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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残生----一个黑四类分子的离奇遭遇（十七）

作者：吕维发表：2010-06-25 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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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

（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九十

春日里的一个下午，刚刚开始学习，门卫吹起了哨子，通知马上集合，召开中队大会，很快，我们按小组排队出发，进入指定的一片空地，放下马扎子坐好，这时，王队长、杨指导员都来了。会上，王队长着重指出，最近以来零件组很成问题，组内勾心斗角，互相扯皮，每天学习时吵得不可开交，表现在生产中，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特别是自接受300阀体的铸造任务以来，废品达到半数或半数以上。“那么大的阀门，送到砸铁锤下砸掉回炉，你们看着不可惜吗？那都是国家的财产啊”！王队长说到这里有些激动，但他没有继续往下讲，而是转了话题：“鉴于零件组目前的情况，经中队领导研究决定，将曹再昭、许维山、陈仁寿分别调往造型二组、三组、四组，陈仁寿仍旧担任生产组长，同时调侯世枢、吕维、于文祥到零件组，侯世枢仍任生产组长。今后务必相互协调，紧密配合，特别要把300阀体做好”。接着指导员又讲了一番，主要强调，犯人间固然要互相监督，起到共同改造的作用，但不允许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互相勾心斗角，严重影响生产。散会回来，马上搬号房，从此我成了零件组的人。这个组专门负责全监狱维修件的毛坯铸造，有时也承揽一些外单位的铸件，每年还要铸造二十多台c620车床，任务不太紧张时，也做一些大型阀门。除了阀门有漏模机外，其余都是纯手工造型，使用木模。五个造型组，只有这个组能真正学到一点翻砂技术。调我来这个组，肯定是要承接300阀体的任务。自打上年来到这里，先是做100闸阀，接着做125截止阀、200闸阀，越做越大，都还做得不错，废品极少，曾几次受到中队表扬，在他们看来，我做大件非常稳当、可靠。

第二天，侯世枢和我果真承接了300闸阀的任务。侯世枢四十九岁，细高个子，脸色煞白，连鬓胡子经常不刮，显得有些苍老，劳改服外面常穿一件自己做得补了又补的棉背心，简直可以叫做百结鹑衣。此人经常流鼻涕，又爱用袖口去擦，给人一种脏兮兮的感觉。他原在造型三组任生产组长，每天吃饭时，同在一个场地上，大家都认识，但从未说过话。头一天的工作主要是试箱，不记任务，他做上箱，我做下箱。铁水浇入型腔，大量气体聚在上部，砂型过紧，容易憋气，过松则会塌箱，尤其在合箱时，一旦塌箱，连下砂型也会一起打坏。所以，操作上箱，需把握好捣砂的松紧度，一定要适当而恰到好处。其实，操作下箱，同样要把握好松紧度，过紧容易起砂，过松引起铁水下沉，铸件变形，同样会是废品。试箱时，只做了三箱，待浇过铁水冷凝后，检查没有什么毛病，又做了三箱，同样都为正品。临下班时，再做两箱。次日上班后，检验组已经检验完毕，确认全部为正品，于是放开胆子去做，按定额当天完成十二箱。从此每天做够定额，即使有富余的时间，也不再继续做，而是出到外面仔细观看铸件，研究进一步提高毛坯的光洁度。由于一连一个星期没有出过废品，接连受到中队的表扬。一时间，我和侯世枢成了中队的大红人，彷佛一夜之间都成了劳改积极分子似的。其实，我心里很明白，这都是由于前一阶段废品过多的原因，相对而言，我们显得突出一点。这期间，我感到些许的轻松。前一阶段，和姓任的抬200的大砂箱，累得我腰酸腿疼，每晚像死猪一样睡去，早晨起床还得别人将我推醒。现在，砂箱用行车起吊，省去抬箱的劳苦，腰腿好了许多。而这位新的合作者，也和那位组长大不一样，只要完成任务，即使还能做，从不追求超额，他要的是质量，总是不断地叮嘱我，要细心一些，免得出废品。

