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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残生----一个黑四类分子的离奇遭遇（十一）

作者：吕维发表：2010-06-14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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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

（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六十

初秋的一天，刚刚吃过午饭，队长来叫，要我马上参加社员大会。进到会场后，人还很少。不多久，大多数社员陆续来到，由公社抽调的各村一些干部，临时组成的 “破产还债小组”宣布开会。开会伊始，主持人首先宣读了几条语录，接着直入正题，他说：“公社这次成立的‘破产还债小组’，工作的重点是你们村，家家户户都欠队里的口粮款，特别是一些‘四类分子’，让革命群众白白养活，成何体统！革命成功快二十年了，这些人依旧在剥削我们，广大贫下中农，决不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破产还债’首先从这些人开始。”

接着，让所有“四类分子”站到前面，向革命群众请罪。结束后，主持人直接指向我们：“谁先说，你们啥时候还债，把所欠的粮款全部交清”。大家低着头，谁也不吱声。头年每个工日九厘六，村里没有一家不是欠款户，眼看已经穷到了骨髓，哪有钱交大队？所谓“破产还债”，真不知道，作为奴隶还有什么产可破。只好等待着，任凭人家处置、发落。

突然，主持人点了我的名：“你准备什么时候把欠款交清，说个具体时间”。我抬起头，无奈地做了解释：“家里的确没钱，连买煤油和咸盐，还是靠几只母鸡下的蛋去换，口粮款实在交不起。过两年，队里收成好些时，等我弟弟们长大，大家多挣点工分逐步还吧”。“指得倒远，还要贫下中农养活你家多少年呢”！主持人指着我的鼻尖，马上发起火来：“我们是‘破产还债’小组，代表公社党委，你这是什么态度？就不能想想办法，比如变卖东西啦，找亲戚借钱啦，为什么一开口就拒交，是不是想和公社党委扛膀子”？我不敢再开口，依旧把头低下去。没隔一分钟，又点我的名：“想好了没有”？无奈，只好硬着头皮作答：“真的没有什么产可破，我家只有两间土窑，六口人住得满满的，另外还有五六口大瓮，如果队里用得着可以拿去，给作多少价我都没意见”。“谁要你的烂大瓮！能不能痛快点，到底交不交”？“真的没有钱，不信到我家看看，如果能找出十块钱，任凭领导处罚”。

主持人早已不耐烦，大声喝令民兵：“给我把他捆起，我看这家伙是裹脚布上的虱子——不吃好肉”！民兵积极分子顼自来马上拿着绳子走将上来，正准备动手，被曹建忠一把夺过，大声喝道：“我来，让我亲自收拾这家伙”！说着将我五花大绑，感到呼吸吃紧时，不由得“哎呀”一声，他随即将绳子系住，不再勒下去，总算未昏死过去。这时已清楚地意识到，今日的矛头主要对着我，不管再问什么，便一言不发。心想：你们无非是想打我，找借口罢了，只好听任摆布了。

不久，又提来一桶水，顼自来同时拿来一根麻辫，蘸着水，朝我背上和臀部猛力抽打，只觉得阵阵生疼，不住呻吟着……反正就这条命，由你们折腾吧。又隔了一会儿，只见两个民兵将我母亲押了进来，会场里一片寂静，主持人向她说明“破产还债”的宗旨，要她答应何时交款。母亲早已吓得浑身发抖，慌忙对主持人乞求道： “不是我们不给，真的是没有钱，你们看啥东西值钱都拿去吧，我们都给”……话未说完，主持人向顼自来努努嘴，水蘸麻绳又一次向我臀部抽来，我强忍着剧痛，不敢发出一点呻吟，怕母亲心疼。谁也没有想到，她忽然嚎啕大哭起来，随即跪在地上，向主持人和周围群众不住磕头：“父老乡亲们，叔叔大爷们，你们行行好吧，我们家里真是没有钱”。她向这面磕过头，又转向另一面，声泪俱下地央求：“求你们行行好吧，谁家不养娃娃，看在我们孤儿寡妇名下，饶了我们吧，等以后有了钱一定先给大队”。

与主持人一起来的几个邻村干部，悄悄退了出去，整个会场没有一点声音，顼自来又举起麻辫，母亲爬到他面前，紧紧抱住他的腿，乞求道：“你也行行好吧，打死他，我们娘儿们咋活呀”？顼自来只好停了下来，用无可奈何的目光看着主持人。

这时，会场里所有的目光都向主持人投来，他思索片刻，只得宣布：“出工的时候快到了，大家下地劳动，把这家伙先关在大队部，晚上再说”。接着又通知村干部，散会后全部留下。我则由顼自来和另一个民兵押到大队部。

半小时以后，曹建忠走进大队部，对顼自来说：“你俩也走吧，公社领导指示由我看管他”。整个下午，除了吕奎，谁也没有来过。吕奎是我的一个本家弟弟，和我一个小队，他进来时，一句话也未说，只偷偷向我眨眼，要我逃跑。我想，肯定是听到什么对我更为不利的消息，他很快就走了。

