和搜集了从上古流传至清初的所有著作，用"经"、"史"、"子"、"集"四大部分类，共收书3，461种，总计 79，337卷，约97，700万字。它不仅全面总结和系统整理了三千年来中国封建文化的学术成果，保留了丰富的典籍，而且任职于"四库全书馆"的官员学 者，多是当时学术界名流，他们倾十年心血而成的《四库全书》，无疑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贡献。
中国自古便有重视书籍保藏的传统，上至天璜贵冑，下至平民百姓，对藏书大多珍爱有加，只要条件允许便精心营造专门建筑以庋藏图籍。早在乾隆三十九年 （1774）六月，《四库全书》尚在编纂之中，乾隆皇帝就想到了如何使编成之书"以垂久远"的问题。他知道"藏书之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 擘"，并听说范家的藏书楼"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便特谕当时的杭州织造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如何，是否 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察，烫具准样，开明丈尺呈览"。寅著亲赴杭州，很快就将天一阁的构造、建制等情况一一查明，迅速禀告朝廷。 乾隆皇帝见天一阁"间数及梁柱宽长尺寸皆有精义，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下令"爰依《永乐大典》之例，概行抄录正本，备天禄之储"，同时仿照 天一阁的规制，兴建藏书之所。
首先修建的是所谓"内廷四阁"，分别选在紫禁城内、御苑圆明园、承德的避暑山庄和兴王之地─盛京的故宫内，这些都是清朝皇帝经常驾临的所在。四阁由乾隆 精心命名，称"文渊"、"文源"、"文津"、"文溯"。乾隆皇帝以为，"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自开辟以至于今，所谓天之未丧 斯文也。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经而生。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 文，愿溯其源。且数典天一之阁，亦庶几不大相径庭也夫。" 这既表明了乾隆帝推崇儒家经典的宗旨，也借若"渊"、"源"、"津"、"溯"等字，从水而立义，仿效范氏天一阁的"天一生水"而克火，以求阁书永存。乾隆 皇帝还为每个阁都亲撰记文，勒于碑上，立在阁前。
文渊阁于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开始修建，乾隆四十一年（1776）告成。地点选在紫禁城东南的文华殿之后，原明代圣济殿旧址。文华殿本就是皇帝岁时经筵讲学必临之地，贮入《四库全书》以后，更成为清帝"枕经葄史，镜已牖民" 的所在。阁内悬有乾隆御书"汇流澄鉴"四字匾。
文津阁于乾隆三十九年秋动工，次年夏建成，这是内廷四阁中第一座建成之阁。位于山庄西北隅，千尺雪景区之北。乾隆帝对在此建阁贮书极为得意，认为"山庄 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则闾阎日富，礼乐日兴，益兹文津之阁，贮以四库之书，地灵境胜，较之司马迁所云名山之藏，岂啻霄壤之分也哉？" 加之每年帝王诸臣、各族首领和外国使节都云集山庄，将皇家藏书楼建在此地，更可以标榜天朝的文治武功。
文源阁是乾隆三十九年在圆明园内原有建筑四达亭的基础上略为增葺，于次年继文津阁之后告成的。位置在全园的西北，南接水木明瑟，西临柳浪闻莺。阁额及阁内"汲古观澜"匾皆乾隆御书。文源阁落成后，乾隆皇帝每年驻跸圆明园，几乎都要来此修憩观书，吟咏题诗。
文溯阁在四阁中建成最晚，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始建成。阁在沈阳故宫之西,一如其它三阁规制。乾隆帝曾说："恰于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诗所谓溯涧求本之义",体现了乾隆皇帝不忘祖宗创业艰难，为后世子孙示守文之模的深意。