有一次，当我们做完砂箱，等着浇注后，再腾出砂箱才能做，偏偏那日铁水下来较晚，先给做小件的腾箱子，我俩便去库房领棉纱和柴油。监狱规定，凡离开车间，不许单人行动，至少要有两人，离开时还得通知组长。在库房里偶然发现一个铁家伙，下部很像我们捣砂的铁冲子，通体做成枪形，上部有一个开关模样的手柄，当即问侯世枢：“这是干啥用的”？“那是风冲子，也是用来捣砂的，早就买回几个，谁也不敢用，怕掌握不了出废品”。“咱们领一个试试可以吧，只是不知风管是否接到了场地”。“唉，算了吧，那东西乱蹦乱跳的，谁也不敢用，你不怕出废品”？说着，他赶紧拽着我离开库房。回来的路上，我对他说：“风动工具煤矿上早就使用了，人家风镐风钻都能用，偏咱们这风冲子就不能用”？我表示想试试，每天手工捣那十二箱砂子，少说也有四立方，何苦呢！既然有机械化工具为什么放着不用，好使难使全在人啊。他勉强同意了我的意见，下午学习时开好了领料单，准备去批，由此我知道那东西正式名字叫捣固机，暗想，带个机字，总会省力不少。

领回捣固机的当天，和风管连接好以后，在地上试了十几分钟，便投入使用。这东西的确像一匹野马，怪不听使唤，一握开关，到处乱蹦，但使着使着慢慢也就习惯，用它做了四箱，很快掌握了它的习性，几天下来，野马在我手里居然变得服服帖帖，用它做的下砂型未发生过任何问题，于是放开胆子挥洒自如地使用起来，每当那“嘟嘟嘟”的声音响起，浇注组的同犯们争着来观看，尤其是唐顺，在我的指点下，还为我做了一箱。一下子，感到轻松多了，比起先前的手工捣砂自然省了不少力气。几次提议侯世枢也领一个试试，他却不敢，他说上箱不能过紧，担心憋气出废品。这样，他的速度远远落在了我的后面。每当我做完下砂型，他只做了一半，我开着行车将砂型吊放在地上时，他还在手忙脚乱地收拾着，显得很不好意思。有一次竟对我说：“没想到你一个念书出身的人，干活挺有窍门”。“唉，我算啥念书人出身，原本就是受苦人嘛”！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中队召集生产组长们开会，我独自做了下箱，又做上箱，唐顺帮我又是下泥芯，又是合箱，这几箱都是用捣固机捣的。侯世枢回来后，那几个铸件刚刚水爆完毕，他提着尖榔头急忙到外面去看，结果什么毛病也未发现，而且光洁度特好。第二天我陪他到库房又领了一个捣固机。从此，我俩早早做完八付砂箱，其余四个，午饭后慢慢去完成。上午竟有近两个小时的空余时间，抽烟、闲聊，或以看铸件名义到车间外面转悠。人一旦有了一点富余时间，活动相应多了一点空间，心情也随之好转了许多。和侯世枢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几乎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在造型一组时，大家彼此隔阂，互相提防，老觉得压抑得很。来到零件组，很快就和侯世枢十分投缘，遂成为知己。随着劳动强度的减轻，精神渐渐复原。他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和我的观点十分合拍，我们俩同是生产中的硬手，却不大靠近领导，对别人的事更是漠不关心。

