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江青接受审判（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被党内权争利用的民意
抓捕四人帮，不是一种“合法”变革，何以受到人民群众欢迎？因为他推倒了毛主义强极权主义统治。但是，抓捕四人帮既不是民粹主义行动，更不是民主程序之施行，而只是一场“正面”的宫廷政变。这次抓捕，如果说有什么民意基础的话，不过印证了人民对于文革的反对。那么，这场民意运动有什么迹象可寻？有。这个迹象就是“四‧五运动”。四五运动是不是直接导致毛的民意基础崩塌？回答是，一半一半──就是，四五运动开启了对于毛的严重质疑和否定──但是，对于毛党的质疑和否定呈现什么状况呢？可惜，这个状况并不乐观。我们看到，第一，四五运动的首要寄托对象是邓。第二，人民运动鱼龙混杂，并无明晰的反对派纲领和反对派运动登场。第三，他们反对毛，肯定党的政治倾向十分明确。故此，在延后抓捕四人帮和肯定毛的矛盾举措之中，党从中渔利，使得事情完全按照党的意志发展。第四，在党内关于改革的争议中，胡、赵派（自相矛盾）并未组织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组织之；旋即，让另外一个超强寡头统治了以后的中国。这是人们在乐观其成的抓捕行为以后，发现的一个迹象──人民，被裹挟在推倒四人帮的行为当中，成为抓捕合法性的来源──而这个合法性，正是让党代替民主程序的另外一个开始。
这个结束的开始，也是开始的结束。毛“反对走资派”的行动停止了，人民开始让邓“走资”──这个走资带来以后的一切问题，灾难和屠杀（六四）。这样，和前此毛鼓动（让）人民起义一样，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切的抓捕历史之端倪从中觅出。我们称之为“人民文革”让位给“人民改革”──而“人民”如何如何，其实，就是人民被裹挟，让邓小平起来主宰他们的命运，以致改革做完“第二次掠夺”（公有制──私有制）后，“人民”，再次被推到边缘状态，这是抓捕的开始，也是抓捕的结束──是文革改变成为官僚特权经济的开始──这个开始，如果说和毛有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就是：邓小平并不推倒四九年毛之易帜带来的权力“正统”──只是这个正统改变成为利益的延续──因为权、利之间的分梳十分清晰：毛赋予权力／利之基础；在此基础上，邓施行权力／利分配和再分配。一切，就这样宣告结束了。这是所谓“粉碎四人帮”带来的全部结果。当再爆发类似民粹运动、例如发展成为“六四”运动的时候，邓认为，这是又一次文革，于是镇压之。故此，抓捕四人帮的真实结果和用意，就是要人民服从运动，而绝对不是朝向任何自由和民主方向努力。
俄罗斯普京之倒退模式
后邓局面和毛之政治表面天壤之别，其联系要素，就是权力和党治的一以贯之的所谓正统地位。抓捕“四人帮”成为党（和党内大佬叶、华、汪等）施行改朝换代的一种变通；这个变通，丝毫没有更改党主宰一切改革，一切法制，一切之根本。故此抓捕一事，不能给予过高的评价。其带来的问题，远远超过要解决的课题。这些课题是，一，中国反对派运动之根本何在？是不是可以继续依附在所谓党内改革派的身上，而做所谓的皮──毛关系论，出让真正反对派的政治权力。二，如果极权主义内部，根本不存在反对运动之政治实力，那么，以后，所谓民主政治的制衡可能性，如何出现？也就是三，我们所谓戈尔巴乔夫模式，是不是会因为他们苏联本来就没有政治反对派、政治反对党，从而形成即便出现寡头改革，其后之命运，还是因为没有民主制衡的政治实力而导致戈式改革，转位成为普京之倒退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其“政权党”凌驾杜马和司法之戈氏所谓“俄罗斯没有民主”（没有司法，议会独立于政府）之政治模式。（见其最近谈话）
这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看到，俄罗斯问题的根本，就在于他们除去列宁的、托洛茨基的政治运作以外，所有的路标派、巡神派和赫尔岑，杜，车，别派，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反对党，而是俄罗斯虚无主义分子的清谈沙龙。这样，事情发展到赫鲁晓夫和戈氏，并未发生真正的改变。于是，一头独大，独强，独弱，独在的改革，被普京轻轻一煽，随即灰飞烟灭，而转变成为另外一种俄罗斯独裁统治──也就是索尔仁尼琴所谓其上层三百人之“恶贯满盈”的统治。于是，俄罗斯的今天，是不是成为我们“人民改革论”、改革家的明天？换言之，如果我们中国人，一直以来停留在所谓依靠叶帅、或是什么帅来带领我们改革、抓捕、变通──让他们主宰一切，而不像一切的民主国家，一切的民主历史，一切的民主变革那样，“要为反对党架起金桥”──那么，我们最后就会看到，即便中国出现了戈氏式人物，他们，最终还是会回到俄罗斯式的普京模式而无其他──这个模式，就是所谓富人、黑帮、党阀三行组合的民主膺品和自由伪装，这是中国人民主自由抗争又要付出的代价吗？
天安门流血宣告了不幸的循环
我们在文革过去四十五年的时间里，应该对所谓“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情，给予重新评价。一个明确的启示是，正确评价和回顾党在易帜期间其建立“合法性”统治的各种手段和目的。在此阶段，党总会做出多少出轨和冒进的举动。例如苏联、斯大林是建立东欧“联合政府”之首创者。这个联合政府，就是短暂容纳共同反对希特勒的东欧非共产党人与共产党人一齐组建的政府形式，直到利用价值完结。这个方式被毛泽东照猫画虎，为他所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再如，毛为了确立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要实行土地私有制于须臾。最后，他却将之推翻。诸如此类。这就和邓治前期，允许民主墙，允许某种社、资不争，允许某种务虚和务实如出一辙。但是这种时期，稍踪即逝。仍然归于独裁，镇压，要稳定……于是，所有粉碎四人帮，改革大开放等等礼炮花絮，都随着天安门的流血，宣告完结。不幸的不是流血，而是那些随着粉碎四人帮起舞至今之人物和派别。他们以为政治的“小阳春”就要出现，就要到来，他们说，现在是中国政治“百家争鸣的前夜”，……救世主就要从天而降，解民于倒悬。天啊！
请问国人，这可能吗？
来源:动向杂志第3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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