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患者:盼2012到来 归化正常人
学心理学的李军说,他接触的很多HIV感染者,听到“2012”都会异常兴奋,觉得如果地球毁灭,他们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晚上8点整,手机闹铃突兀地打破了四周的寂静。像是下意识的反应,胡泽涛打开药盒,取出几颗五颜六色的药片,服了下去。白色药盒上,写着“坚持就是胜利”。每12个小时吃一次药,这一连串的动作,13岁的胡泽涛已经坚持了6年。
和很多同龄的孩子一样,胡泽涛爱看动画片,爱听鬼故事,爱上QQ聊天,无聊时会给同学打骚扰电话。他最得意的,是在2010年参加了公益纪录片《在一起》的拍摄。该片记录了电影《魔术外传》拍摄期间剧组通过网络聊天、全国寻访、征集选定艾滋病毒感染者参与拍摄的过程,入围第61届柏林电影节。
片中,胡泽涛有这样的镜头:
黄沙漫漫的塬上,一个穿校服、戴红领巾的男孩背着大大的书包渐行渐远。突然,孱弱的背影抽搐了一下,踉跄了几步,弯腰,倒地,扭曲成一团。十几分钟后,仍是这个穿校服的男孩,在导演的安排下,需要演一场哭戏。此刻的空气凝固下来,男孩的哀嚎声在山谷里回荡。镜头挪开了,哭声仍在继续,男孩一脸悲戚⋯⋯
“涛涛哪里是演戏,这分明是他的生活,他的宣泄。”看过片子,了解胡泽涛的人叹息着。
“他们一家人和我分碗筷”
从出生那天起,悲凉注定成了胡泽涛生命的底色。
“我4岁那年,我妈死了。”孩子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哀伤,他甚至根本记不清母亲的样子。
7岁时,胡泽涛像是中了邪——肚子疼、流鼻血,动不动就打针输液。幼儿班的老师害怕了,索性让他回了家。胡泽涛的父亲带着儿子辗转了长治、太原的几家医院,医生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直到2005年,胡泽涛被确诊为感染了艾滋病,渠道为母婴传播。死亡像个挥不去的幽灵,笼罩在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洪水镇墨镫乡新村的这个农家小院里。
很快,父亲把胡泽涛送进了山西省临汾市传染病医院。
2010年度山西省艾滋病疫情通报会上公布的数字显示,山西累计对1140例符合治疗条件的病人予以免费抗病毒药物治疗,其中成人1080例,儿童60例。临汾市传染病医院院长郭小平对《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山西90%的HIV感染者都在该院接受或正在接受治疗。“其中不少是孩子。有的家长把娃扔下,就走了,根本联系不上。有的娃病情控制住了,但不愿意走了。”
为了让感染了艾滋病的孩子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2006年,传染病医院成立了“红丝带小学”。目前,有16个孩子在红丝带小学治疗、就读,他们的母亲皆已去世。胡泽涛就是其中之一。
胡泽涛离家上学时,告诉村里人,说是去长治上学了。他怕说了实话,连村里的小卖部都不能去了。
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并蔓延开来。几乎是一瞬间,曾经玩得好的伙伴再也不来了。
更多更明显的歧视出现在家里。“他们一家人和我分碗筷。”镜头外,胡泽涛无意中说出这么一句话。“他们”指的是他的奶奶、父亲和继母。
两三年前,胡泽涛的父亲再婚。新婚妻子进门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个感染了艾滋病的继子。“新妈妈怕我。”胡泽涛一脸平静,“她告诉我,手破了的话不能碰任何公用的东西。”
《在一起》的片子里,剧组在胡泽涛家拍下了这样的镜头: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火锅,父亲和继母很自然地夹菜给孩子。旁人疑惑,为什么不是孩子自己夹菜。父亲一怔,说,是怕孩子不小心,淋到了外面。尴尬的沉默过后,父亲允许孩子自己夹菜,但孩子还是怯怯地不敢去夹,再一次鼓励后,胡泽涛才小心翼翼地用筷子尖夹起一小根粉条,迅速抽回。