九十一

侯世枢，山西省太谷县人。这一带，曾是晋商的发祥地。他的父亲在清末民初往来于京城一带，后来索性养了一队骆驼，专门搞长途贩运，每年数次往返于京城与蒙古的大圐圙。大圐圙，据说就是现在的乌兰巴托。主要经营丝绸、茶叶、瓷器、首饰皮毛等物品。后来，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老人家将骆驼变卖，在西直门外购置一片房产，开起粮店，待小儿子侯世枢长大成人，遂将粮店交由他去管理，老人家回到老家太谷县安度晚年。一家人除了经商，便是务农，从不过问政治。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都远远躲着，像当时的许多商人一样，胆小怕事，从不想卷入政治漩涡。侯世枢正是秉承了乃父的教育，青春年少，却一门心思用在经营粮店上，日子过得倒也安宁。一九四七年的秋天，粮店突然来了五六个人，领头的是他的表兄，几年未见，彼此免不了寒暄一番。过后，表兄对他说：“这是我的几个朋友，一起来京准备做些生意，打算来你这里暂住几天，听说你有闲房子”。侯世枢痛快答应，别说是亲戚，就是太谷来的老乡也该照顾，出门在外，互相照应本就是应该的。表兄和这几个人每天早出晚归，竟然没有在他家吃过一顿饭，为此，侯世枢感到很是过意不去。一个星期后，他们告辞，回到了山西。一年后的秋天，一个自称李凤仪的人来找他，衣着不整，给人一种落魄的感觉，侯世枢一眼认出，这不是去年和他表兄一起来的其中一位老乡吗。来人长叹一声，说他一年来未找到合适的工作，做了点小生意又赔了钱。此次来京，专门找一位姓王的，就是去年来的那位书生模样的人，皮肤白白的，听说当了老板，想求老朋友帮忙，只是一时打听不到确切地点，因此先来老乡处了解一下情况。侯世枢不假思索留下这位老乡，并特意告诉他，那位姓王的现在在天津，开了一家绸缎店，三个月前来北京办事，竟在街上和侯世枢不期而遇，邀他到天津去玩。侯世枢忙于自家店里的事，一直没有去成。末了，他很感慨地对这位老乡说：“人家混得还不错，你找他，肯定会帮忙的”。同时把姓王的地址转告了李凤仪。李凤仪在他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非要侯世枢陪他上街转转，两人一起逛到天安门附近，李凤仪一定要进东交民巷看看，侯世枢只得依从。刚走入里面，看见一个门口挂着“山西省驻北平办事处”的牌子，李凤仪向里面招了招手，马上冲出几个人将侯世枢摁倒在地，然后五花大绑，一起去了天津。
一九五五年“肃反”时，侯世枢突然被捕，起初闹不清犯了什么罪。通过几次审问，才晓得自己犯得竟是“反革命”罪。原来，那年和他表兄去粮店暂住的几个人，竟是中共地下党员，包括那个叫李凤仪的人。他们回到山西，被派往省城太原工作，不久以后李凤仪被阎锡山的部下抓获，经不起严刑拷打，最后变节。一九四八年秋天，正是带着任务来找姓王的地下工作者，结果在天津将王某人抓获，那时王某人已是平津一带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幸亏北京战事和平解决，被捕的人很快放了出来，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李凤仪被判了无期徒刑，侯世枢跟着判了十五年。判刑后的次年，国际上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东欧人打喷嚏，惹得中国人得感冒，五五年判刑的人被重新揪回，侯世枢加成了二十年。

当我了解到他的这些情况后，也着实为他不平过，觉得他没有丝毫的“反革命”动机，所谓不知者不罪嘛，甚至他还是个受害者呢。但自己法律常识少得可怜，也吃不准此种情况该如何处理。有一次竟对他说：“其实，你很冤枉，本是个远离政治的人，咋就成了‘反革命’”？“唉，反正消息是从咱口里得知的”他无可奈何地答道。“可你当初并不知道他们是中共地下党员，你以为大家都是生意人，告知他地址只是为了帮助朋友，我无论如何想不通”。侯世枢长叹一声，悲怆地对我说： “还是别提这些事了，许多年都过来了，再有四年就到期了”。我也不再继续谈论他的案情，转而说：“要不是加那五年，你已经出去啦，真他妈的混帐，因为匈牙利事件，给中国人加刑，世上哪有这个道理”！见我有点气愤，他反而安慰我说：“别为这些烦心事生气了，许多人的判刑不都是根据形势的需要吗”！是的，这话提醒了我，想起和我一起判的郭开有，小伙子仅仅因为娶了一个北京来的女知青，人家后来提出离婚，他们不同意。事情本来很简单，再做做工作，假以时日，如果女方执意要离，我想他们最终也会放弃的。凑巧的是，碰上了“一打三反”运动，简单的民事纠纷，上升为刑事案件，按“现行反革命”论处，结果判了无期徒刑，其父也被稍带判了十五年。这在一个法制健全的正常社会里，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同时想起，上年冬天学习“两论”时，有个非常和善的老头，姓赵，曾在傅作义的部下当过团长，当年北平战事和平解决，发给他起义证和路费，打发回家。“肃反”时，也是被重新抓回，他拿出起义证企图证明自己是起义人员，结果被人家当场撕毁，并骂道：“你算什么起义人员，要是傅作义不起义，你一个小小团长顶个屁事”！姓赵的老头被判了无期，他一直不能理解，当初为什么要发给起义证，既发给，后来又为什么不承认呢？同样一个共产党，前后竟有如此大的差别，让人如何接受呢？