大队部只有曹建忠和他的二叔曹海。曹海老汉，是村里一名老党员，因眼睛有毛病，队里照顾他，一直看管大队部，并负责打扫院子和周围走道。他为人厚道，少言寡语，被村里人一致认为是个正气人。在他出去扫大门口的路段时，我问曹建忠：“晚上准备咋样处置我”？他犹豫片刻，压低声音说：“决定继续斗你，可能还要吊起打，要有个心理准备啊”！其后再没有问他。中午捆我时，他快速抢过绳子，就是怕别人捆得太紧昏死过去，很有分寸地既交代了众人，也不至于使我承受不了，虽未对我提起此事，我心里非常清楚。

傍晚时分，曹建忠嘱咐他二叔：“我先回去吃饭，你替我看着，别让他跑了”。“跑了”两字语气分外重，然后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匆匆走了。大约半小时以后，二弟给我送来晚饭，我说有点冷，嘱咐他回去取一件棉袄，他似乎明白我的用意，马上走了。我慢吞吞地盛了一碗饭，刚刚喝完头一碗，二弟已经拿来棉袄，是父亲在世时穿过的一件薄棉袄。喝完第二碗饭后，又盛上第三碗，向外一看，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正是暮色苍茫之际，既能看见一点，又很难清楚明白地看清什么，我想该行动了，于是对曹海老汉说： “二大爷，后晌受了点凉，肚子突然疼起来，想解手，”……还没说完，他就说：“去吧，房后不是有个粪坑么”！我站起来又对他说：“您是不是跟上我”？他挥了挥手说：“不用，一个人去吧”！

从房间走出，经过西边一看，大门已经上锁，怪不得他让我一个人出来。绕到房后，顺墙一直向东走去，脚步很轻，生怕发出响声，一会儿到了东边的场面上。这时，早熟的莜麦、糜黍，已经收割回部分，都垛在那里，强忍着疼痛一阵小跑，直奔东墙边。这儿有一间小房，平日里放些场面上用的连枷、耙子、扫帚等工具，紧挨小房北边的版墙上，曾被孩子们挖下几个上墙的小坑，我蹬着它们费力地爬了上去，又顺墙出溜到外面的一条不太深的土壕里，然后向家里快速走去，这儿离我家很近，三五分钟即可到达。进门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母亲说：“妈，今儿晚上要吊我，打算先躲一下，你千万不要担心，我决不会寻死上吊”！然后拔腿就走，母亲叫住我，把家里仅有的五元钱递过来，装在兜里，迅速向村北面走去。

刚走出不远，听到村里在吹号、吹哨子，接着听到人们的喊叫声，肯定是曹海老汉报告了大队，大队部离支部书记黄深海家很近，此刻一定在集合民兵。照这样跑下去，在臀部、背部受伤的情况下，哪能跑得过人家？如果一旦被抓回，触怒了他们，纵然不被打死，也会打成残废，于是潜伏在村子北面一片尚未收割的糜黍地里，索性睡在那里，休息一下再说。不久，听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人声吵杂。这是一个相当漆黑的夜晚，天空竟然没有一颗星星在闪光。

六十一

在糜黍地里躺了一个小时左右，空中发出第一道闪光，接着响起雷声。很快，电光频繁闪现，雷声也越来越响，先是大颗大颗的雨点落下，紧接着倾盆大雨当头浇了下来，很快把全身湿透，冷得浑身打颤。农历七月下旬，雁北地区的早晚气温通常在十度以下。我想，寻找的人肯定都已回去，与自家利益无关，民兵也只是应付罢了，谁肯冒着大雨在路边受罪！开始起身向东北方向慢慢走去，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借着闪电光，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着。沿着一道圪塄的下边走，鞋里早已灌满了泥水，真不知道这是老天的照顾还是惩罚？说是照顾吧，这样的雨夜里，伸手不见我五指，到处是烂泥和雨水，一个受伤的人，委实难以行进；说是惩罚吧，要是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雷雨，又咋敢轻易前行？大约走了二三里路程，终于归入通往县城的大路。

大路上到处流着水，有的地方刚漫过脚面，有的地方竟有尺把深，当然也有高一点的地方，没有水流，但无法看清，只能凭经验摸索着向前慢慢走去，尽量避免跌倒。

离村五里远有一条由西向东的深沟，穿过这条深沟，两边都有长长的坡路。走在坡路上，尽管格外小心，仍然免不了频繁地摔跤，每次跌倒，臀部着地，一阵生疼，挣扎过后，早已满头大汗。好不容易下到沟底，光听响声，知道水很大，还没走到沟的中间，洪水已上到大腿根部，不敢继续前行，只好暂时退了回来。心想，这样漆黑的夜晚，如果被洪水冲走，母亲连我的尸体也找不到，还不知道会怎样伤心呢。为了她，不能轻易丢掉这条命，一定要顽强地活下去。于是，顺坡向上走回。

这时，尽管大雨已经基本停下，只剩零星的雨滴，坡路还是滑得厉害。为了避免连续摔跤，只好手脚并用，“四条腿”爬行，终于回到坡上。慢慢找到一棵小树，用石头接连砸下两根锹把粗的树枝，去掉细枝末梢，当做拐杖，双手各拄一根，重又返身向坡下走去。其实早该这样去做，先前实在是人忙无智，没有预先想到，以至多次摔跤，使肿大的臀部一次又一次地经受剧痛。有了这两根拐杖，顺利下到沟底。双手紧紧握着树枝，向前探测着水的深度，脚步随着往前挪动着。