乾隆四十六年年底（1782）第一份《四库全书》抄成，首先庋置于大内文渊阁，此后又陆续抄成了其它三份，顺次送藏文溯阁、文源阁和文津阁。北四阁全 书尚在抄写装潢期间，鉴于江浙一带素称"文献之邦"，自"赵宋以来，成名山之业者，纷纷称盛"，乾隆又做出了一重大决定，他在四十七年（1782）颁布的 上谕中说道："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现特发内帑银两，雇觅书手，再行缮写全书三份，分贮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 阁，杭州圣因寺拟改建文澜一阁，以昭美备。"这就是所谓的"江南三阁"或简称"南三阁"的由来。
文宗阁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率先建成。康熙和乾隆南巡时，常驻跸在形势险要的镇扬，因此镇江的金山上、扬州城外的天宁寺内都建有宏丽的行宫，文宗 阁就建在金山行宫之左，江天寺（即金山寺）之南。阁名"文宗"，乾隆有诗为释："四库全书抄四部，八年未蒇费功勤，集成拔萃石渠者，颁贮思公天下兴。古今 英华率全荟，江山秀丽与平分。百川于此朝宗海，是地诚应庋此文。"相传镇江的金山是百川朝海之处，故有此名。阁内悬有乾隆亲书"文宗阁"和"江山永秀"两 块匾额。
文汇阁略晚于文宗阁，于 乾隆四十五年（1780）建成。天宁寺位于扬州北门外，文汇阁在天宁寺行宫的御花园内，园内正殿名为大观堂。阁名"文汇"，乾隆亦有诗说明："万卷图书集 成部，颁来高阁贮凌云，会心妙趣生清暇，扑鼻古香欲净芸。身体力行愧何有，还浮反朴念常勤，烟花三月扬州路，莫谓无资此汇文。"阁内也悬有乾隆亲书的"文 汇阁"和"东壁流辉"两块匾额。
文澜阁位于西湖之 滨，背山轩立，它是将杭州圣因寺后的玉兰堂改建而成的，建成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改建的各项工费均由浙江商人捐办。据时人记载："阁在孤山之阳 （南麓），左为白堤，右为西泠桥，地势高敞，揽西湖全胜。外为垂花门，门内为大厅，厅后为大池，池中一峰独耸，名‘仙人峰'。东为御碑亭，西为游廊，中为 文澜阁。"
七阁内的《四库全书》均用浙江上等开化纸缮写，每份抄得三万六千册。书册封皮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色"的装潢办法，所谓"经 诚元矣标以青，史则亨哉赤之类，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 味 其大意，即用象征四季的颜色来标明书的类别：经书居群籍之首，尤如新春伊始，当标以绿色；史部著述浩博，如火之炽，应用红色；子部采撷百家之学，如同秋 收，应着以浅色为宜；集部诗文荟萃，好似冬藏，适用深色。现存七阁之书基本上遵循了乾隆皇帝的想法，绢面分别为经部葵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灰黑 色。以色分部，一目了然。只是南三阁全书与北四阁全书稍有差别，经、史两部不变，而子部为玉色，集部为藕合色，仍未离取法春夏秋冬四季的初衷。
装帧上为软绢包背装，束之绸带，并以楠木为匣，既精致美观，还能防潮防蛀。江南三阁之书的开本比北四阁略小，而且许多文献记载南三阁的抄工比较草率，缺 卷、缺叶情况较多，这恐怕就是不能善始善终之故了。各阁全书上还分别钤印以示区别；文渊阁全书每册首页钤"文渊阁宝"，末页钤"乾隆御览之宝"；文源阁全 书首页钤"文源阁宝"和"古稀天子"，末页钤"圆明园宝"和"信天主人"；文津阁全书首页钤"文津阁宝"，末页钤"避暑山庄"和"太上皇帝之宝"；文溯阁 全书首页钤"文溯阁宝"，末页钤"乾隆御览之宝"；江南三阁全书，均为首页钤"古稀天子之宝"，末页钤"乾隆御览之宝"。朱色晶莹，又为全书增色不少。
从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开馆，至五十二年四月续缮三份全书告成，在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清朝政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终于基本完成了七份《四库全书》的纂修 和缮校工作。参加编修、誊写的多达4，000余人，抄成的七份总共20余万册，是名副其实的"文化总汇"、"典籍渊薮"。四库七阁的建立不仅丰富了清王朝 的国家藏书，也为当时和后世留下了许多话题供人评说。