第二监狱，是一座省监，毫无疑问，关押的多是重刑犯，有所谓“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也有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还有诸如我这类“反动透顶”、“花岗岩脑袋”的家伙。但这只是一概而论，细细道来，又各有各的不同，冤枉了的，无限上纲的，屈打成招的，轻罪重判的，恐怕也不在少数。

九十二

一年的监狱生活，渐渐习惯下来，刚来时的焦虑不安，种种后顾之忧，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消失了。随乡入俗，本就是我们这些草木之人所应具备的本领，既来之则安之，也是先祖们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你不安之又能怎样？人在无可奈何之际，最好的办法就是随遇而安，老老实实地听从命运的安排，否则会碰得头破血流。回想在农村那几年，作为被专政对象，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形势下，无论怎样服从分配，怎样辛苦劳作，没有一处是对的，正像社员们说得那样，即使你吐出鲜红血，别人也会当做污木水，谁叫你是阶级敌人？村干部硬是磨道里寻驴蹄印儿，永远难有安宁的日子。平心而论，那时的我，比一般人要卖力得多，依然逃不脱批斗和挨打，名为管制三年，实则和无期徒刑一样。人一旦被归入异类，万口千舌也难辨清，只好违心地把自己当做异类，低声下气地屈从于别人的欺凌。况且，那时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几近疯狂的阶段，要斗争总得有目标啊，“四类分子”便成了“永久牌”的阶级敌人，一直到进棺材为止。而现如今，沦落为犯人，身旁左右，都是一样的穿着灰皮，戴着瓜皮小帽。生活在这样一群人中，再也不被人单独作为异类，因为在干部眼里，我们都是异类。我们之间互称同犯，恰恰道出了同是犯人的身份，谁也不比谁高。虽有少数人，自以为是组长，自以为是改造积极分子，觉得比其他人高出那么一点点，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感觉，同为犯人的身份，决定了我们享有平等的服役“权利”。这里的干部，都是按上面的规定办事，不像农村的干部，由于家族之间多年来存在一些矛盾，常常感情用事，公报私仇。这里的犯人来自五湖四海，来自各个行业，和监狱的管理干部、看管警察从前根本不相识，互相之间没有什么纠葛。因此，只要按照要求，每天完成任务，没有大的违纪行为，是不会有人故意找麻烦的。正因为如此，有时反倒觉得，这里比外面好。吃粮基本有保证，穿的更是夏发单冬发棉，卫生用品同样按月领取，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样样好像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所少的也就是自由吧。但细细想来，什么叫自由，自由值几文钱？户口制度和粮食供应政策，早把每个人固定在一个地方，让你动弹不得，还要自由那劳什子干啥！这年头，有碗饭吃就不错了，在外面当奴隶，与在大墙里做囚徒，本质上讲，实在没有多大区别。当我把这一切都想通了以后，整个精神彷佛得到了解放。入监一年来，过得相当安宁，不要说批斗，连批评也极少有，比起在外面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形，谁说不是一种进步呢！退一步言，就说我的家吧，那时母亲比我还要难活，她为我操碎了心，整日提心吊胆，生怕我被人家打死，那种日子实在是太难熬了。如今，她虽然被迫改变初衷，改嫁他村，但离开我们那个家，真正脱离了“四类分子”的家庭，在“阶级斗争”准备要永远斗下去的年月里，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除了常常想我以外，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我呢，已被锁进保险柜，四面高墙上架有电网，白天黑夜都有武装在站岗，强盗不会攻击，虎狼难得伤害，曾经想置我于死地的人，怕也鞭长莫及了吧。对母亲来说，我在里面比在外面，她反而更省心了。只要我把自己管理好，不违反规定的纪律，每天按部就班地劳动，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谁也不会把我怎么样。大不过一生一世就在这小天地里，做一只井底之蛙。井底之蛙，我想它是不会有苦恼的，因为它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有一天要跳出井口！