纪录片拍完后,导演特意找胡泽涛的家人和剧组的人一起吃饭。饭桌上,没有人计较和胡泽涛在一个盘子里夹菜。胡泽涛的父亲当场哭了,他觉得对不起儿子。
那些被污染的血液
“涛涛家里的情况,我是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才知道。那么小的孩子,怎么受得了这些?”胡泽涛在红丝带小学的生活老师刘丽萍也是一位HIV感染者。但和胡泽涛相比,她觉得自己挺幸运,至少不会被家人嫌弃。
拍纪录片的时候,刘丽萍和胡泽涛一样,拒绝遮挡,不打马赛克。
“我是1996年宫外孕手术时,输血感染的。”刘丽萍的脸上少有笑意,但说不出的坦然。
她回忆说,手术时由于大出血,当时就休克过去。后来听人说,来输血的好像是个老头。老头到医院问,有没有人要输血,刚好刘丽萍在抢救,医生就拉了老头去输。
刘丽萍说,自己的身体一直很壮实,连头疼脑热都很少有过。可到了2005年,她突然生病了,低烧、呕吐,嘴里起满疱疹。在当地医院的口腔科没查出什么原因,刘丽萍直奔山西省运城市疾控中心。“我当时已经怀疑是艾滋病了。因为我们镇上有人得了这个病,说是输血得的。我问过他,输血时间跟我差不多。”
几天后,家人把刘丽萍送进了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我在医院门口大哭大闹了两个多小时,死活不肯进去。”刘丽萍现在想起,自己都觉得好笑,“我想过死,想过报复社会。命运太不公平了,我做错了什么,我花了一万块钱输血,结果得了一个终生治不了的病。”
直到发现感染者中还有两个孩子后,刘丽萍平静下来。“我当时特别惊讶,怎么连孩子也会得这种病?后来知道艾滋病除了性传播和血液传播之外,还有母婴传播,这些孩子是最无辜的。”
临汾市传染病医院院长郭小平介绍说,1996年前后,用血极不规范。“有病人要用血了,随便叫个人过来抽一下就行了,不做什么检查。在2004年左右,我们收治的感染者中,80%是血液传播。”
有公开的资料称,我国于1993年开始整顿血站,规定血站献血必须进行HIV抗体检测。但是,血液(血浆)一度被“血头”、“血霸”作为商品经营。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快速致富的大环境影响下,在“救死扶伤,献血光荣”的号召下,偏远贫困的农村,成了便宜干净的血浆的理想采集地,其中大部分为卫生部门所开血站。
死了都没有尊严
早熟些的孩子已经不再关注村里人的目光了。家住运城市新绛县阳王镇辛安村韩红翠偷偷暗恋起班里的某个男生,她直截了当地跑去问刘丽萍,“我们得了这个病,能不能结婚?能不能生孩子?”刘丽萍一怔,一本正经地告诉她,可以结婚,可以生孩子。接着,她又补充,“如果对方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就要提前告诉他们,我们得的这种病。”孩子有些懵懂地点点头,记住了。
另一个被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收治过的男孩也时常跟刘丽萍聊天,他说自己喜欢上了一个女孩,是网恋。“她和咱们一样吗?”刘丽萍问。男孩说,不一样,接着又问,“是不是不能和不一样的女孩谈恋爱?”刘丽萍告诉他,可以的,但要对人家说明情况。“好痛苦。”男孩敲过来几个字。
“得这病,唯一的好处就是,犯了点儿什么罪,连看守所都不收。”郭小平想起一件至今都觉得好笑的事,“有一回,我们医院接到一个电话,让我们去抓小偷,说小偷是个艾滋病感染者。一群警察把小偷围在中间,没人敢动。找到疾控中心,疾控中心说他们管不了,警方就通过关系找到我们医院。”
“活着没有尊严,死了也没有尊严。”刘丽萍感叹,“云南的很多感染者告诉我,在他们那儿,因为艾滋病死了的人,火葬后连骨灰盒都没地方放,太可怕了。”
刘丽萍不像大多数HIV感染者那样躲躲闪闪,她承认,自己之所以坦然,和传播途径有关。“感染者这个圈子里,输血的歧视卖血的,卖血的歧视性传播的,异性传播的歧视同性传播的。最可怜的其实是男同性恋感染者,他们受到的是双重歧视,有来自圈子外的,也有圈内的。”
感染者老夏
