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极权暴政罪恶实录之十三（下）

1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实质乃是中共对传统文化文明道德伦理文化的毁灭性破坏。起因乃是毛泽东为一已承传权力于至亲之私，同时掩耳盗铃般为已之极度无知狂妄所造深重罪孽涂脂抹粉，以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包装，对中国人民犯下罪不容赦的滔天大罪[20]。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中共长期以来一直有反知识的传统。毛尤其典型。毛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愚蠢”。大学要培养红色接班人，而非培养专家，应向所有贫下中农子弟开放。文革破四旧，即旧观念、旧文化、旧习俗、旧传统；砸烂一切封资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革造反派均自认为是保卫毛泽东的红卫兵，他们几乎未受过民主或自由观念的影响。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至1979年期间，华国锋当政几乎未取得任何成就，未触动极权主义的任何东西。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 文革到底多少人死于非命？法国学者Jean-Louis Margolin在《共产主义黑皮书》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致死多数作者引证在40万人至100万之间”。[21]（南郭注：R.J.Rummel 教授在其专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认为文革丧生者约为773万人。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共官方过去的说辞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陷、迫害的株连的达到一亿人以上”。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文革相关数据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8000余人死亡；13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7000人；703万人伤残；7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学者丁抒认为文革杀人在200万以上；著名学者余英时认为文革非正常死亡在170万以上）。文革非正常死因分为三大块：一是迫害致死，约20万人被迫自杀。仅陕西一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有2000多人；二是因武斗而死，约50万人死于非命；三是因清理阶级队伍而亡，约50万人死亡；四是冤假错案致死，约 15-20万人死亡；此外还有因红色恐怖被杀，至少10万以上属于此类。1200名军人被清洗枪决；刘少奇案涉及22000人被调查，拘押；文革期间 300万至1800万干部被关入监狱牛棚；其中包括40万军人，知识分子中有142000名教师，53000名科学家和技术员，500名医学院教师，2600名艺术家和作家入狱；其中许多人被杀或自杀。上海官方1978年承认，10000人因文革致死。

·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周恩来说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扫一切干部，而是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 毛泽东是文革的罪魁祸首：

·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对胡志明说：“这次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文艺界、大中小学”。

· 1966年6月初红卫兵打人事件刚开始盛行，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传达毛泽东“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亦即“红色恐怖”的由来。

· 1966年8月22日，毛泽东亲自批转《严厉禁止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 1966年6月中旬毛泽东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

·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代表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时说 “要武嘛”。宋随即改名“宋要武”。

·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说： “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武斗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周恩来解释说：“名义是抢枪，实际上是发枪。”

· 王友琴博士据中共内部报告确认北京1968年8月20日到9月底，红卫兵在‘红色恐怖’中打死1772人；114600户被抄家，84000户被驱出北京；上海150000户被抄家，32吨黄金被抢；上海市郊川沙县8700户被抄家；淅江嵊县8000余户被抄家；武汉21000户财产被抢劫，32人被打死；62人自杀；全国城镇被抄家总数近1000万户。

· 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谭宗级的《“五一六通知”评析》称︰“仅北京市的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冤狱而死的即达九千八百零四人”。1967年11 月，中央文革提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仅上海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高潮时，5，449人被迫害致死，审查的有17万人。

· 北京大兴县群体屠杀黑五类。首开文革滥杀黑五类及其子女的先例。1966年8月26日县公安局传达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指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谢还说： “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红卫兵，到时，他们不冲你的公安局就好了”“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随后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黑五类（南郭注：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而红五类则指党的干部、军官、贫农、工人和革命烈士）及其家属325人，22户被杀绝，最老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22]

· 青海西宁解放军枪杀170名青年事件。首创军队屠杀平民的先例。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批示安微省军区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规定：“坚决反对右派，对于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2月上旬，毛泽东又批示：“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军区独立师独立团计13个连军人包围青海日报社，开枪打死169人，伤178人，逮捕群众近万人。这是文革中军人杀人第一例。[23]

· 1967年8月湖南道县群体屠杀黑五类事件。据1984年5月抽调1389名干部组成的《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确认：“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 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据道县检察长阎维胜调查，确切数字是打死20000人，伤者不计其数。”“道县地区文革死亡人数 9093人，其中四类分子3576人，因类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2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其杀人决定由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任意决定。[24]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因学校停课而回家结果与父亲蒋勋（原道县一中校长）和哥哥一道被贫下中农杀害。起因乃是：1967年8月5日在全县抓革命促生产总结会议上，县委副书记熊炳恩作报告：“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教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斗。”8月8日 “革联”冲击县武装部抢走一批武器弹药。