这时的洪水比先前更大了，只觉得脚边不住地有石头滚过，暗自警告自己，一定要沉住气，不可有丝毫紧张。每前进一步，确信站稳后，再把树枝慢慢向前伸出，等两树枝扎稳，与身体呈大三角状态时，身子猛一用力，再向前去，缩小成小三角状态。就这样缓慢而吃力地一步步前行，尽力避免三点成一线的危险状态。渡到沟中间时，洪水已漫到腹部，不断告戒自己，要冷静，要保持高度思想集中，稳扎稳打，最后终于渡过这条深沟。浑身感到极度疲乏，坐在坡上休息了一阵，方才继续向前走去。

大约半夜时分，到了南磨村，走到姥娘房后，不敢喊叫，摸到一块石头，在房的后墙上重重击了三下，然后蹲在大门口。

不久，舅舅出来开了门，我走了进去。这时，姥爷姥娘都已起来。姥娘首先说：“我一听有人捣墙，就知道是你又跑了出来，这两天，各村对‘四类分子’斗得厉害，我老是提心吊胆的，夜里睡不好，唉，唉”……她说不下去了，眼里涌出泪水。舅舅递过烟袋，要我先抽锅烟，暖和暖和身子，接着问道：“这回又是因为啥”？我说：“公社来了一拨人，叫做‘破产还债小组’，要口粮款，交不出钱就打，还把我妈也叫去”。“哼，”姥爷先是发出这么一个鼻音，接着没好气地说：“一个工不足一分钱，全家人受一年才挣几块钱，拿啥交呀，这不是故意找碴儿”？就在我们说话的工夫，姥娘找来姥爷的几件旧衣服，让我先换上，随即把换下的湿衣服拿了出去。很快又回来，问道：“饿了吗，给你热点饭吃”？“好，热点吧，准备吃过饭马上就走”。姥娘忙问：“去哪呀”？我说：“打算到集宁躲个半月十天，暂时不敢回去，怕被打死，听人们说，有的地方还真打死过人。这年头，打死就打死了，去哪里说理啊”！老爷和舅舅都表示赞成，先避避锋头，以后慢慢回来。

吃过饭，匆匆告别了姥娘一家，离开南磨村，向县城走去，要赶黎明前的那趟火车。临走时，姥娘又塞给我十块钱。

六十二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左右，到了集宁。自从父亲去世时来过这里，不觉已经过去了六年，街道上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听说二叔在上一年搬了家，由桥西搬到了桥东，远在老虎山脚下。下车后便朝东南方向奔去。二叔新的住处在虎山路，当时还没有门牌号数，只好慢慢问吧。就在快到虎山路时，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熟悉的身影，背上背着半口袋东西，快步赶上，果然是爷爷。“爷爷，你还拣煤块”？爷爷愣住了，仔细打量过后才问道：“你咋来啦”？我说：“回去再说吧”。一看这架势，知道其中必有缘故，再没问什么，两人一起回到二叔家里。

午饭时，二叔下班回来，他因成分不好，已被免去会计的职务，在一家副食商店当售货员。二妈最近才在绒毛厂找了一份工作，每月工资仅有二十元，她不会骑车，上下班还得二叔接送。他们的大女儿正被居委会动员着，准备到农村插队，二女儿在上学，三女儿和儿子年龄尚小，在家里由奶奶照看着。来到后，虽已向爷爷奶奶说过家里的情况，此时又向二叔二妈重述一遍，并说准备在这里暂避几天。二叔二妈当然同意。饭后一再叮嘱我，千万学得机警一点，此地常常查户，发现外地人，马上遣送回原籍，并告诉我，前些日子爷爷奶奶被查住，已经押到火车站，幸亏他及时找了几个熟人帮忙说情，总算放了回来。

其后一段时间，为避免再被查住，每晚住在附近一块菜地的看菜棚里，那里有一个看菜地的人，二叔认识，央求他晚上回家，爷爷奶奶住在棚里，替人家义务看菜，方才度过最紧张的日子。最近松动了一点，晚上才回到家里。尽管如此，一家人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哪天再被查住。本来准备到三叔家看看，二叔执意不让我去。在我的一再盘问下，他才告诉我，三叔迁回来后，没有住的地方，临时住在岳父家里，居委会不给下户，过去几个要好的同学，便怂恿他参加了这些人所在的那一派，支持他，给他下了户。后来谁知咋的，竟被牵扯进“内人党”，现在还被关着，每日每夜轮番批斗，家里也被暗中监视。听了二叔的介绍，自然不敢轻易前去，免得给他带来麻烦。

其后几天，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消磨在老虎山上。上高小那两年，每逢星期天，常到这座山上玩耍。山坡上留有不少内战时期的碉堡，那时我们常常钻进里面，甚至在这里“打仗”。山坡上同时还有几道壕沟，大约都是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十几年过去了，老虎山仍旧是老样子，只觉得它变低了，简直不像一座山，就像一个大土岗子。一方面因为我长大的缘故，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外面见到更高的山，相比之下，老虎山显得愈发不起眼。