调到零件组后，特别是和侯世枢的相处，也使我获益匪浅。他从来不相信狱方的说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切听天由命。他从没有减刑的奢望，只想老老实实坐完二十年。刚入监时，他跟了一位原是七级铸工的老犯人，学到一手过硬的技术，无论干什么活儿，都能保证质量，这也是他长期担任生产组长的主要原因。他生性正直，不喜欢背后到干部那里鼓捣某个人，借以抬高自己。组里有人生产方面一旦出了问题，他会当面指出，如果干部知道了问起时，又会主动承担责任，说自己没有检点周到。遇有个别犯人，家里送来点好吃的，给他，死活不要，监规纪律丝毫不去违反，他觉得这样的平静日子最好，人在哪里不是为了挣口饭吃。至于早出迟出，对他来说，根本不在乎。判刑后的第二年，妻子提出离婚，送来离婚判决书，要他签字，二话没说就把那三个字写了上去，两个孩子也被妻子带走，从此和亲人失去了联系。他曾对我讲过，以后出去，打算留厂，哪怕是留在一所农场也好，只要能养活了自己就成。他不想麻烦自己的孩子，也不打算去寻找他们，以免打乱他们平静的生活，除非是孩子们知道他的情况，主动来认他。说实在的，我很欣赏侯世枢这种做人的态度，特立独行，不想累及亲人，因此对他一直很尊重，把他当做师傅来看待，尽管犯人之间不允许称呼师傅。

除此而外，我们新建的这个零件组，比过去好多了，组长张立才十分满意。他是个没主意的人，胆小怕事又不善于处人，对个别刁钻的人只敢背后偷偷和人说，一度时间把小组搞得四分五裂。按理说，他是这里的技术权威，被捕前，是省城一家机器厂的八级铸工，应该有一定的威信。和我一同来到这个组的于文祥是个爱说爱笑的小伙子，比我小四五岁，手脚勤快，跟随张立才干活，两人相处得也还不错。于文祥来自雁北农村，很听话，张立才吩咐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从来没有二话。其他两个人，一个叫陈春生，一个叫张进忠，和侯世枢年龄相仿。陈春生，旧军官出身，当过营长，并担任过阎锡山的警卫中队长，看起来却一点也不凶，为人甚为和善，从不喜欢和别人闹意见。张进忠据说是个不省事的人，从前这个组闹得不可开交，有他一份，现在显得有些孤立，没人接近他。六个人中，除了两个组长，只有四个组员。侯世枢曾找过王队长，想把生产组长一并推给张立才，最后没能成功。他和我一样，最不喜欢开会，偏偏那时会很多，每逢有谁出了大批废品，队长就要召集他们研究解决。他呢，非常厌烦这种马拉松式的会议，常因打盹被队长叫醒。在这个组里，我和每个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每逢写生产总结、学习小结什么的，都由我一人包揽，大队、中队分配下来的墙报稿件，张立才都交给了我。生活在彼此和睦相处的环境里，即使成了犯人，也比置身于互相斗争中要舒心一些。