· 1968年5月湖南邵阳县贫下中农效法道县屠杀。何清涟女士曾撰文称：“邵阳市境内的资江河中每天有几十具乃至上百具尸体顺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延续了半个月左右。”“杀人方式花样翻新：割乳房，挖舌头，将一家人用铁丝串起来活活丢到河里。将煮饭用的铁锅烧红后罩在被害人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其面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不过，可能何女士对具体时间可能记忆有误，因为湖南道县大屠杀发生于1967年8月至10月间，既非1968年也非5月间。[25]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视查中南五省专程前往湖南零陵地区听取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并指示：“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1982年春最高法院院长江华返乡，零陵地委书记向他汇报文革道县杀人事件，江问道：“你们道县有多少和尚？”“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无天”。他的堂弟也在该屠杀事件中丧生。

· 1968年江西瑞金县屠杀黑五类。有个公社将三查对象集中，令其在山上挖树洞，随后用铁锄锄死推进树洞埋掉，全县有300余名黑五类被以此种方式谋杀。

· 1968年江西兴国县屠宰黑五类。在“三查”运动中该县也杀了黑五类其及子女共270余名。

· 1975年7月中共命军队用大炮轰平云南沙甸回民村群体屠杀6000人事件。起因是中共自文革以来，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宣扬无神论，歧视和压制宗教信仰，使回民信奉伊斯兰教的自由受限制；中共多次派工作组进驻沙甸，强迫回民养猪，改变生活习惯，限制作礼拜等宗教仪式，工作队员在村子里公开吃猪肉，并将吃剩的猪肉往水井里倒等，严重伤害了回民的情感，导致回民上访。中共污称回民受国外反华势力和台湾国民党特务操控，为其提供武器弹药，要搞叛乱，推翻人民政权成立伊斯兰共和国等。叶剑英，邓小平下令部队平叛。由云南省、州、市党政领导组成的地方指挥机构和军区、军、师、总后分部组成的军事前线指挥机构。参战部队加基干民兵达一万余人，使用自动步枪、轻重机枪、75无后座力炮、82迫击炮、152加农炮、火焰喷射器及数百吨炸药。1975年7月29日凌晨三点开始进攻。

· 文革武斗致死无辜平民近50万人：

· 武汉1966年1月2日，造反派将3100名干部和保守派关押；1967年5月27日陈再道将军与造反派冲突第一次打死人；6月17日造反派头目被拘，但付出了25人死亡的代价；6月30日死亡人数增加至158人；保守派被击败后，600人被屠杀；66000人受迫害；1968年5月27日，80000枝枪枝被盗；

· 广东红卫兵至少被打死40000人。1967年广东红旗派与东风派武斗，900人丧生；1968年8月19日，30000名军人和武斗农民围攻桂林，屠杀进行了六天才停止。恐怖扩散至农村，最后以黑五类为替罪羊，有些地区宣称：从此本区一片红，因为已以没有黑五类了。

· 湖南华国锋被称做湖南屠夫。

· 1968年陕西省安康县武斗中杀掉俘虏286人，在一次审讯中活埋了13人。

· 广西红卫兵被韦国清将军屠杀100000人，（南郭注：主要是由保韦国清的“联指”，对造反派“四二二”及其同情者和无辜的黑五类的大屠杀。自1967年秋直至1968年8月达到高峰。其屠杀规模最大（十万众）杀人手段之残忍（剖腹挖肝吃人肉）在全国首屈一指。云南红卫兵死亡30000人。中共广西区整党办公室编印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纪》概述道：“1968年7至8月一个多月中，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专、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以‘七三’布告[26]为武器，镇压阶级敌人，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至死84000多人。”“成批杀人到处有之，成批敲死，成批爆破致死，成批戮死，成批掷下矿井，成批丢下山洞，剖腹挖肝，割肉挖眼，割头示众，吊割阴茎，先奸后杀，杀夫奸妻奸女，成批溺死皆有之；广西大地，血雨腥风，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1968年6月19日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王德堂阴谋策划谋杀县委书记赵永禧等21名干部，教师和学生，他曾多次强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斗的六名女学生，去中共却评选他为‘支左’好干部！”1984年“处遗”工作中概括称：广西枉死者数以十万计，光是活埋的就有十二万人？）[27]红卫兵非常残暴，但镇压他们的军人和执行共产党的命令镇压红卫兵的民兵武装更残忍。（南郭注：1968年8月南宁“四二二”红卫兵组织的广播员和成员共26人被“联指”用机枪扫扫射死。据称数千反革命被拉到邑江边用机枪扫射死，死尸一直漂到港澳地区，在香港领水捞获的死尸有七千多具。未被俘的“四二二”成员的家属共三千多人，躲进地下人防工事，结果被百年不遇的洪水淹死。[28]1979年揭露当年的洪水实质上是工兵排长奉命炸毁上游的一座大水库的大坝所致）。