2. 藏书建筑史佳话
中国古代藏书建筑保存至今的为数不多，其中以明代的天一阁和清代四库七阁中幸存的四座最为著名。尽管四库七阁是乾隆皇帝颁诏以范氏天一阁为样榜建立的， 实际在设计思想、内部构造、与环境的协调统一等方面，四库七阁较天一阁更加完善与合理，可以说它代表了中国古代藏书建筑的最高水平。
四库七阁的建造者对天一阁最忠诚的继承是"以水克火"的设计思想。范钦看到自己的密友书法家丰坊家中的万卷楼失火，上万卷的珍本秘籍顿时化作灰烬，极为 惊痛，遂采用汉代学者郑玄注解《易经》中的"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以"天一"为自己藏书楼命名，同时在设计建造这座天一阁时无处不体现其"以水克 火"的思想。范钦曾经做过明嘉靖朝的工部员外郎，对建筑业有过直接接触，因此对天一阁的建造考虑得很是周详。天一阁上下两层，面阔六间，暗合"地六成之" 之说；阁前有池，引月湖之水，可用作灭火急需；此外还综合考虑了通风、防蠹、防潮等问题。天一阁落成（1561-1566）后数百年岿然不废，这在中国藏 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人们对它热情传诵，对它的防火功能更是百般猜测，当然其中也不乏无稽之谈：有人云：四明范氏天一阁，藏藏书架间多庋秘戏春册以避火也，予谓春册乃诲淫之具，虽是名笔，岂可收藏？况与古人书籍同列，更滋亵渎。避火之说，本自何书？范氏贻谋不若是其谬，当是传闻之误。纵或信然，亦不足法。家大人闻之曰："尔之言是也。惟闻天一阁北方多隙地，垒石为坎卦，取生水之义，此实有至理，异日予家‘津逮楼'，宜北向，即于壁间以砖作坎卦六象，其谨识之。"
这里的"家大人"是指金陵藏书家甘福（1768-1834），清道光二十年（1832）他曾建造了一座上下三楹的的藏书楼，就是这段旧闻中的"津逮楼"，可惜只传世三十年，就和文宗阁、文汇阁一样，毁于太平天国攻打南京的战火中了。
由于乾隆皇帝的亲自过问，七阁的设计者对天一阁的建筑思想精髓格外用心领会，并结合自己的藏书实际融汇贯通。建筑之前，设计者首先对藏书数量和建筑面积 的对应关系进行了周详的考虑。《四库全书》每部分装36，000余册，纳为6，144函，加上《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总 目》、《四库全书考证》等 书，总共多至6，700余函，比天一阁藏书多出一倍以上。因此设计者沿袭了天一阁正宇上下六楹、各通为一间，暗合六之成数的作法，而对内部结构予以很大改 进，采取了明两层暗三层的"偷工造"法，即外观重檐两层，实际上却利用上、下楼板之间通常被浪费的腰部空间暗中多造了一个夹层，全阁上、中、下三层都能用 来贮藏书籍。具体安排为：下层中间为一广厅，高贯两层，除阅览外，储藏《总目》、《考证》和《古今图书集成》，左右稍间储藏《四库全书》的经部20架；中 间一层储藏史部33架；上层储藏子部22架和集部28架。这样既充分利用空间，又节省工料，体现了清代宫廷建筑师们在工程设计和建造艺术上的深厚造诣和高 超技巧。
七阁对"水"的强调比天一阁更为突出。它继承了天一阁前有曲池，旁有假山的作法，借山水葱郁之气庇护阁书永存。现存文渊、文津、文溯、文澜四阁以及文 源阁遗址或阁前，或阁后，或阁旁，无一不是以太湖石、云片石叠堆出绵延起伏的假山，除文渊阁是引内金水河之水，上架一三梁石桥外，其它均是凿挖曲池，并放 养金鱼于其中，据说大可盈尺。文源阁的池前还竖有一巨大太湖石，名"石玲峰"。高出水面三丈余，玲珑剔透，环孔众多，正视之，则石如乌云翻卷；手叩之，音 色如铜。石宽盈丈，四周俱镌有名臣诗赋，是当年圆明园中最大、也是最著名的一块太湖石，与颐和园乐寿堂前的"青芝岫"齐名。
外观上七阁均为水磨丝缝砖墙，清宫惯例的朱红墙色因其火气十足而被易为较沉静无华的灰色，廊柱和窗槛等为绿色。文渊阁还易天一阁的硬山式屋顶为颇具宫廷 味的"歇山顶"。屋顶上覆黑琉璃瓦，檐头镶以绿琉璃瓦边，即所谓的"绿剪边"。油漆彩画也一改皇宫中金龙和玺的富贵堂皇，而代以清新的苏画，为了显示建筑 功能，特地绘以河马负书和翰墨卷帙画面，并以波涛流云为点缀，色调清雅。北四阁地处皇家宫禁园囿中，在一片金碧辉煌中卓然不群，独擅朴素之美；南三阁更是 与传统的江南园林和谐一致，达到了宫廷建筑与民间建筑的高度统一。