独自坐在山坡上，思索着人的一生，思索着我们这一家人，如今早已由一家变成了三家，却没有一个家庭过得安宁幸福，二叔二妈受冲击较小，但两人每月工资五十多块，养活着八口人，而且爷爷奶奶还没有吃粮，需要买一部分高价粮。三叔如今陷入险境，留在老家的我们，又是那么穷困，正如人们常说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除了老虎山，的确没有别的去处，这里人迹罕至，非常适合一个逃难者临时憩息，灌木丛与荒草陪伴着，愈发显出我是这个世上多余的人。有时索性躺在一处向阳的地方，享受着秋阳带来的温暖。九年前，也是这样天高云淡的秋天，和爷爷割草、卖草，用苦力换几个钱，如今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那时有父亲在，还可以出来。如今的限制比起九年前更加严厉，只能乖乖地被固定在一个点上，任人欺凌。于是，又想到近来一段时间我等被管制人员的恶劣处境。这次“破产还债”为什么拿我开刀，除了想狠狠整治一下，还有更直接的原因。公社虽然派来了“ 破产还债”小组，追根究底，还是村里极少数干部的主意。

早在今年年初，大队便停止给“四类分子”贾裕财一家分粮，责令他交清所有欠款。全村一百七十多户人家，为啥单单要他交款？被管制人员，也涉及二十多户，又为什么给别人分粮，唯独不给他分？是因为贾裕财的女儿在年前出嫁了，据传，对方给了他六百元彩礼。大队这年资金极度紧张，盯上贾裕财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几次勒令他交欠款，并警告他，再不交就要停止分粮。贾裕财心里自然很不服气，其他人谁也不用交，为什么光逼迫他，于是在停止分粮后，拿起讨吃棍开始四处要饭。

当然晚上还得按时回来参加训话会或学习会，任干部怎样训斥，就是一声不吭，抱定了老主意，不给分粮就要讨饭，没吃的东西，讨饭总不能说是犯法。至于是不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他才顾不得那些呢。然而，靠讨饭养活老婆孩子，总是难以为继。这些年大家都一样的穷困，打发乞丐的人并不多，两个月后，终于抗不住，只好用嫁女儿的彩礼，交清所有欠款，大队又给分粮了。

今年夏天，我的大妹也出嫁了，大队一些干部的目光盯上我，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大妹所找的对象，是我儿时的伙伴，算来也是我的表弟。他叫李清秀，原本是城里人，出生不久，其父被抓去当兵，在他未满周岁时，便在大同一带阵亡，其母带着他改嫁了我的大舅杨增。大舅是我大姥爷的儿子。李清秀比我小四岁，从小与我以表兄弟相称。

八岁那年，被他爷爷接回城里上学，经常往来于县城和南磨村。初中毕业后，插队到安庄大队，不久，他的爷爷、奶奶相继过世。大舅这方面，又生了两男两女，也无暇照顾他，李清秀成了真正的光杆司令。长到二十几岁时，正像他的名字一样，眉清目秀，白白净净，算得上一表人才。一次去探望他的母亲时，大妹正好在姥娘家，两个人竟然互相看上。大妹生来任性，她要做的事情，我们一向阻止不了。母亲和姥娘一家商量，大家都持反对意见，回来与我合计时，我竟然同意，并力劝母亲不要彩礼，只要妹妹高兴就行。李清秀固然穷得没有几个钱，但他爷爷死时，总算留下两间房屋，日后有机会回城，首先有个落脚处，只要回到城里，总比在村里强。

就在春末夏初，大妹出嫁了，跟着李清秀一起去了安庄，没有举行任何典礼和仪式。因为此事，几次遭到姥爷、姥娘和舅舅的抱怨。他们的意思是要找一户能拿得起彩礼的人家，收个六七百块，然后给我娶妻。他们一向以为我平日所说不准备结婚是因为拿不起彩礼，直到这时，大家才相信我往日的表白，并非闹着玩儿。同时，我也拿贾裕财的事例向他们说明，一旦拿了妹妹的彩礼，不仅给妹夫背上许多债务，也会给我带来数不尽的麻烦，一个“四类分子”，哪能比贫下中农过得好！渐渐地大家的抱怨由少到了，后来谁也不再提及此事。我和母亲，平日劳动时，如实回答了部分社员的质疑。

当然，村干部是不会完全相信的。前一年，全大队收了十八万斤粮食，交公粮后，连社员的口粮都不够，更谈不上卖余粮，资金的匮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便想方设法在这些被管制人员身上拔毛。“破产还债”小组一来，我自然成了重点对象，在他们看来，我身上还是有毛可拔的。谁能想到，那时我们全家仅仅有五块钱！

徜徉在老虎山上，想起村里一些干部，对我过去在外上学那么忌恨，生怕将来成龙变虎，如今已是死狗一条，仍然放心不下。甚至有人以为，今后如果有一天真的变了天，念过书的人比他们厉害，一定要向他们“反攻倒算”。这实在是杞人忧天，强大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他们竟然会怀疑，比起我这个“反革命分子”来逊色多了。我很清楚，有那么几个人，恨不得把我整死，方才放心。因为学到的知识实在无法没收。