这年秋天，最后两所院子落成，我们中队终于搬了家。至此，八角楼原住犯人都已搬出，随之将其拆除，改建成一个大的厂房。新的院落，按中队分，每队一院，两层砖窑，窗户较前明亮了许多。特别是有了一个共同的院子，各个组间，大家见面的机会多了。环境的改变，更使我感到满意，一切都比在村里时强许多。澡塘，对铸工再不是一个星期开放一次，而是天天开，每天收工后，洗去满身脏污，换一件干净的劳改服，人也显得精干多了。扎根狱中吧，这里比外面还好；安心服役吧，哪儿不是替人劳作！经常这样告诫着自己，人要学会满足，知足者常乐嘛。如果再能有几本书看看。暇闲之时，读点诗词什么的，那就更是锦上添花了，可惜这一点短时间还无法实现。

九十三

又一年飞快地过去了。心情完全平静下来以后，许多令人苦恼的事情不再去想，每天像一头牲畜一样只知干活，光阴也仿佛加快了脚步。我和侯世枢做完300阀体，又承接了500的阀体，越做越大。这阀体，砂箱大得很，上下各一箱，便把一大堆砂子全部吞进去。任务是每天一件。由于配合得当，天天有说有笑，轻松地完成任务，日子过得倒也并不寂寞。期间，不断有新犯人进来，我已俨然以老犯人自居了。

秋日里的一天，干部通知，中午务必全部收工，下午召开全监犯人大会。我们早早收拾了场地。因为冲天炉必须在十二点前停止化铁，造下的砂型大都浇不了铁水，只好留在第二天去浇。

全监犯人大会，一般很少召开，主要原因是当时没有一个像样的开会场所。围墙里到处都在进行建设，监狱在急速地扩张着。下午，我们大队提前进入指定地点。这里是未来的机加工车间，厂方已经盖好，窗户基本齐全，地面全部硬化过，只差安装机床。一队一队的犯人排着队陆续进入会场，每个人手中提着马扎子。最后入场的是禁闭室的犯人，大都是“反改造分子”，竟也有几十人，脚镣拖在水泥地板上，发出响亮的有节奏的“哗哗”声，会场顿时安静下来，大家都在静静地听着这种瘆人的声响。入监以来，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大会由监狱长主持，政委作报告，内容是向全体犯人传达林彪事件。据报告人称，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外逃，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自我爆炸身亡，被当局称为“叛国者”，距今日报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有余。这期间，报纸上很久未见此公的身影，人们私下里也曾猜测过，议论过，但实际情况总是难以知晓。保密工作做得相当不错。直到夏末秋初，队里新进来两名大学生，其中一名河南籍的雷小厚很快和我相处得比较融洽，我们虽不在一个小组，自从搬到新院子以后，大家可以经常凑在一起谈天说地，也就是那时，我把自己的猜测向雷小厚讲过，听说林彪可能出事，具体情况他也不甚了解，因为他在看守所已经呆了一年多。

政委简单讲了林彪叛逃的经过，接着就讲到我们，要求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这一事件，并着重指出，林彪是一切帝修反的总代表，毫无疑问也包括了我们。曾几何时，刘少奇、邓小平当过我们的总代表，那时林彪红极一时，与刘邓水火不相容，转眼间成了我们的新头领，谁知若干年后，我们又将被划到那位大帅的麾下。人在狱中，身不由己，反正都是牛鬼蛇神，凡被打倒的大角色，都可以做我们的总后台。

开罢会的第二天下午，指导员专门叫我到办公室谈话。那时，大队的正、副教导员都在场。进去后，照例坐在一溜五寸高的小板凳上，这是专给犯人坐的，比起干部坐的椅子来，显得十分低矮，一切都给你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平日里，除非他们找我，一向都不愿意主动进来找他们，每逢坐在这种小板凳上，感到分外屈辱。坐好后，指导员开始发话：“找你来，是想了解一下你对林彪事件有何看法，又有什么想法，希望你把自己的真实思想和领导谈谈，即使说错也不要紧”。我考虑片刻，这样答道：“我对林彪并不关心，所关心的只是自己，过去判我时，说我反对过林副主席，现在他叛国了，应该给减点刑吧”。明知这是妄想，故意这么说，意在扭转话题，不想正面回答。果然，指导员马上指出：“你的想法是错误的，你们曾毛林并称，主要针对伟大领袖嘛”！接着，贺教导员也插话，指出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那时候攻击林彪，就是攻击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因此应该更深地挖犯罪根源，争取减刑。谈话快要结束时，指导员这样叮嘱我：“你有文化，犯得又是‘现行反革命’罪，对林彪事件一定有看法，你不说也就算了，但你一定要注意，无论在小组还是工地上，都不许乱说，要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个正确认识，同时也别想入非非，你判的是死缓啊“！“知道了”。回答过后，他挥挥手，我便离开了办公室。