注重防火的同时，尚要防止潮气侵入。据记载，七阁阁体的山墙厚达三尺四寸，内墙四周还安装了护墙板一层。虫蛀也是书籍的大敌，为此，七阁之书首先是以珍 贵的楠木或樟木制作函套及夹板，其次为免生虫蚁，七阁周围不植树木，隙地仅种青竹若干，径可盈寸，高三丈余，幽静雅致。稍特殊的是文渊、文溯两阁，因深居 宫禁，不宜种竹，只种上不多的几株苍松，尤显静穆拙朴。
藏书楼不仅贮书，还要供人在楼内阅览，因此采光、通风问题也被七阁设计者充分考虑到。七阁正面均设有游廊，并装栏杆一列，阁内阅览一般是在一层大厅，为 保证光线能尽量多地射入这里，楹窗后退至金柱之间，加上外栏低矮，比较其它大多数清宫建筑内的昏暗阴森，七阁内可算明亮宜人了；储书的书架和博古橱、碧纱 橱等，被按照需要排放在空旷的大厅内，又使得格局灵动自由，富于变化。
清王朝对这部"浩如烟海，委若邱山"的巨书的贮藏可谓是极为审慎的，对七座藏书楼的设计也颇具匠心。尽管四库七阁是以天一阁为蓝图，原则上与天一阁无 异，然而上至大木结构，下逮彩画雕饰无不易为官式做法。致使二者之间，孰创孰因，几难辨别。七阁外观古朴典雅，蕴含深意，内中遍藏宏富卷帙，宁静肃穆，不 愧是现存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典范之作。
3. 四库七阁后话
七份《四库全书》抄毕送藏七阁后，伴随"康雍乾盛世"的余光，确也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宁静祥和的时光。但是好景不长，嘉庆、道光以后，清朝统治日渐衰微， 国家多故，内忧外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战火纷纭，动荡不堪的时期；清朝灭亡后，军阀割据，日本侵华，依旧是战乱频仍。在这一百馀年风风雨雨中，中国七座 规模最大、气势最恢弘的藏书楼与其中的七部《四库全书》，饱经战火的摧残，厄运接连不断，与整个国家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首当其冲的是江南三阁。先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鸦片战争中，英国兵舰攻陷镇江，城内英兵、清兵、土匪横行无阻，到处杀人放火，混乱中文宗阁的 藏书损失了一部分。隔了仅十年，南三阁便遭到了真正的灭顶之灾。道光末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为古老疲惫的中华大地带来最后一次强劲的农民战争风暴。太平 天国讲求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颁行自己的"天历"，为表示与封建文化的决绝，彻底反对儒家思想，他们视孔子为"邪神"，儒家经典为"妖书"，所到之处必捣 毁孔庙，焚毁典籍，并严禁买卖藏读儒家书籍，很多传统文化典籍便毁于这场农民起义的战火之中。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林凤祥、罗大纲、李开芳等攻打 镇江，2月22日，由瓜州挺进金山，使得金山一片火海，金山寺僧众早已将佛藏移至五峰下院，文宗阁及《四库全书》无暇顾及，只得听任火烧，阁与全书遂全部 焚毁。太平军占领镇江后，随即渡江，进克扬州，致使扬州城内外也发生大火，文汇阁及所藏《四库全书》也被付之一炬。这之前，扬州绅士曾呈请扬州转运史筹措 经费，将全书挪藏在深山里，以避战乱，却遭到拒绝。大火烧起时，阁上扃钥完固，人无法进入，竟是一册都未能抢出。关于文汇阁被毁历史，一般认为是杨秀清率 领的太平军所至，但据《咸同广陵史稿》记述"其实皆大兵之所放也，欲掠重财......以观猥贼埋伏之有无,即以快趁火打劫之心。"故毁于何人之手，尚无定论。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有人认为这两阁的藏书或许并未全部焚掉，有些借出未归与捡拾自焚余的遗文佚册会散落民间，甚至可能有百一之存。特别是听到杭州丁氏 兄弟搜集到大量文澜阁散出的《四库全书》的消息后，更加受到鼓舞。其中最著名的访寻者便是学者莫友芝，他曾于同治四年（1865）专程至镇扬诸地，悉心询 问两阁全书的下落，却毫无所获，空手而回。