整个下午还是没有去处，依旧在小山坡上转悠。只有到了晚饭后，借口想看看城市的夜景，漫步在少年时不知走了多少遍的街道上。呆在家里，担心被查户的查住，给二叔带来麻烦。二叔也明白我的谨慎，有时他也陪我出去走走，借以询问我在村里的种种情况。并多次叮嘱，要我眼活一些，看到情况不妙就逃，三十六计走为上嘛，事情往往躲过了风头，以后即使再追究，也会减轻许多。他以“镇反”为例给我讲述，那时逃脱的人，以后逮住，大都保住了性命，当时没有跑的人，不都作了枪下鬼吗？二叔还鼓励我，要我坚强地活下去，他说：“你父亲去世后，留下小男碎女一大滩，全靠你和你妈，只要能把他们拉扯成人，将来总不能老是这样吧”！我也一再对他表示，自己决不会轻生，不管以后遇到多大的难关！

在集宁逗留五天后，准备返回，爷爷、奶奶、二叔、二妈执意挽留，要我多住几天，他们觉得来一次很不容易，又勉强多住了两天，心里很清楚，二老户口都在老家，这里没有他们的口粮，二叔家的日子也是捉襟见肘，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了。临走时，二叔又拿出十元钱给我，我不要，在我上学时，他曾给过我很多资助，如今他的处境也很艰难，又有爷爷奶奶在这里，怎能要他的钱！怎奈他一定要我收起，甚至还生了气，只好顺着他。奶奶和二妈又包起一包旧衣服，要我一并带上，奶奶还特意嘱咐道：“你妈手巧，看能给谁改，就改一改，对付着穿吧”。洒泪告别亲人，踏上归途。

回到姥娘家后得知，我走后的第二天，“破产还债”小组，又把母亲叫去要钱，母亲嚎啕大哭向他们要人，弟弟妹妹都跟去，全家人哭作一团，围观的人很多，眼看着不好收场，当天傍晚便返回公社。我回来后的第二天，三弟又来告诉，队长要我赶快回去参加秋收，保准没事，我还是犹豫不决，不敢马上回去。第三天，三弟带来母亲的话，要我回去。原来，队长托我四叔出面，对母亲保证：“大嫂，你要知道在哪里的话，赶快通知他回来，这几天正忙着秋收，如果不保险，我是不会出面的，那样的话，我能对得起自家的祖先吗”？就这样终于结束了第二次逃亡生活。

六十三

我们村的全名，在我小时候称为前留城村，简称前村，后来索性只叫简称。忘记是哪本书上说过，古时的善阳城就在现今的朔县西南方向。前村正位于县城西南，离城十五里。村西南处保留着一座大石桥，叫善阳桥，清朝末年重新修建。桥南有一座碑亭，里面存有三块大石碑，小时候常到碑亭里玩耍，记得上面有曾祖父的名字和他捐助的银两数目，同时还有曾祖父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大家都为修桥出过钱。我曾多次怀疑，古时的善阳城是否在此？要不，为什么叫留城村？我村北面二里处的后村，原来叫后留城村。留城是否就是残留下的古城遗址，不得而知。或许，这只是我的胡乱猜想。

这个村子，离西山二十多里，由山坡延续下来的倾斜度，到这里渐渐趋于平缓，土地平整是最大的优点。向东距恢河不足十里。村子北面的土地较少，但肥沃，自我年幼时便能灌溉，由西向东有一条主干渠和几条支渠。村子的南面，集中了大量土地。回村后的第二年，公社决定在村西五里处的黑堰沟，重修一座大坝，企图利用山洪进行灌溉。从六六年秋天开始，真个冬天，一直到六七年春天，大坝落成，只是由于资金缺乏，买不起水泥，坝的里面未能砌上一层石头，当年头场洪水下来，便告摧毁。公社书记王成宝亲自蹲点，本想把这个条件尚可的村庄，建成全公社的示范村，结果在一九六七年，只收了十八万斤粮食，对一个领导者来说，无疑面上无光。

于是在“深挖阶级敌人”的一九六八年，书记改弦更张，响应号召，全力以赴抓起“阶级斗争”，力争把这里建成全公社的“阶级斗争”示范村。书记常说，这是一个五毒俱全的村子，不仅有地主、富农，还有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坏分子、反动会道门，而历史反革命中，又有日伪警长、日伪武装特务、投敌变节分子、投敌告密分子，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阶级斗争的内容，可以说丰富极了。但鉴于几次斗争会的经验，书记深感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危险性，万一打死人，虽说是阶级敌人，上面不会追究，但这些人的家属，特别是妇女们，哭哭啼啼，和你没完没了地纠缠，也着实令人头疼，于是在秋天作出了“阶级斗争”要打持久战的决定，对这些人从肉体到精神，每日每夜进行折磨，要求村干部务必把这项工作抓紧，以便在全公社乃至全县推广。

秋收时节是农村里最繁忙的日子，八月秋忙，绣女上场，旧话是这么说的。地里的庄稼须及时收割，熟过了头，颗粒便会自流于地。场面上收回的庄稼也要及时打下归仓，免得遇雨生芽或发霉。在这忙碌的日子里，新任团支部书记李顺喜提出要“四类分子”五出勤、两请罪的口号，并马上付诸实施。