为什么首先找我谈话？回来后一直思索这个问题。看来，无论中队还是大队，我都是一个典型的思想犯，他们对我的思想很不放心。只可惜，思想这玩意儿是无法看到又无法摸得着的，谁想没收它实在非常困难。古书上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说并不等于不想。指导员想了解我的一些真实思想，主要想探讨我是否对毛有看法，我还没有愚蠢到那个地步，能如实告诉他吗？

发生第二号人物的叛逃事件，而且又隐瞒了一年之久，不敢对外公开，本身正好说明了心中有鬼，我能没有看法吗？首先想到的是我们那伟大而又英明的领袖，面对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每次公开露面，总是手持语录本，紧跟在屁股后面的最亲信的人，发生这样的事情，脸面往哪里搁？他将如何向他的老同事和全国人民交代？写在党章里的接班人，竟然如此给他脸上抹黑，老头子情何以堪！所谓英明，原来也不过如此罢了。就是我等草木之人，低贱的囚徒，有时也免不了要暗暗窃笑几声。先前不是说过“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把刘少奇定为接班人。后来渐渐对刘有了看法，龙颜一怒，“叛徒、工贼、内奸”的帽子强行戴在刘的头上，随即将其置于死地。于是看上了“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立为新的皇储。“文化大革命”中，历次接见红卫兵，都以二号人物的面孔出现，以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闻名于世。然而，好景不长，彼此闹翻，竟然要陷害毛，陷害不成，又叛国外逃，摔死在异国沙丘。林彪已经折戟沉沙，那么下一个又会是谁呢？皇爷毕竟已老， “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喧闹声纵然喊破天，到头来也不会长生不老。中国古代曾有多少帝王妄想长留人间，不断服食术士的金丹，结果死得更早。立皇储的事，或许又要忙乎几年了。说到这里，自然会想起宪法上规定的有关选举的事宜，不知我们那些执政者是否意识到所谓指定接班人，实质上是一种强奸民意的做法，它与宪法有关选举的规定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指定接班人与立皇储，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仍然是封建社会的残余。蒋介石把后事交给了蒋经国，假使毛岸英当年不被炸死，还不是第二个蒋经国！要不，毛泽东为什么会对彭德怀那么恨呢。

这期间，我的脑子里时不时在闪现一个问题，选定一个接班人，然后打倒，再选一个再打倒，老头子的意思究竟何在？毛岸英死了，毛岸青又是一个有病的人，难道他要交给老婆？实现真正的毛家王朝……