咸丰十 一年（1861），杭州城为太平军攻陷，文澜阁管理者自逃性命，阁虽存而栋宇半圮，屋顶被毁，阁书星散。杭州乡绅、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八千卷楼"主人 丁申、丁丙兄弟避难至此，偶于市中发现用来包裹东西的字纸，竟全是《四库全书》的书页，立即随手捡拾，便得数十大册。此时正值其父去世不久，借为其父修墓 的机会，丁氏兄弟请了几个胆大之人，乘月夜潜入孤山上的文澜阁，将残留下的一万余卷全书捆扎起来，运出城外。在丁氏兄弟和杭州当地人士的努力搜集下，劫后 余生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竟也有八千余册保存下来，暂时存放在杭州府学尊经阁内。
光绪六年（1880），浙江巡抚谭钟麟动用巨额丝织款项重建了文澜阁，阁仍旧制，并迁回了尊经阁内的《四库全书》。同时丁氏兄弟开始主持补抄全书的工 作，他们尽出家藏，并广泛采用当地其他藏家藏书，不仅补抄入《四库全书》原有之书，还补足了全书中有些书籍的阙佚部分，为此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在文献价 值方面比其它幸存三阁之书更有独到之处，丁氏兄弟也因他们的义举而倍受时人和后人的赞扬。辛亥革命以后，浙江省立图书馆建成，文澜阁因地处孤山脚下，靠山 临水，湿度较大，故将全书迁入省馆西侧的红楼保藏。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国难当头，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安危格外牵动人心，在馆长陈训慈的奔走 呼吁下，7月底全书开始大规模动迁。这一去，直到1946年7月返杭，在外整整颠沛流离了九年，辗转浙、闽、赣、湘、黔、川，横穿南方六省，来回行程逾万 里，这在世界图书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壮举。1949年以后，由于红楼年久失修，大梁腐朽，已无法再承担保藏国宝的重任，政府将位于孤山之巅的青白山居拨作 专贮文澜阁本《四库全书》之所。此后虽然1969年至1976年由于中苏珍宝岛事件，这部《四库全书》又被迁至浙江丽水地区的战备书库达七年之久，毕竟再 无散失，安全无虞地保存到现在。光绪年间重建的文澜阁较原建之阁更加描金画银，气宇不凡，现如今已被圈在浙江省博物馆内，作为一个海内外知名的旅游景点向 公众开放。
当太平军、捻军如秋风扫落叶般横行在南 方大地上时，北方的清王朝在英法联军的炮火攻击下焦头烂额，自顾无暇。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他们在饱掠圆明园珍宝之后，举全园而火焚 之，大火在这座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中肆虐了三日，文源阁和其中的《四库全书》以及贮藏于味腴书屋中的一套《四库全书荟要》也在这场浩劫中化为灰烬。阁 与书从告竣送藏到被毁，存世仅七十馀年。现在的文源阁阁已不存，仅余阁基，其上青砖仍较为规整；曲池已涸，高大的"石玲峰"因民国时两股土匪争相盗卖不 得，被其中一方炸为两截，轰然坍于蔓草之中。当年曾在四库馆担任副总裁的彭元瑞、曹文埴题写的诗文碑刻，虽湮没在一片荒芜中，尚依稀可辨；而乾隆皇帝的御 碑已挪至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分馆院内，文字仅存其半。整个文源阁遗址和旁边的舍卫城遗址遥相呼应，偶有游人凭吊至此，不胜唏嘘慨叹！至于阁中所藏《四库全 书》，仅闻民国时湖州刘承干嘉业堂曾藏有钤"文源阁宝"的全书六册，此后人世间便不再有此惊鸿一现了。