· 广西省八个县大规模吃人事件。中共官方承认至少有137人，大多数是老师，校长，在当地干部和党组织操控下被活吃。（南郭注：正如纳粹的种族清洗犹太人一样，中共以阶级清洗即消灭黑五类，不是以他们的行为，而是依他们的身份任意处死。郑义先生在《红色纪念碑》中说他曾三次亲自前往广西调查取证，证实广西省数十个县在文革期间曾发生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吃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恶性事件，被活吃人数至少在3000人以上。中共广西区整党办公室编印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纪》确认：武宣县、隆安县、大新县、上林县、武鸣县、浦北县、灵山县、贵县均发生割肉挖肝煮吃的野蛮事件。仅广西武宣县自1968 年6月15日至8月底被吃者100多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一人，挖心肝56人，割生殖器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18人，活割生剖7人；75 人的心肝和肌肉全被吃掉；[29]在武宣中学，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后，就地架起炉灶将老师剖腹割肉煮熟分食。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30]桐玲中学副校长黄家冯于1968年7月1日晚被批斗致死，次日晨被挖肝剥肉，只剩下一副骨架。接着一批人在学校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 1968年4月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24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180人，其中刘维秀和刘家锦等人，打死刘振坚后；轮奸其未满17岁的女儿，然后打死，剖腹取肝，切乳割阴。[31]）

· 上海王洪文1967年二月夺权后，于4月27日将造反派头目处死并当场杀掉。张春桥于7月说：“如果少数人被错杀，这无关大局，但是让任何真正的罪犯逃脱将造成大灾难。”

· 内蒙古内人党事件，346000人于1968年5月被调查，16000人死于枪决、酷刑和自杀；87000人终身残疾；相似的指控在云南省造成14000人被枪决。

· 1968年“516”事件，全国追查，外交部2000人中有600人被调查；北京8341部队从北京大学纠出178名敌人，并在审讯中打死10人。

· 1968年陕西省一家工厂抓了578名“间谍”，及1200名同谋。

· 文革期间超过20万人被逼自杀。1966年8月24日，北京作家老舍投太平湖自杀，此后至少有100余人投该湖自杀。上海演艺人严凤英自杀后，尸体奉命被解剖据称她体内藏有收发报机。仅上海在文革中被打死和被“斗争”后自杀的总人数，根据1984年上海对文革案件的复查，有11510人！

15．1970“一打三反”运动。“一打”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67年1月13日联名发出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第二条说“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而现行反革命则可以枪决。希特勒时代德国法律规定，“侮辱元首者，拘留两星期”。文革时代，对毛林远未到“侮辱”程度，就可能被枪毙！在此期间出现的“现行反革命案”中，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中央首长”的言论罪案件数量最多。这类案件中，有的是对“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等个人崇拜做法的批评、议论；有的是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被认为是“恶毒攻击”，以现行反革命罪处以刑罚；有的是支持1976年 “四·五”天安门革命行动，被当作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替“走资派”鸣冤叫屈，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 中央党校教授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称[32]：“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00万人，杀了数以千计的人。

· 至1972年，仅上海有约3万人被扣上反革命的罪名，查处反革命集团案122个，1，651人被迫害致死。估计全国被迫害致死的人数达50万。

· 文革结束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称：1970年代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的70人中，1970年处死者占68人；天津市错杀的28人中，1970年处死者占22人。

· 中共暴政的野蛮残暴在文革期间登峰造级：

· 张志新，系辽宁共产党干部因为刘少奇鸣不平被捕[33]，被中共恶警故意唆使重刑犯人强暴后逼疯，仍然被丧尽天良的中共处死，1975年4月4日处死刑前被残暴地割喉！而她并非第一个受此酷刑，此 前辽宁已实施近30次！[34]

· 李九莲，临刑前中共恶警将她舌头跟下颚拿尖锐的竹签穿连在一起后被拉到赣州西郊枪杀抛尸荒野又遭歹毒之徒奸尸割去双乳。[35]

· 钟海源，因为李九莲打抱不平被中共法庭判12年徒刑，因多次被严刑逼供，打断小腿骨高喊打倒华国峰被改判死刑，刑前被活体取肾。[36]

· 黎莲，因被男朋友出卖，年仅18岁于1970年被以反革命罪名处决；刑前被活体取肾。[37]

· 曹刚山1948年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学生运动，文革期间被判 8 年，关押中攻击文化大革命，加判20年，不服管教，攻击毛泽东，判死刑，枪毙前，狂呼"打倒暴政！打倒毛泽东！"被狱卒、狱医用医疗器械撑开牙齿，连根割断舌头。

· 史唐枫，在因反对而获罪的 "四人帮" 倒台后，仍被押上刑场，行刑者怕他临刑前说出真相，便用东北缝绵被的大号针线缝死了他的嘴唇！）、

· 陆鸿恩，上海交响乐团指挥，因涂写《毛主席语录》于1968年4月27日处死）刑前被割喉；

· 王希贞，淅江省洞头县革委会常委（学生代表），执行抢决时为防止他呼喊口号，将其喉管割断，家属全部被押不让他们鸣冤叫屈；

· 官明华，海南岛白沙县女医生，刑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的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无法发声。

· 蔡铁根，老红军，大校军衔，教授，七○年三月十一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着便对他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说不出话来。接着就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