九十四

一九七三年，对许多在押的犯人来说，可以算作一个不平凡的年头。宣传了几年的减刑大会，终于快要召开，那些被关押了许多年的老犯人盼来一丝希望，普遍期望着政府能够施些恩惠，好让他们在风烛残年的日子里和亲人团圆。早在春季，监狱当局向犯人们传达了周恩来有关“要把犯了罪的人当人看”的指示，具体要求废除体罚，废除酷刑，改善生活待遇。监狱当局在这方面的确执行了上面的指示。以前对那些不好好劳动的人，动辄就叫几个积极分子带领着，到一所僻静的房子里进行 “帮助”，谁也知道，那种名为“帮助”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打人，现在终于停止了。生活方面，不仅副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而且在定量方面也做了一定的调整。我们大队，一中队绝大多数是重体力劳动，而三中队老弱病残居多，都按铸工标准供应粮食，双方互相调剂一下，索性放开定量，除了细粮，粗粮可以随便吃，一段时间过后，大家都能填饱肚子，粮食也未多耗掉多少。与此同时，我们的零花钱也由两元增至三元。许多年来，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们，如今住进监狱，反而能赚个肚儿圆，也算一种幸运吧。不久，真的召开了减刑大会。那天还专门搭了一座台子，上面就坐的有省劳改局和地方政府的头头，在反复讲了这次减刑大会的重要意义后，用很长的时间逐一宣布被减刑人员的名单。这次减刑，毫无疑问是多年来受减面积最大的一次。老犯人中，凡是原判无期徒刑的，全部都减，包括被关在禁闭室的“反改造分子”，并不考虑平日的表现。原判有期徒刑的一律未减。监狱方面对这次减刑做了大量的宣传，甚至和当时的“大好形势”联系起来，让大家认真讨论，从内心里感激中国共产党，感激伟大领袖。然而，一阵宣传过后，犯人们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消沉。不可否认，减刑面积之大实属前所未有，但刑期之长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五零年判为无期的，减为十年；五五年判的，减为十五年；五八年被捕的减为十八年。这三个年份，谁都知道是“镇反”、“肃反”、“全民整风”（二次肃反），三次运动，判刑人数较多，现在减得刑期虽不一样，算总账都是三十三年，看来的确是一刀切了。这些人大都年事已高，能否活着出去还是未知数呢。虽有了具体的日期，和家人团聚的希望依然十分渺茫，无怪乎谁也高兴不起来。这次减刑，像我们近年来判死缓的，一律减为无期徒刑。

减刑大会后，我在暗自思量，这些人有必要关那么多年吗？历史上，每一次王朝的更迭，旧政权的主要头目被杀，下面的喽啰绝大多数不追究责任，所谓吃谁家的饭给谁家办事，本就是穷苦老百姓无可奈何的选择。为什么对许多决策者可以按战犯特赦，唯独这些喽啰们却要长期监禁呢？他们也都是人啊，都有妻儿老小，随着他们曾经服务过的那个政权的垮台，这些人早就服服帖帖，俯首称臣了，有必要一直关下去吗？放出去，让他们和亲人做最后的团圆有什么可怕呢。不是天天在说，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么，还怕这些老弱病残反了天不成？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当年被俘后，受到了优待，发给路费，送回老家。他们也曾欣喜过，感谢共产党对他们的宽大。回到家里后，绝大多数老老实实地种田或做生意，有的还当了教师，极少有人捣乱。记得上小学时，我们村来了一位刘老师，听说当过国民党的营长，在我村教书期间特别辛苦，连续几年考试名列前茅。五八年假期，教师集训完毕，刘老师再未回来，被判了二十年的重刑。监狱的历史犯中，有不少人像我的启蒙刘老师一样，当时都给予宽大处理，既往不咎。人家既已做了顺民，为什么还要在若干年后，政权更加稳定之时进行秋后算账，判那么重的徒刑？又为什么非要让他们住上三十多年才肯善罢甘休？他们固然和共产党作对过，但同时也抵抗过日本的侵略，难道就不能少判或不判吗？我为同类感到深深的悲哀，一个人活在世上能有几个三十三年啊！

这次减刑，我们小组六个人，涉及到四人，陈春生、张进忠由无期减为十八年，于文祥和我减为无期徒刑，两个组长因原判有期徒刑，都没有动。其他组的情况大致相差不多。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减刑大会后，一些老年犯人，特别是那些老组长们，再也不像先前那样积极了，严酷的现实给了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任你怎样蹦跶，怎样积极表现，“对于反动派的人们决不施仁政”的教导是千真万确的。尤其是那些曾经被认为有反改造行为的人，并不比积极分子们少减，不少组长感到非常丧气，从此只好随波逐流。

减刑大会并未起到应有的鼓励作用，整个监狱弥漫着浓重的悲观消沉气氛。希望破灭后的失望情绪，往往比没有希望时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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