文渊、文津、文溯三阁，没有遭到文源阁被焚的厄运，端赖历任政府的爱护而完好保存至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均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除文渊阁目前仍不对公众开放外，文津阁和文溯阁都可随意游览，游人可以尽情一睹二百年前乾隆初建七阁时的风采。只是阁与所藏《四库全书》早已分离； 文渊阁本自1933年运出，便再没回来。抗日战争期间为避战乱，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将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全部装箱运往上海，此后又辗转于重庆、南 京等地，最后渡过海峡，被运至台湾，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1914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将承德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调拨给新筹建的京师图书馆收藏，"以宏 沾溉"。为纪念此事，当时京师图书馆馆舍（即现北京图书馆分馆）所临大街被命名为"文津街"，至今这一地名仍在沿用。从此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作为北京图 书馆的镇馆之宝一直被妥善收藏；辛亥革命后，文溯阁的全书曾一度运至北京故宫的保和殿存放，1925年又被运回沈阳。1966年，文化部决定将文溯阁《四 库全书》移交当时的所谓"战备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代藏，这套书遂从沈阳被迁至兰州。甘肃省图书馆在兰州市郊的干旱山区，特为贮藏此书建立了一座新的书 库，据说远望像一座小小的土城堡。因为兰州地处内陆，干燥少雨，极有利于古籍的保藏，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倒也适得其所。
4. 四库七阁旁话
满清统治中国的267年间，康雍乾三朝是最为升平的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时期。康熙和乾隆二帝都身居龙座六十年，并且都崇尚文化，酷爱 典籍，建立了辉煌的文治武功，他们在促进清朝的学术文化发展和官府藏书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尽管康熙皇帝热衷于文化的传播，编定刊行了许多书籍，但他并没 有为那些珍贵的藏书建造一座华焕堂皇的皇家藏书楼，清朝国家藏书的真正极大发展是在乾隆统治的六十年，以《四库全书》的编纂和四库七阁的建立为标志。七阁 的建立，阁内藏书组织、借阅和管理制度以及管理官员和机构的设立，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官府藏书发展到最完善、最丰富的阶段。
我们不妨尝试一下，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的视角来考察四库七阁─这七座堪称中国封建社会最宏伟的皇家藏书机构，或许对深入认识四库七阁的历史功绩有所帮 助。应当承认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家藏书机构事实上兼有相当于近代的国家图书馆的职能，而众所周知，国家图书馆应是以征集、收藏、整理和指导利用全社会 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化产品为主要职能的，那么，比照这些职能，对围绕《四库全书》的编纂和四库七阁建立的一系列活动进行逐一分析，便不难得出结论了。
在全国范围内搜访征集图书，是《四库全书》编纂初期的首要之举。通过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三年的声势浩大的征书活动，共从民间征书13，000余种，几乎 网罗了当时的全部出版物，兼及抄本、稿本，甚至碑刻、图录等其它历史文献。这次朝廷征书是中国历代王朝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不仅成功地保证了《四库全书》的 编纂来源，也使得民间典籍充分入藏皇家藏书。尽管早在1537年，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就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呈缴本制度，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国内一切出版物 必须向皇家图书馆交纳两册，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早期皇家图书馆图书的收集，但相比之下，乾隆皇帝的征书无疑是更加快速、及时，全面而有效的。