· 黄金秋（清水君），被江苏高院宣判后，狱方竟直接将他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因精神病院拒收，他才幸免于难。随后被江苏省监狱关入严管队，狱方强迫他每日长跑近三万米致双脚溃烂血肉模糊，并唆使重刑犯人暴力殴打他。[38]

16．1971年批林批孔运动。林彪“反党集团案”牵连数百上千名高级军官，数万人受迫害。

17．1976年北京四五运动。1976年4月5日北京人借悼念周恩来，表达对毛泽东及“四人帮”（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政权的不满。毛下令军方镇压，10人死亡，200人受伤，全国追捕数千人。随后至少500人被枪决；调查持续到10月份，至少上万人被调查。（南郭注：1976年四五运动是自1949年以来国人首次群体自发公开对被捧为神一般的毛泽东说不；毛判断事件后台是邓小平，故将其定性为‘反革命运动’，指示镇压禁止悼念周恩来。尽管周其实也非什么好东西，但当年中国人被长期信息封锁强制洗脑误以为周是好人。当晚一万余名首都民兵和工人纠察队，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三千名公安人员，手持木棍、皮带包围天安门广场拟武力清场。中共官方称没有死一个人，被捕300余人。但据香港郑义先生的说法：当晚八千多人伤亡，其中600多人死于棍下，2000多人伤残，仅北京一地被捕超过50000人。[39]1978年11月25日中共平反之。）

18．1978-1979北京西单民主墙民主运动。魏京生、徐水立、刘青、黄祥、陈尔晋、孙维邦、刘青、刘山青、任畹町、陈旅、路林、杨光、傅申奇、杨周、郑钦华、刘国凯、汪岷、司马文征、莫建刚、李任科、何求、朱建斌、王屹峰、牟传珩，钟粤秋、张京生、马文都、康正果、秦永敏等民运志士皆因此而被判重刑。1976年有政治犯1000万人。1982年政治犯减少到0.5%，1986年犯人数降至500万，以后保持此率。1991年政治犯人数约为 100000人，2005年有7000人之说。

19. 1983年“严打运动”。这是中共任意践踏法律，无法无天的再度表现，在该运动中众多仅是小偷小模行为或是一般追求性刺激的青少年均被当做流氓团伙枪决。全国约100万人被捕，至少10000人被杀；
20．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城。六四天安门屠城事件是中共建政以来中国人最大规模的公开反共要求自由民主的政治运动，波及全国80个大中城市。是中共极权流氓暴政本质彻底大暴露，亦是其灭亡前的最后疯狂，如果在此前尚有可能和平改良的话，此后中国民主运动只可能是政治民主大革命：

· 事件起因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学生举行悼念活动，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动乱’的定性，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称：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动乱，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结果次日北京超过10万名大学生游行示威抗议该社论。5月19日中共宣布北京诫严，结果犹如火上浇油。随后大学生开始绝食抗议。5月30日中央美术学院师生集体创作的“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门广场安立。6月2日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建四君子宣布在天安门72小时绝食。但刘晓波被捕后，在中央电视台说：“未曾看见军队向广场上的学生开枪”因而受到中共当局‘记大功’的奖励。[40] 但后来刘曾对自已的无耻行为忏悔：“我在90 年的忏罪就是不可自我原谅和自我赦免之罪。它是我生命中永远的耻辱，永恒的罪责，纵令我以全部生命去洗刷，也无法干净了。这是我一生中最下贱的行为，那伤口永远不会愈合，永远新鲜，稍一碰就会血光四溅。每每想及此，都自觉无地自容。这种卑鄙的背叛行为，已经是铭刻在生命中抹不去的耻辱。要说做人的失败，这才是致命的。它将永远跟着我，直到有一天刻在墓碑上（假如有墓碑的话）。我的如此卑劣的行为，这种耻辱对一个人的尊严是毁灭性的。严格地讲，自己为自己烙下这耻辱之后，就再无法过真正意义上的有尊严的问心无愧的生活了”。[41]

· 1989年6月4日，中共动用30万正规军，真枪实弹数千辆坦克，装甲车强行洗场。邓小平下令开枪，法国研究专家称：“至少1000人被杀，10000人受伤，数千人随后在各省秘密被杀或以其他罪名枪杀；北京至少10000人被捕，全国至少有30000人被捕”。（南郭注：根据1989年10月12日总参谋部统计的资料显示，1989年6月1-10日中共枪杀的死亡总人数为31978人。任畹町先生亦说：总参谋部当年统计六四死亡3万多人）[42]

· 国务院发言人袁枚公然称：“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前国防部长迟浩田访美时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北京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称：“在几天的暴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 “有三千多名非军人受伤，二百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中国人大研究生吴仁华证明北京农业大学学生戴金平和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在天安门广场被枪杀。吴仁华亲眼目睹了三辆坦克追逐辗压11名学生的暴行。“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目前已经找到坦克轧人惨案的五名死者和九名伤者，一共14人。其中五位遇难者是林仁富、董晓军、王培文、田道民、龚纪芳；九位伤者是方政、王宽宝、权锡平、刘华等，另一伤者是位女大学生，不愿公开姓名。