所有“四类分子”被拧得连轴转，从早到晚没有一点空闲。每天早晨起来，拿着大扫帚打扫街道，七点前务必扫完指定的路段，然后集中到一起进行请罪。由组长贾裕财负责把领袖像挂在墙上，其他人面对圣像站成前后两排，各自掏出语录本高高举起，再由组长领头，共同喊道：“敬祝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伟大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并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喊完后背语录三段，那时称为“老三段”。背诵完毕，合唱一首语录歌。这些人中，七十多岁的，六十多岁的，五十多岁的都有，只有我二十多岁，却生来不会唱歌。每当大家唱起语录歌时，那声音既像背书，又像干叫，简直没有一点音乐的味道。围观的人不住发出笑声，尤其是妇女，有捂嘴的，有按肚子的，小孩子们更是站到面前挤眉弄眼的，由此可以想象到，这帮人唱的是如何吸引观众了。唱完，各人依次自报家门，然后对着圣像说：“我有罪，罪该万死，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接着低头弯腰，呈九十度状态，每次请罪约半小时左右。

结束后，匆匆回家吃过饭，和其他社员一起下地劳动。中午，饭后来不及休息片刻，到场面上打一会儿场，或翻晒打过头遍的庄稼，等社员们都出来时，归队干活。晚上收工回来，又一次集体请罪半小时，程序与早晨完全一样。只是这时候收工的人大都归来，孩子们也已放学，围观的人更多。我等丑角都抱着“官打民不羞”的态度，任凭干部耍猴戏，任凭社员看热闹。晚饭后的劳动则没有固定性，总是临时找些场面上白天未了的活儿收拾收拾，时间不长，然后就是马拉松式的学习、开会。干部在场，讨论时，把自己臭骂一顿，说自己如何如何的反动，没有干部，互相闲聊，直到深夜。以上，就是我们村为“四类分子”安排的课程表。过了秋天，根据各个季节的不同情况，中午和晚上干得活儿有所变化，但时间相差不多，总之，像拧螺丝一样，越拧越紧。

我们村的做法，很快在全公社进行推广。后来听说，效果不太显著，大多数村子应付几天，公社干部一走便拉倒。原因很简单，那些村子，多是一两个姓氏较为集中，由于家族观念的缘故，“阶级斗争”的观念总是难以占据上风。而我们村却是各大姓氏势均力敌，没有哪一家族占绝对优势，历史上各个姓氏间又或多或少存在着某些矛盾，正好成了搞“阶级斗争”的试验田。加之当时村里干部间存在着勾心斗角，被管制人员恰好成为他们的出气筒。更准确地说，成了他们互斗的工具。李顺喜曾多次扬言，要把治保主任白仲魁拉下马，指责白仲魁阶级路线不明，因此主动插手管理“四类分子”。结果使我们的日子更加雪上加霜！

六十四

还是在上年秋收时节，白仲魁带领着四个护秋队员。一次后半夜刚向村外走出不远，发现前面有个黑影，正向村里走来。走近一看，竟是团支部副书记李顺喜的父亲李海珠，背着五捆糜黍往回走。据白仲魁后来说，当时要是只他一人，肯定会放过。但那时，领着四个队员，如若放过，传扬出去也不好交代，于是押回大队。一则因着李海珠是土改时的老党员，在村里虽未担任什么职务，却历来属于照顾的对象；二则那年偷庄稼成风，不止他一个人，大队并未对其进行任何处罚，不了了之。当时正积极谋求团支部书记职位的李顺喜，感到白仲魁故意和他家过不去，丢他父亲的丑，从此对白仲魁怀恨在心，一心想把他从治保主任的位子上拉下马，并扬言要把白仲魁的党籍也给搂掉。而此时，身为治保主任的白仲魁，家庭正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处境。

白仲魁的家住在村西头，离我家较远。过去对他家一点也不了解。十四五岁时，第一次知道村里有这么一个人，是他从部队转业回来时。其后合作化和公社化时，他曾先后担任过小队长、副大队长，因为在外上学，对此人基本不甚了解。我回村后，他是治保主任，直接接触的机会多了，对他的情况才略知一二。此人与我父亲的年龄不相上下，一九四六年被抓去当了兵，到了陕北战场。家里还有两个弟弟，老二白富魁和老四白聚魁。土改时，与我爷爷被定为地主的同时，还有一个名叫刘高的人，也被定成地主分子。

前面说过，土地改革，在我们这里，叫做“三查斗争”，刚开始从山那边传来，烙铁烙，火炷烫，还有不少被拉出村外用石头砸死的，于是这类人家，纷纷外逃。刘高和我大爷爷就是第一批逃走的。

但刘高还有一个十七岁的三女儿尚未出嫁，当时正患着伤寒病，只好暂时寄养在邻村一位亲戚家中。土改快要结束时，刘家三女儿病好后，被村里接回，勒令她嫁给白富魁，白家是军属，她哪里敢有半点不同意。幸好白富魁为人憨厚、老实，半空中掉下一个媳妇，自然喜出望外。婚后，夫妻俩感情比较融洽，相继生了两男两女，我回到村里那年，他们的大儿子白玺上了县城初中。