《四库全书总目》是"乾隆修四库"中最为人称道的一部学术产品。数十位著名学者历二十年之久，将征集到的乾隆以前的历代典籍进行审慎地清理甄选，爬梳辑 校，然后撰写提要，考证辨析、分类编次，编纂出了这部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官修目录，显示了一代学术精华。它在充分总结前代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构建起中国古代 最为完备、最为系统的图书分类体系。《四库全书》的编纂在客观上起到全面整理和总结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作用，其意义便集中体现在这部多达二百卷的《四库全 书总目》之中。入藏于七阁中的《全书》正是四库馆臣们精心取舍的直接结果，代表了清统治者倡导的学术文化主流。
四库七阁所藏之书既是集一国藏书之大成，本也应负起"一代收藏"之重责。由于乾隆皇帝的热心提倡，七阁之书较以前历朝皇家藏书的"崇严邃阁"更为开放， 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国家藏书传播知识，服务学术的功用。乾隆皇帝在位时间长达60年（1736-1795），是中国历史上对皇家藏书发展贡献最大的一位皇 帝。他对文化政策极其重视，从1773年下令开"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开始，直到四库七阁的建成和开放，他都亲自过问，并且颁布了许多诏谕，他 的一系列诏谕集中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藏书公开利用的重视。早在编书之始，他就曾表明"至于四库所集，多人间未见之书，朕勤加采访，非徒广金匮石室之藏，将 以嘉惠艺林，启牖后学，公天下之好也。"并且认为古书仅靠刊刻来广为流传还是不够的，更多的应该是公开藏书。
北四阁建成以后，乾隆皇帝看到"文渊阁等禁地森严，士子等固不便进内钞阅"便诏令"翰林院现有存贮底本，如有情殷诵习者，亦许其就近钞录，掌院不得勒 阻留难。"极力主张士子们利用翰林院官藏。内廷四阁的《四库全书》利用毕竟是有限的，除供皇帝御览外，只许大臣在阅读翰林院所藏底本遇有疑误时，还须经领 阁事批准，方可入阁查对，一般文人士子根本无缘入内，只能到翰林院抄阅四库底本。
在江南建立三阁，本就是"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之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乾隆皇帝甚至顾虑到"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读书稽古 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广布流传。是千缃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无裨观摩之实，殊非朕崇文典学传示无穷之意。"遂下诏"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 写。"允许民间士子借抄藏书，开放江南三阁。