· 在六四后十余日，中共暴政即以反革命破坏公共财产罪等名义悍然枪杀了数十名北京和上海市民及工人政治犯：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杰、徐国明、卞汉武和严雪荣等人在被抓10多天之后就被判处极刑，且立即执行。还有大量的六四抗暴者则分别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北京市的监狱中，仍然关押着孙宏、朱更生、郗浩良、杨璞、李玉君、姜亚群、苗德顺、武春启、石学之、常永杰、李志欣、常景强、王连喜等六四抗暴者。法院竟荒唐地以" 殴打、污辱坦克"为名判处孙彦才无期徒刑！

· 在六四事件后被以“反革命纵火罪”判刑十四年的北京乡镇企业工人陆洪泽、山东青岛市的陈兰涛和孙维邦（又名孙丰）。陈兰涛，因八九年六四期间曾在大街上发表演讲，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十八年。孙维邦是七九年民主墙时期的异议人士，因八九年六四期间曾在他开的饭店内免费招待学生，并叁与讨论，被以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十二年。在四川省川东监狱，关押着蒲勇和雷风云等人士。蒲勇原是四川省南江县某乡的副乡长，因六四后在大街上张贴大字报，被以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十二年。雷风云，四川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研究生，因言论问题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十二年。在四川邵阳市目前关押着九名六四问题人士，他们是∶李旺阳，工自联主席，刑期十三年；李小东，工自联常委，刑期十三年；蒋志强，干部，刑期十三年；刘楚南，退休教师，刑期十五年；吴鹤鹏，个体户，无期徒刑；朱正英，工人，无期徒刑；锺冬林，个体户，刑期十年；吕日晶，工人，刑期十三年；刘新，初三学生，刑期十五年；刘新是因为递火柴给烧车的姊夫吴鹤鹏而被判刑，时年十五岁。

· 原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李海，因为调查搜集狱中人士的相关资料，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被以“刺探国家机密罪”判刑九年，后关押北京朝阳监狱。刘晓原因为六四前十几天发起和组织天安门广场民主讨论会和担任北京工自联广播站特约评论员，于1992年春被判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宁夏农民民歌手杨连志因为风波中在京演唱自己编的讽谏当局三农政策等民歌民谣，而被判刑十五年。北京崇文区阿里山饼屋年仅18岁的工人孙宏，北京东风饲料厂青年工人武春启，分别被判处死缓和无期，而他们纯属冤枉被充数的。北京工人画家武文建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七年。

· 韩罡是因为“六．四”才被判刑十二年的。当时的韩罡是一个现役军人，在某战略导弹部队服役。八九年六月份，他刚好在北京休病假。“六四”从开始到结束，他都亲眼看到，并亲身参加。作为一个军人，看到自己的战友所做的一切，他内心深处极度痛苦。在此基础上，他写了一些题为《起跑线》的文章和那本书，反对“六四”军队开枪。

· 下述是因六四运动被中共无罪重判的部分人士名单：余志坚（无期）、阿旺桑珠（21年）、俞东岳（20年）、陈兰涛（18年）、张善光（17年）、鲁德成（16年）、平措尼珍（15年）王维林（只身阻挡共军坦克的英雄）、哈达（15年）戴学忠（12年）、王丹（11年）、蒲勇（10年）、肖斌(10年)、张明（10年）、刘胜青（10年）、李海（9年）、姜福祯（8年）、任畹町（7年）、高瑜(7年)、刘德（7年）、袁红冰、王国齐、卢四清、任不寐、郑旭光（三次入狱）、郑义、北明、车宏年（5年）、江棋生（5年）、罗海星（5年）、方觉（1998年4年；2002年82天）、陶君（4年）、蒋品超（4 年）、徐永海（2年加2年）、陈西（3年）、陈少文（3年）、王军涛、刘钢、王有才（3年）刘晓波（3年）、茉莉（3年）、唐柏桥（2年）、王东海（2 年）、张铭山（2年）、（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擎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立、李张铭、熊炜、熊焱被通辑）周勇军、赵品潞、张健、刘俊国、李恒清、郭惠、潘强、安田、金岩、余厚强、连胜德、程真、刘涣文、韩东方、侯多属、高光俊、牟传珩、王庭金、沈良庆、刘国凯、陈破空、陈子明、贺伟华、朱更生、李玉君、李志欣、高鸿卫、汪建辉、刘水、包遵信、侯文豹、李必丰、廖益武、周舵、周京、傅申奇、鲍戈、姚振宪、杨勤恒、陈增祥、姜福祯、张杰、诸君均被中共专制暴政枉法判处二至十年不等的徒刑。

21．中共枉法残酷镇压一切组党运动。虽然中共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国公民有结社自由权，但自中共夺权以来从未有过一天任何中国人曾享受过此种自由。反是组党者无一例外，全部到中共暴政公然践踏自已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枉法无罪重判。自1949年至1981年被以反革命罪处死的数百万人，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因为组织“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研究学习小组”之类的组织，而被以所谓反革命集团罪名处决。

