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翻《西游记》，看到第五十回里孙悟空讲的一句话：“道化贤良释化愚”，由此产生许多联想。简单的说，道家必须要选贤良的徒弟作为传人，不是道德好悟性高的人，是很难被选中的，这便是“道化贤良”。
中华文化的开创者是轩辕黄帝，被称为“人文初祖”。他也是道家的修炼人，因此人们的五千年文化便一直带有着浓重的道家色彩，迥然不同于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或其它佛家文明。传统的中国人性格非常含蓄，有话说三分，给人很多遐想的空间，这恐怕与“道化贤良”的道家文化有很大关系。推而广之，中国的哲学、诗词、绘画等也常给人余韵不尽的感觉；至于如何体会和理解，那就看对方的悟性如何了。
“道化贤良释化愚”中的“释”，是指佛家。佛家因为讲普度众生，所以要让愚人也能听懂，在讲法时便深入浅出，既包罗万象又细致入微。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中国本土文化的许多影响。本来事事辨析精微、阐发详尽透彻的佛法，到中国后出现了“禅宗”。许多事情故意讲的玄而又玄，或干脆不讲。像六祖慧能那样听了一句《金刚经》便豁然悟透很多佛法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于是慧根不成熟的人，便只能在禅宗的哑谜中猜来猜去而不得要领。
如果仔细看中国人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还能看出很多奥妙的地方。譬如道家特别讲阴阳的平衡，所以文化作品中就很注重对比。
唐代王维被称为“诗佛”，是因为他的诗有很多禅意，但仔细读来却似乎也有很多道家的特点。譬如《鸟鸣涧》中写“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以飞鸟的鸣叫，流动的涧水，落下的桂花等一些动词，表达了一个极幽静的景象。这种以“动”写“静”，就很有《道德经》中说的“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的味道。举个小例子，《枫桥夜泊》前两句是“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第一句给人的感觉是“冷”“暗”，因为月亮也落了（暗），水汽也结成了霜（冷）；第二句话马上就来个对比，在第一句的冷色调上，出现了“江枫”和“渔火”。霜降的时候，枫叶肯定红了，这就是暖色调；有了渔火，那就有了明亮的感觉。中国古典舞中有一个“反律”，即舞蹈动作“欲左先右，欲右先左，欲下先上，欲上先下”；这种左右上下的对比和先做一个相反的动作，与《道德经》中所说的“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大有联系。
无论如何，道家文化尽管越琢磨越有滋味，但毕竟太依靠受众的悟性，很难被绝大多数人所理解。所以真正大面积救度人，那还要靠佛门广大。人们可以体会中华文化如诗如画的味道，即使看十遍百遍也仰之弥高、钻之弥深。但更重要的，还是其洪大的内涵与无尽的天机贯穿了人类文明和宇宙运行的终始。
《黄粱梦》讲一个书生醉心功名，一位道士为点化书生而给他演化梦境。梦中书生功成名就，还娶了美貌佳人，最后却因贪赃枉法而被抄家处斩。梦中经历人生几十年沉浮，梦醒时，一碗黄梁饭才刚刚做熟。书生悟到了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道理，终于决意出家修道。有关“黄粱梦”的传说有不同的原型。有的讲道士是汉钟离、书生是吕洞宾；也有的说道士是吕洞宾、书生是一个姓卢的人。无论怎样，这里反映出道家一个很大的特点——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被神仙点化，换句话说，道家是选徒弟的。
在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有一回目叫《吕洞宾飞剑斩黄龙》。吕洞宾得道后，问他的师父汉钟离：“我师成道之日，到今该多少寿数？”汉钟离回答已经一千一百多岁了。吕洞宾又问：“师父计年一千一百岁有零，度得几人？”汉钟离说：“只度得你一人。”吕洞宾说：“师父你度人太慢了，如果给我三年的时间，我度三千个人回来。”汉钟离哈哈大笑说：“世上众生不忠者多，不孝者广。不仁不义众生，如何做得神仙？你三年能找到一个可度之人，也算是你的功劳。”于是吕洞宾辞别了师父，云游三年，遇到的人不是悟性太低，就是怒气太重，抑或是不肯皈依道门。三年后，吕洞宾竟然一个人也没有度成。这个故事可以看出道家度人时选人之难。佛家虽然广开方便之门，但是也是只度有缘之人。