一九六六年冬天，村里的男女主要劳力全部集中在黑堰沟重修大坝的工地上，我的任务是由上面往沟底运送土块，每个壮劳力拉一辆小平车。一天下午，阳光高照，没有一点风，是冬日里难得的好天气。连拉几车后，头上开始冒汗，便坐下来休息，掏出烟袋独自抽了起来。刚抽了两锅，白富魁笑嘻嘻地向我走来，不住擦着额角上的汗。“拿你烟袋来，让二表兄抽两锅”！随即从我手中接过烟袋，又补充说：“出来时走得忙，忘记拿烟袋”。我说：“你尽管抽吧，我烟袋里装了不少烟”。

于是我俩坐在一起闲扯。白家和我们吕家哪辈子通过婚，到我这一代多数人已不太清楚，反正我村凡姓吕的，只要和我同辈，与他们弟兄都以表兄弟相称。俗话说得好，一表三千里，我们表了多远，谁也不去管它，一个村里的人，见了面互相有个称呼，总比直呼其名要好些。白富魁其人，虽比我大十几岁，又是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却从未对我另眼看待过，每逢一起劳动，总能谈得拢，他人缘甚好，从不和别人争吵。抽罢烟站起时，我还特意关照他：“二表兄，你负责掏土，可要加倍注意呀，小心上面的冻土块塌了下来”！他笑了笑说：“没事，你看我把湿土掏出后，上面的冻块层，几个后生用大锤砸，好一阵才能下来，寒冬腊月，冻得可结实哩”。

说罢，拿起三股铁抓又去刨土，我也起身推着车向沟底走去。刚把一车土块倒完，上面传来“轰隆”一声巨响，随着有人大声喊道：“压住人啦，快来人啊”！撂下小平车，顺坡飞快地跑了上去，眼前的场面把人们都惊呆了，不知是谁喊了声“快找杠子来”，人们忙着四处寻找工具。待浮尘散去，这才看清塌下的冻土块比一铺炕还大，从一头看，被压得人，只露出少量头发，转过对面去看，也只能看见鞋底，一时难以分辨清楚是谁。压在身上的冻土块足有五六吨重，生还的希望非常渺茫。

一会儿，人们从沟底拿来几根木杠，轮番撬动，每撬起一点，便用其它小冻块支垫住，费了很大的劲，总算把人拉了出来，嘴里随即漾上两股黑血后，再也不动了。我一看竟是白富魁，心“咯噔”一跳，眼泪顿时流了出来，周围的同伴们全都落泪，刚才还是好端端一个人，眨眼功夫就离开人们。尤其是我，几分钟前两人并肩坐在那里抽烟、闲聊，鲜活活的一个生命，瞬间成为永诀，死的又是这么惨，真让人无法接受。他为人那么和善、宽厚，的确是村上公认的好人，这一年，才三十九岁。面对意外事故，工地负责人宣布提起收工，大家用木杠临时绑了个担架，我和另外三个人一直将他抬回村里。其后几天，村“文革小组”指定木匠做了一副棺木，简单开了个追悼会，安葬了事。对其家属也未作任何抚恤，那时只崇尚口头赞扬，不注重物质或经济方面的补偿。

白富魁死后，抚养孩子们的事，无疑落在他哥哥白仲魁身上。

白仲魁从一九四六年当兵后，被派往陕北战场作战。内战结束后，随部队驻扎在青海省祁连山一带，专门对付西北“五马”的残部。直到一九五四年转业回村，人已经三十出头，加上家境贫寒，一直未能成婚。其小弟白聚魁又是拐子，也未成家。这样，弟兄三人从未分家。白仲魁与其小弟，因着是光棍人，懒得另起炉灶，便在老二家里吃饭。白富魁去世后还是如此。

到了一九六八年，“深挖阶级敌人”之时，把当年外逃的地主富农重新押回斗争。已经在呼和浩特落户多年的刘高老汉被押回，已经七十多岁，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其三女儿一见老父亲这般模样，分外心疼，同时也想尽一份多年来无法尽到的孝道，便将老父亲收留回家，省得一个人还得做饭。

按理说，这都是人之常情，落在谁的名下也会这样做。身为治保主任的白仲魁，对于弟媳的决定能说什么呢？虽然，三个月后，村里因为四十年代的一起旧案，将刘高的儿子刘振生押回，父子俩另起炉灶，刘高老汉离开了女儿家。治保主任却从此落下了“阶级路线不明”的话柄，用新任团支书李顺喜的话说：“共产党员、治保主任和地主分子一个锅里搅稠稀，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除刘高父子外，当时村里姓刘的地主分子还有三人，他们分别是治保主任弟媳的堂叔刘旺、堂兄刘振清、刘振江。这一切都使这位老党员进退维谷，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他要维系这个家庭，另一方面，弟媳的亲人中竟有如此多的“阶级敌人”，他又不能做得太过分，总得给她一个面子吧。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顺喜步步紧逼，主动插手对“四类分子”的管制，白仲魁只好慢慢后退，准备撒手不管。李顺喜为了显示其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自然会想方设法折磨我们，最后真正受害的，毫无疑问是这些被压在奴隶底层的賎奴们！