然而，江南三阁仍然是珍护严密的。数年后，乾隆皇帝又再次谕示："《四库全书》荟萃古今载籍，富有美备，不特内府珍藏，籍资乙览，亦欲以流传广播，沾溉 艺林。"由于《四库全书》卷帙浩繁，中多舛误，乾隆皇帝又令复加详细仇校，以臻完备。他认为江浙"为人文渊薮，嗜奇好学之士，自必群思博览，藉广见闻。从 前曾经降旨，准其赴阁检视抄录，俾资蒐讨，但地方有司恐士子翻阅污损，或至过有珍秘，以阻争先快睹之忱，则所颁三分全书，亦仅束之高阁，转非朕搜辑群书、 津逮誉髦之意。"于是，他再次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钞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乾隆皇帝认为只有这样，七阁藏书才 能"广为传播，俾茹古者得睹生平未见之书，互为钞录，传之日久，使石渠天禄之藏，无不家弦户诵，益昭右文稽古，嘉惠士子盛事。"
宽借书之禁，直接促进了江南文化的发展，时人称颂为"四库缥缃，津逮末学，琅嬛福地，遍及东南。"道光年间浙江藏书家钱熙祚刻印的《守山阁丛书》，便 是从文澜阁藏《四库全书》中抄得的珍秘稀见之书；现泰州市图书馆收藏的五册南三阁《全书》零本，恐怕即是当年士子领出传写的幸存，这也是开放江南三阁所意 想不到的积极后果。
七阁的主要职官由当时朝廷重臣和翰苑文士担任，如文渊阁于乾隆四十一年建成后，即于六月初设官兼掌："文渊阁领阁事三人，掌典综册府由大学士、协办大学 士、掌院学士兼充；直阁事六人，掌典守厘辑，由内阁学士、少詹事、讲读学士兼充；校理十有六人，掌注册点验，由庶子、讲、读、编、检兼充；检阅八人，由内 阁中书派充；内务府司员、笔帖式各四人，由提举阁事大臣奏充。"由这些官员负责阁书的日常管理，注册点验和按时晾晒。七阁全部建成后，改由专人专司其职， 内务府提举阁事，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管理机构。为方便查检翻阅，七阁内还另外绘制了《四库全书排架图》，具体标明《全书》及其它藏书的排架位置。
江南三阁因开放藏书，对阅览的管理，乾隆皇帝有更为明确的说明："全书本有《总目》易于检查，祇须派委妥员董司其事，设立收发档案，登注明晰，并晓谕 借钞士子加意珍惜，毋致遗失污损，俾艺林多士均得殚见洽闻，以副朕乐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至意。"三 阁的职官由地方官员充任，如文汇阁即交由两淮盐运使经营，每年派给阁中十几位地方绅士，负责阁书的曝晒检查以及借阅管理，再另设典书官一名，专司校勘之 役。历任典书官中最著名的是有"通儒"之称的学者汪中。汪中字容甫，江都人。长于经史之学。在校勘三阁藏书期间，他遍阅阁中秘籍，记下20余万字的校书札 记，同时还"欲以书之无刻本或有刻本而难获者，以渐梓刻"，可惜的是汪中"未果行而死"。
中国古代的皇家藏书楼无一不是以典藏为能事，以保藏为首务，而清代的江南三阁明确了与内廷四阁不同的藏书管理方式，向普通士子学人开放藏书，从而使藏书 复归到"藏以致用"的本来意义，顺应了学术发展的需要，这对于中国古代官私藏书一贯的"秘不示人"、"宁饱蠹鱼"无疑是一大进步。十八世纪的中国曾被外国 学者赞许为全世界最文明、管理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四库七阁作为当时的国家藏书，与同时代欧洲最大、也是最著名的法国皇家图书馆相比亦是毫不逊色。法国皇家 图书馆的极大发展也是在路易十四在位的54年，这一时期法国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皇家藏书因呈缴本制度的保证，到十八世纪末藏书达到15.7万册。然而这 座宏大的图书馆仍然保持着浓厚的皇家博物馆和陈列馆的色彩，并且从不对民众开放，直到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才使得它得以根本性地改变。从这 一点上讲，清代四库七阁藏书公开利用的思想和做法更有价值，其它诸如开放管理制度、阁书校勘、目录编制等方面也比欧美皇家藏书更为完善。
《四库全书》的编纂和四库七阁的建立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深远影响至今，尤其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演变及发展成熟有直接关联，诸多问题尚有待于进行更为深入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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