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人群大概是基督徒，基督教新教徒、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共有将近二十亿。信仰其它大宗教的也都有上亿之众。宗教常常具有鲜明的排他性，不管一门宗教的人数再多，是不是属于这个宗教却是有一个严格的界限的。尽管不同的宗教在敬拜、仪轨、参悟方法上大不相同，在文化这一层面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例如儒家讲“仁者爱人”，基督教讲“要爱人如己”，此外关于诚实、信义、友爱、宽容、去除贪心、嗔怒、痴迷、色欲等方面的教导，几乎在各个宗教中都有。因此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文化常常不受信仰界限的制约。一个信佛的人，在看到基督教的教堂、天顶画，听到基督教的赞美诗，也会觉得这是艺术的精品。反之亦然，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也常常为佛教徒的作品倾倒，他们也都能感受到作品中的虔敬、感恩与善的能量。
普世的价值，正是以文化为载体，超越信仰的背景而与每个人的本性呼应共鸣，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纯美与纯善的内涵，产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而这种文化又正是中国纯正的古文化。
1992年美国一部电影《闻香识女人》为其主演AlPacino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这部实际上表现两个男人间父子般的感情的电影里，有两段堪称经典的台词。第一段是这样的：“在人生的道路上我面临过很多选择，我永远都知道怎么走是对的。毫无例外的，我知道，但是我却从来都没有走那正确的路。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走正路太难了！”在2500年前的古印度，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舍利弗也说过类似的话：“堕落容易超升难”。《闻香识女人》另一段经典的对白是中校为查理的辩护词，他说“现在你们面前的查理，他也来到了他的十字路口上。他选择了他的路，一条正确的路，一条高尚的原则所构筑的路将他引向光辉的人格。让他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吧！”
所以，在普遍的人性中，善与恶共存。一个人要行善，则必须约束自己的恶念，要吃苦、付出，还要持之以恒的坚持；而只要稍微放纵自己的欲望就会堕落。放纵当然比约束更容易，所谓“学好三年、学坏三天”。
《道德经》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写道，“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就是说，文章简约，词汇简单，但志向高洁，德行清廉，虽然讲的东西很小但指出的道理却非常大，举的例子就在身边但是映射的内涵却非常深远。所以，“善与恶”的选择看似艰难，但很多人都会选择那条艰难却正确的路，并一直走入那无尽的美好与希望。
儒家相信自己的文化是像生命一样承接延续的，在对儒家文化寻根的时候，人们把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正统。如果对中华文化也做一个类似的寻根的话，无疑可以追溯到“人文初祖”轩辕黄帝。而黄帝正是中国道家思想的创始人。
在佛家思想传入中国之前，中华文化是外儒而内道的。儒家为入世之道，或称显学；道家是出世之道，或称隐学。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为本，此为《道德经》的思想；“仁、义、礼”次之，此为儒家思想，但其先后顺序，也反映了道家与儒家思想的承续变迁的关系。佛家思想的传入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从东汉初年开始，佛家思想渐次深入民间，至南北朝、隋、唐年间达到鼎盛。之后，儒释道三教并存，确立了中华文化的正统。
中国正统的文化都具备两大特点：第一、信神；第二、爱人。在这两点上东西方并无差别。因为神不打诳语，所以要诚实；因为神慈悲众生，所以要善待他人；因为神会在人们改过和弥补后，赦免其罪业，所以对他人要宽厚忍耐；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善恶有报”；因为人都是神造的，所以要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关爱；因为生命是神赋予的，所以要保持对生命的敬畏和珍惜；因为自然是神赐予人们生存的，所以要爱护；因为人的生命意义在于去神的世界而得到永生，所以应该遵循神的诫命；因为神全能，所以要谦卑诚敬；因为神安排着历史的进程，所以要顺天而行等等。
所以，人的为人、处世、对待自然的态度，无不根植于对神的信仰中。这种信仰维持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维系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由此发展出的文化必然承载着敬神爱人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区分文化的正统与异端的最重要指标。