六十五

深秋的一天，割完黑豆收工后，太阳已经落山，为赶回请罪，嘱咐二弟迟回一阵，给兔子拔点草。这时节，地里的草已经很少，大都枯黄，比较难拔。

请罪结束后，走回家里，看见母亲在哭，她也是刚从外面回来。急忙问她，原来是二弟闯了祸。他在地里拔草时，三队的一辆拉玉米车正从旁边路上驶过，车走远后，发现路上有两个玉米棒子掉在那里，金黄金黄的分外显眼，他走过去捡了起来，又继续拔草。以至于前面行驶的车停了下来也没注意。

不一会，三队的队长黄继德气冲冲走上前来，抓着二弟胸前的衣衫，顺手一记耳光打将过来，并斥骂道：“谁让你偷队里的玉米”！二弟急得哭出声来，分辩道：“不是偷的，我看见路边有两个玉米棒子就捡了来”。又是一记耳光打来，斥骂的声音更凶：“还嘴硬，明明是偷的”！随即将二弟带回大队部。当时，黄继德的父亲黄深海和大队长李忠信都在大队部，黄继德把二弟扭在办公桌前，又着人把我母亲从场面上叫来，李忠信皮笑肉不笑地说：“看看吧，你的儿子干得好事，有本事再给我跑”！母亲根本不敢啃声，这李忠信在村里一向凶神恶煞，多次打过女社员。母亲一次打场时，不小心闪断了连枷杆子，被他打得尿在裤子里。自那以后，每次看到这位大队长便会不寒而栗。

这一次，更是吓得浑身打颤，不住发抖。只见李忠信破例笑嘻嘻地说：“别怕，没啥了不起的，不就是偷了两个玉米棒子么，大队决定，罚你家二百个工，二百斤粮食，回去吧”。母亲也不知怎样走回家的，脑子里乱哄哄的。回到家里，二弟不见了，她一边烧火，一边等我回来。当我得知这一切后，首先到外面找人，以免发生意外。这时节，地里的庄稼已经很少，只有自留地里的玉米杆子尚未割掉，终于在一块地里找着了二弟，拽着他赶快回到家里，免得母亲惦记。

回到家里，母亲正要发作，我急忙制止，“妈，事情已经发生了，也不要尽怨他”。接着让二弟把当时的情况讲了一遍，听过后，一切都已明白。当他捡那两个玉米时，车已快到村边，相距在一里开外，要不是故意抛下的诱饵，坐在车上的黄继德哪能看得清楚！可见车上的人，一直盯着后面路上的动静。经我这么一说，母亲顿悟，感到事情确实有些蹊跷。接着我又安慰她：“你想想，前次‘破产还债’，钱没要上，人家能心甘情愿？咱们娘儿俩凡事小心谨慎，不给他们抓着辫子，他们便在孩子们身上打主意。

这回咱们破些财，他们的气也消些，或许还是好事哩”。母亲渐渐转过神来，又嘱咐二弟、三弟、二妹，今后看到队里的东西，哪怕是一根柴禾也不要动人家，全家人一定要行得正走得端，千万不要再让人踩了脚后跟。

这天晚上，李顺喜到我们学习的地方，向所有“四类分子”宣布了大队的处罚决定，并认定这是一起偷盗事件，责令我写出书面检查。他走后，大家吁了口气，贾裕才首先说道：“他妈的，纯粹是寻无道，罚这么重，简直不让人活”！其他人也跟着议论开来，有人要我介绍当时的实情，我把情况叙述一遍，大家一致认为是故意设下的圈套。我的大爷爷说：“总根子还是因为上次要钱的事，你跑了，他们气不出去，总想狠狠整治一下”。

第二天，我把检查交给了李顺喜，如实写了当时的情况，检查自己没有管好弟弟，捡到集体的东西应该送回队里，不应据为己有等等。李顺喜极为不满，非要我写上 “偷盗”二字，我说，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并未到车上去拿，不能算做偷盗，反正已经罚了，随你的便吧。接下来的几个晚上，让我站在房子的中间地上，任其数落、挖苦、责骂，一言不发，不管他用怎样难听的话激我，就是不开口。

直到有天上午，大队召开干部会议时，李顺喜不让我出工，早早叫到大队部，命令我站在堂屋中央，每隔一阵，过来推几把，硬要我交代有“反攻倒算”的思想，对村干部有仇恨情绪，我仰头望着天花板，根本不去看他。这小子蓄意挑拨，想让所有干部都来恨我。不一会儿，大队干部、小队队长、会计、保管等所有人员到齐，方才意识到，他是专门选择这个时侯，想让众人突击我。这时，新任副大队长李录走了进来，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李顺喜，问道：“这是干啥”?“让这家伙交代问题”！李顺喜说过后，李录沉思片刻，以商量的口气对他说：“我看这样吧，一会儿咱们要开会，先让他回去想想”。说过后走进里屋。我看出李顺喜很不情愿，仍不放我回去，依旧站在那里。

大约过了五六分钟的样子，李录从里屋走出，带着生气的口吻喝斥我：“还瓷在哪里干啥，快走，我们要开会啦”！分明是在解围，也不管李顺喜同不同意，迅速离开大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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