· 1981年4月5日镇压中国公权大同盟，中共以反革命集团罪名，逮捕‘两非’首犯陈尔晋。随后南京徐水良，北京徐水立等人亦被捕判重刑。

· 1991年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华进步同盟、中国自由工会。逮捕判刑胡适根（20年）、刘京生（15年）、王天成（5年）、康玉春、李海、安宁、王国齐、陈青林、陈卫在法庭上高喊“打倒共产党”，“自由民主万岁”，大闹违宪法庭。王万星（被关入精神病院10年）。

· 1996年因组党被判刑的中国民主党人：陈西（3加10年）、廖双元（3加4年）、卢勇祥（5年）、黄燕明(5年)、曾宁（4加2年）、程凡、王培剑、吴高兴、叶
文相、傅全、岳武、王兆明、庞庆祥；

· 1998年中国民主党被捕判刑者：李作（15年）、孔佑平（15年）、哈达（15年）、王有才（3年加11年）、刘贤斌（13年）、秦永敏（12年）、佘万宝（12年）、宁先华（12年）、高勤荣（12年）、吴义龙（11年）、胡明君（11年）、李大伟（11年）、华棣（10年）、王森（10年）、祝正明（10年）、佟适冬（10年）、张善光（10年）、李旺阳（10年）、查建国（9年）、李海、何德普（8年）、高洪明（8年）、杨涛（8年）、毛庆祥（8 年）、李智（8年）、肖云良（7年）、陈增祥（7年）、陈忠和（7年）、朱虞夫（7年）、陶海东（7年）、刘世遵（6年）、廖石华 （ 6年）、肖诗昌（6年）、王泽臣（6年）、徐光（5年）、马文林（5年）、王策（4年）、姚福信（4年）、吕新华（4年）、黄金波（4年）、桑坚城（3 年）、李志友（3年）、陈龙德（3年）、王明（3年）付国涌（3年）、叶有福（3年）、范子良（3年）、李旺林（3年）、袁斌（3.9年）、欧阳懿（2年）、单称峰（2年）、戚惠民（2年）、赵昕、刘连军、余铁龙父子、王文江、岳天祥、张善光（组独立工会）、安均、刘念春、韩罡、陈宴彬、张亚州、孙立勇、周志荣、尚文、解天刚、薛振标、庄德文、冯鉴、潘天云、王伟华、高建松、王柏祥、罗长福（重庆）、颜钧（西安）、刘京生、陶君、李任科、程凡、王培剑、周建和、谢万军、王荣清、唐元隽、姚振宪、燕鹏、热比亚．卡得尔、马少华、王林海、任诠、李岩、刘晓竹、刘大生、康玉春、高玉祥、秦耕、龙纬汶、王妙根、顾万久、刘浩峰、刘凤钢、林海、冯劭力、赵常青、桑坚城、许健（包头）姜维平（大连）、黄小勤、温方强、陶海东（新疆）、陈少交（湖南）、李运生、蒋世华、黎小龙、赵金东、杨洪林（长治）、王大齐（合肥）、李增春、王彦发、高建松、王柏祥、解天刚、朱更生、李玉君、李志欣、高鸿卫、庄德文、冯鉴、潘天云、王伟华；王凤山（甘）马晓明（西安）、李志友、黄燕明、廖石华、诸贤均因依法行使宪法第35条明文之结社自由权,公开组党被中共专制暴政烂用国家强制力判处三至十五年重刑。中国民主党的群雄们为冲破党禁做出了伟大贡献与牺牲。

· 1998年著名诗人俞心焦因组建中华复兴党被中共当局罗织强奸罪判8年徒。

22．1999年7月迄今中共疯狂镇压法轮功精神运动。1999年7月镇压法轮功: 李昌、王志文、纪烈武、姚洁等四人被执行逮捕。1999年12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致人死亡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三罪并罚，分别判处四人18—7年不等的徒刑。）刘成军（8年,04年被酷刑致死）陈光辉（8年04年7月被恶警或刑事犯暴打成植物人于07年1月牺牲）、瞿延来（5年）、高容容（酷刑至死）、吴爱中（7.5年）、刘兰（7.5年）、张惠（4年）、迄今法轮功学员受中共专制暴政酷刑致死者有案可查者至少3300人；惨遭人类前所未有的罪孽迫害被活体盗卖的法轮功学员数以万计！被非法关入精神病迫害者数千人；被非法劳教关押者数十万人；被非法开除公职禁止入学升职者不计其数。法轮功群体是中国人权受害最严重最惨烈，反抗最英勇功绩最伟大的群体。