文化的表现是庞杂的，但其内在的价值观却是简单的。无论音乐、绘画、建筑、影视、小说、戏剧乃至节庆、礼仪和衣食住行，都是文化的表现方式，而其内在的价值观如果符合正统，才是永恒不变的，否则只是昙花一现的异端罢了。以此衡量，共产暴力文化无疑是最恶的文化。其基础与正统文化截然相反，概括起来便是：第一、不信神；第二、散布仇恨。因为不信神，自然也就没有天国地狱；因为没有神作为最终的审判者，所以行善做恶都无报应，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不信神，所以妄自尊大、战天斗地；因为不信神，所以不必对生命有任何敬畏和珍惜，对敌人肆意杀戮，对自己人勾心斗角；因为不信神，也就没有甚么诫命需要遵守，只要能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今日中国，道德沦丧、生态破坏、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都肇始于无神论。
毛泽东创建了以马列主义为基础的政教合一政权，该政权由于以无神论为基础，因此它所垄断的就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世俗形式和力量，更重要的是它垄断了道德解释权。且不论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有多么独断，但是毕竟在教会之上还有一个上帝。而对于毛泽东来说，你信基督教，那党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党则是佛祖的佛祖；因此毛泽东的政教合一就更为极端，对建立在儒释道信仰之下的党文化也就比中世纪教会对于古希腊文化的压制更加残酷、全面和彻底。
如果说神是永恒的，神所规定的善恶价值必然也是永恒的，从这种永恒的价值观中派生出的文化，也是永恒的。这就是为甚么当人们今天看到敦煌飞天或是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仍然会感到深刻的心灵震撼的原因。但中国正统文化经过毛泽东的文革浩劫之后，恢复正统文化已经非常困难。
中华文化的复兴，成为中国人的首要任务。对于人类来说，最深刻的影响来自信仰，而最广泛的影响则来自文化。越是研究人类历史的变迁，文化就越显示出他润物无声、无远弗届的力量。但中华文化的复兴还面临着比西方文化更大的困境。其原因在于儒释道信仰博大精深，微言大义，普通人难以读懂艰深的经典，此时真正的修行人就成为文化传承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毛泽东对于经典的毁弃、对于人的镇压，让现代人与中华正统文化之间断裂出了一个不可复归的鸿沟。因此，中国的文化似陷入了一种绝境，后路已断，前程渺茫。十五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了东罗马帝国，大批艺术人才从东罗马逃亡意大利，政教合一的中世纪结束了，古希腊文明的魅力席卷西欧，引发了这场文艺复兴运动。在这次浪潮中，绘画、雕塑和音乐都产生了飞跃。中国的情形与西方文艺复兴的前夜，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且中华文化的处境实际上早已奄奄待毙。
如果仅从文化本身来谈恢复已毫无希望，然而从信仰层面入手解决文化的复兴与重建，还是大有希望。儒释道信仰的精华，并由此派生出的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有近似之处，甚至还有创新——“复兴”这个词，从形式及内涵上不仅对中华正统文化予以继承与弘扬，还更在于重生与再造。这种新文化已展现出正统文化的神髓，唤醒人们对久远历史的记忆，引起来自旷古久远的共鸣，直指中华正统文化的本质。
如认识到中国的文化原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们就可以自信地说，中国有强大的基础，如果重新把传统文化推广，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现在的中国，共产暴力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党文化”，正在文化复兴运动中冰消雪解，传统文化正在迅速恢复和重建。由此，必将引发中国人生活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帮助中国人信仰、道德的重建。
生逢在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本身就引起人们对生活的莫大兴趣。人们将见证并参与一个历史的转折，促成一个大时代的来临。开启中华文化复兴之路，一如西方的文艺复兴，成为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社会的起点。在不久的将来，中华文化复兴将以里程碑的地位载入史册，让后世的人感慨、追思和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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