上海人老夏拒绝透露感染途径,“不是输血得的,别问了。”电话里,老夏的声音顿了顿,“性传播是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容不下的。这个病,如果单有性传播一种途径,国家是一定不会管的。”
拍完纪录片《在一起》后,老夏认为自己已经“被导演剥得体无完肤了”。“我答应拍这个片子,是想着能挣点钱。最初说是要打马赛克的,后来导演劝我,说如果感染者都打马赛克,宣传力度不够。剧组里的人都对我那么好,最后,我答应无遮挡了。”
老夏被确诊感染艾滋病是在2008年。彼时,正值上海做着一系列艾滋病宣传活动,免费检测HIV,甚至还给50元钱的路费。“说老实话,如果不给那50块钱,我是不会去检测的。”老夏回忆说,测出来的结果是阳性,“那一刻,脑子一片空白,觉得死神明天就要来了,彻底绝望了。”
回到家,老夏跟老婆如实交代,并提醒她也去查查。很快,“上门女婿”老夏被丈母娘赶出家门,老婆自然也跟他离了婚。
丈母娘把老夏被感染的消息传遍了全村,老夏像个见不得光的老鼠,整日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不久,朋友告诉他,有寺庙需要人打扫卫生,老夏动心了。管他去哪儿,只要能离开这个地方就行。
老夏把病情告诉了住持,住持叮嘱他,这事不要说出去,说是怕香客们知道后不来上香。寺庙里的生活乏味而平静,老夏每天工作就是拂尘礼佛。每过一段时间,他会偷偷去市疾控中心拿药,定期检测CD4(人体免疫系统中的重要免疫细胞)。“那段时间很平静,没什么杂念。”
出了清净的寺庙,老夏敏感的神经仍然能嗅到那些不经意的歧视。拍纪录片时,剧组的一个老外剧照师要喝水,司机说,一桶水是猪喝的,一桶是人喝的。老外问,哪桶是猪喝的。司机说,你还是喝猪喝的吧,起码猪不会得艾滋病。老夏在一旁,刚好听到了,“他说的是实话,可我当时就想,原来我连猪都不如,很伤感。”
纪录片拍到一半,老夏离开了剧组。由于之前服的抗病毒药产生了耐药性,老夏的CD4将至50,这意味着他此时的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回到上海,老夏换服了二线药。三个月前再测,CD4总算涨到了200。
但寺庙的工作因此丢了。住持担心老夏露了脸,香客们不敢再来上香,劝他离开。老夏去找市疾控中心,主任答应他,帮他在疾控中心找份工作。“最晚到下个月吧,我就会有工作了。”老夏的声音兴奋起来,很快又归于平静,“得了我们这个病,还是听天由命吧。”
“到了2012,我们就都一样了”
《在一起》的片子里,涛涛、老夏和刘丽萍曾经坐在树下闲聊。“你想着我们还能活多少年呢?”刘丽萍随口问了一句。“一年!”涛涛抢先说。“五年。”老夏回答。“不是2012(世界)就没了吗?”涛涛反应很快。刘丽萍大笑,“对,对,2012我们就都一样了,什么HIV不HIV,通通都一样,包饺子了都。”
学心理学的李军说,他接触的很多HIV感染者,听到“2012”都会异常兴奋,觉得如果地球毁灭,他们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这些娃以后怎么样,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郭小平心里没谱,就连红丝带小学未来的命运如何,在他看来,都是未知数。这所学校的前身,是临汾市传染病医院专门为艾滋患儿们开的小课堂,到后来,患儿越来越多,“小课堂”升格成了“学校”。
“5年了,学校一直是黑户,没有毕业证就自己发,没有公章就自己盖。”郭小平挺无奈,“到教育局去了好几次,人家说,你这学校够不上聋哑学校,也不是智障学校,国家没有艾滋病学校这个审批标准啊。”
“黑户”意味着没有稳定的经费,没有编制,孩子们不能参加国家统一的考试。几年前,有省领导到红丝带小学参观,正值学校锅炉坏了,孩子们在寒冷的空气中瑟瑟发抖。领导当即要求郭小平,把楼重新建一下,省里给出200万。结果,楼建起来了,200万迟迟没有拨下来。
“眼看着娃们长大了,饭量也越来越大,有的娃一顿能吃5个馍。光吃,就能把人吃穷了。”郭小平笑得有些尴尬,“但这种事总得有人做吧,别人不做,只能我来做。”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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