23．1980年迄今中共镇压家庭教会。[43]中共对家庭教会成员普遍实施酷刑，旨在强迫信众放弃信仰。据纽约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主席李世雄致 (2003年3 月17日)第59届联合国人权大会函称："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6千万以上的家庭教会信徒中至少 有270万人被任意拘捕过（即每 22人中就有一个）、44万人被判劳改劳教、750人被通缉追捕、20 万人被迫离家外逃或失踪、1万多人被迫害致死、2万 多人被酷刑致残、 13万人被监视居住、112万人被勒索性罚款。"这些统计数字是根据他们从2000 年秋开始，由两万多名基督徒对中国22省207 个大小城市及无数个乡村的56万多名家庭教会基督徒所进行的走访调查，得出的保守数字。2006年4月12日对华援助协会、美国宗教与公共事务研究所、国际禧年运动美国分会以及德克萨斯州美德兰牧师联盟 共同向全世界公布了“ 2005年中国对家庭教会基督徒酷刑虐待报告”。披露了在2005年5个省市19名家庭教会信徒和领袖被国安和警方酷刑虐待的情况。2000年镇压中功张洪宝。

24．中共迫害西藏新疆少数民族。1956年西藏新年在（）寺院被炸毁，至少2000名和尚信徒被杀死。西藏人不仅被枪杀，但还被欧打致死，虐待致死，活活烧死，淹死，被肢解，饿死，勒死，绞死，活活煮死，活埋，碎尸，砍头等野蛮残忍方式杀害。

1950-1960年期间，大量藏人被监禁，活着出狱者极少，不到2%，他们分别关押在166个集中营。1959年是西藏最黑暗的时期，同情起义的村庄被整村炸毁。伤员被遗弃，活埋或任由野狗嘶咬，大量人员自杀。1959-1963年，70000名西藏人死于饥荒；占人口的2-3%。（）最近的研究显示，死亡人数远远高于此，青海藏民死亡率高达50%。1968年1月拉萨毛派与保守派武斗，数百人丧生。1969年另一次拉萨起义亦被中共血腥镇压，康巴游击队战斗直至1972年；1987年起义又起，1989年西藏实行诫严，依张少松将军称，18个月期间至少600人丧生。1984年达赖流亡政府估计 173800人被枪决；西藏1/4成年男子是和尚，1/6被划为右派，在四川藏区，2/3藏民被捕关押直至1964年或1977年。若没有确证证明中共计划肉体群体灭绝藏人，无疑中共对西藏实施了文化灭绝。

文革结束后，6259座寺庙，仅13个仍开放，绝大多数被变成军营，商店或拘留所。绝大多数被毁坏一空。其珍宝，佛像，画，字，经书皆被毁或盗空。 1973年一家北京（）熔化了600吨西藏佛相。1983年一个西藏代表，在北京发现32吨西藏遗物，包括13573座佛相。直到1979年所有的学校仅教汉语。1984年西藏流亡政府的数据令人难以置信：120万受害者，亦即近1/4的人口。432000在1959年起义中丧生，似乎更难以置信。中国官方称自治区人口从1953年的280万降至1966年的250万。若扣除流亡者和出生率，死亡人数至少在80万以上。唯有红色高棉的大屠杀可比。

2008年3月10日-3月14日，中共镇压藏民和平抗议，打死至少上百名藏民；2009年7月5日又在新疆乌鲁木齐人为制造了“七五”惨案。1989年胡锦涛在西藏亲自主持的血醒镇压藏民和平抗议,则由[武警特务分队紧急抽调三百人扮成市民和僧侣在五日上午打入八角街和拉萨其他闹事地点，配合公安厅、市公安局的便衣完成造势的任务。烧毁大召寺东北方向的经塔。砸抢闹市区的粮店，引发市民哄抢粮食，并对藏甘贸易公司进行煽动性攻击。鼓励民众哄抢商店物资.]虽然该血债不能由胡氏独担,因为当时的赵紫阳,杨尚昆、乔石及整个中共中央对血腥镇压有指令.今读唐达献先生之[一九八九西藏拉萨事件纪实]一文不由得令吾连想自3月10日藏民和平抗议再度引发的[314]西藏血案. 真正的罪魁祸首乃中共一党专制的罪恶政治体制.残暴邪恶无能下流无耻乃中共专制流氓暴政的本质特征,中共之残暴源于其是个不受任何有效力量制约的绝对权力，中共之邪恶源于其反人性悖天道的［共产］邪说的基因，中共之无能是因为其主体是由无知的流氓无产者依暴力加谎言演变成的无知流氓特权资产阶级组成，中共之下流无耻则是因其与生俱来的流氓本性决定的．

25．中共暴政镇人权律师，人权活动人士，记者，作家，学者和民间维权人士。

http://www.secretchina.com/node/340914

共产党极权暴政罪恶实录之十三（上）

[1]本系列编译主要参考资料：（1）Stephane Courtois, Nicolas Werth, Jean Louis Panne, Andrzej Pacxkowski, karel Bartosek Jean Louis Margolin,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Jean-Louis Margolin, China: A long March into Night 《中国：通往黑暗的长征》，作者是法国Provence大学讲师，CNRS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2）Richard 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2004; 作者是哈佛大学历史教授；(3) Leslie Holmes, Commu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作者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政治学教授；(4)Robert Harvey, A Short History of Communism, St.Martin`s Press New York, 2004.作者是英国下议院议员，专拦作家，〈经济学人〉杂志副主编；（5）R.J.Crampton, Eastern Europe Twentieth Century and After,2ed,(London 1997); 作者是牛津大学东欧历史系教授。（6）Geoffrey Hosking, The Awakening of the Soviet Udition, enlarged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作者是伦敦大学东欧研究所教授；（7）Michael Harrington, Socialism Past and Future,(New York 1989)作者是美国当代主要思想家之一。

[2]

[3]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

[4] 张宣武，《宗哲元杀戮陕军五千名俘虏目击记》，转摘自郑义编著《窝里斗的民族》（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5月）第129-131页。

[5]郑义编著《窝里斗的民族》（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5月）第7-8页。

[6] 高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ＡＢ团的历史考察》

[7]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延安整风运动来龙去脉》以翔实丰富的史料和众多的典型个案将延安 "抢救运动"的酷刑和惨状及整风运动的活生生图景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受害者有些人不但受到肉体创伤，甚至被秘密杀害。

[8]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教授陈云生《走向人权与法治－－反酷刑 纵横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

[9] John Byron and Robert Pack,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Kang Sheng the Evil Genius behind Mao and His Legacy of Terror in PRChina.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Tokyo Sydney Simgapore,1992 )p.104

[10] John Byron and Robert Pack,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Kang Sheng the Evil Genius behind Mao and His Legacy of Terror in PRChina.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Tokyo Sydney Simgapore,1992 )Pp.86-88，96。

[11] 段克文，《共军围困长春饿死16万民众》转摘自郑义编著《窝里斗的民族》（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5月）第161-168页。

[12] 杨奎松，“镇压反革命屠杀六百万人”，《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

[13]郭道晖根据最新档案统计右派总数是461万人。3178470右派另加1437562中右。《炎黄春秋》2009年第二期

[14] 《人民日报》，1957年9月18日

[15] 郭国汀，《反抗中共专制暴政的先驱者与英雄名录修订版》2009年10月

[16]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17]

[18]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19]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大饥荒期间全世界只有美国曾主动提出援助粮食，但中共却因政治原因而拒绝了美国政府的援助！

[20]辛子陵《打开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码》----毛泽东传位心路追踪：“毛泽东要掩盖三年大跃进（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万人），又犯了文化大革命的罪错。“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刘少奇这话对毛泽东的刺激太深了。要使自己死后不被清算，靠刘少奇是不行了。至于林彪，只是打倒刘少奇的一根棍子。接班人最终要传位于江青、毛远新。已为姚文元、张玉凤披露的可信史料证明。他披着最革命的理论外衣，做着朱元璋干的事情：为了让江青顺利接班，通过“文化大革命”，他把勋臣宿将几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换了一茬又一茬，绕大弯，是为了把“大王”传江青，以革命的名义，完成家天下的布局，这是打开文化大革命这个黑匣子的密码。

[21] Stephane Courtois, Nicolas Werth, Jean Louis Panne, Andrzej Pacxkowski, karel Bartosek Jean Louis Margolin,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Jean-Louis Margolin, China: A long March into Night 《中国：通往黑暗的长征》，作者是法国Provence大学讲师，CNRS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

[22]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

[23]丁杼《西宁事件解放军枪杀170名青年》

[24] 章成，《1967年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转摘自郑义编著《窝里斗的民族》（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5月）第351-352页。

[25] 何清涟，《记1968年湖南邵阳大屠杀》

[26] 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968年7月31日针对广西地区发生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等事件的布告（简称“七三”布告）

[27] 吴若愚，《韦国清指挥广西大屠杀枉死民众数十万》

[28] 郑义编著《窝里斗的民族》（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5月）第315-317页。

[29]中共广西区整党办公室编印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纪》

[30] 王毅《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暴性的文化根源》，《北京文学》1998年第9期。

[31]中共广西区整党办公室编印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纪》

[32]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333页。

[33]在中共恐怖高压下，全国仍有不少人挺身为刘少奇鸣不平。因此被定为“反革命”而判刑、枪决的，达两万八千多人。

[34]见《张志新七年监狱折磨成疯死前被割喉管》

[35] 见《胡耀邦为"现行反革命"李九莲昭雪》

[36] 见《因声援李九莲钟海源被判死刑活体取肾》

[37]金石开编著《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所载《黎莲》（中国大地出版社，1993年版）

[38]郭国汀《清水君在狱中受到中共监狱毫无人性的虐待 !》

[39]郑义编著《窝里斗的民族》（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5月）第442-443页。

[40]郑义编著《窝里斗的民族》（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5月）第458页。

[41]刘晓波《恐 怖对人性的摧残──狱中读《1957 年的夏季》1999年3月10日

[42] 任畹町“2008年6月4日－6日访问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和海牙的讲话”《看中国》2008年6月9日。

[43] 《 人权教会机构公布“05年中国对家庭教会基督徒酷刑虐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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