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立法
【看中国记者谢嘉玲编译报导】据美联社5月27日报导，每个工作日早上7:20，同事们都会用车来接住在二楼公寓的“囚犯”姚立法，一起前往他曾任教多年的小学。
白天，姚立法被关在一个房间内，由年轻的体育老师和其他学校员工看着，不允许工作。晚饭时或更晚的时候，他被送回与他的妻子和3岁女儿共同居住的寓所。一架摄像机监视着大楼的入口处，同时有警员坐在外面的一间小屋里。
“在学校，如果我不得不上洗手间，都有人陪着。绝大部分时间，他们不准我与其他人说话，也不准接听电话。”姚立法最近一次在钱江市的家中深夜接受网络电话采访时说。“当他们把我带回家，就把我交给下一班。”
就象逃出来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姚立法属于被当局严密控制的无数活动人士中的一个，即使他们没有违法任何法律。
据人权团体及被监视的当事人说，当局在用同事、邻居、政府人员、无业的年轻混混和黑帮成员来监视这些“麻烦制造者”。
姚立法从来没有面临任何刑事指控。他的“不当行为”是几十年来他在争取民主选举的竞选活动。
姚立法说，“他们不会让我教学。他们当然害怕我会给学生谈论民主”。54岁的姚立法是一名前学校管理人员，也是科学实验室的老师。
“当局会动用10个人来看管一个谁也没有听说过的社会活动人士”，人权观察研究员Nicholas Bequelin说，“他们的任务是要为这个政权识别任何‘不稳定因素’，并将之掐灭在萌芽状态”。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活动人士”，成为当局的“目标人群”，从典型的持不同政见者，到劳工组织者，及越来越多希望北京纠正地方不法行为的普通国民。
现在，大量的资金流向这个庞大的监控体系。用于警察、法院、检察院和其他执法机构的预算在过去十年飙升，今年是连续第二年超出官方的军费预算，逼近7020亿元人民币（1100亿美元）。
北京将这些“维稳经费”划分到各省，把政府控制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只要能平息“麻烦”，北京似乎不介意如何花这笔钱。这也给现金短缺的地方政府和执法人员更多的获利机会。
不仅是警方，姚立法指出钱江市教育局也从对他的监视经费中获利。他的“陪同人员”主要来自钱江教育局、他所在的潜江市实验小学及全市教育系统的体育教师队伍。
在当地政府的薪资名单上，政府支付14到50人每天的开支，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他说他们称之为“姚立法特别小组”。他们每天一班是50元人民币（8美元），夜班加倍。他说，通常，他们的旅馆费、交通费、伙食费及烟钱都能报销。
姚立法说，有一百万人口的钱江市，有很多工厂在生存中挣扎；在当地，一名初级教师每月基本工资约为1000元人民币（160美元），资深教师能拿到三倍。
他说，“（对他的监控费）对教师们来讲报酬不算糟糕”，“英语老师可能不会去拿。他们可以通过做家教挣额外的钱，但体育教师就没有这样的机会。此外，他们的上司要他们这样做，他们不得不从。”
《财经》杂志去年报道，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农业县－云安，在其6700名官员中，超过四分之一是在拿“维稳”工资。报道说，当地的维稳办公室花钱购置面包车、摩托车和电脑；2010年，每阻止一名当地人到北京上访，就拨发两万元人民币（3100美元）的奖金。
最终逃出非法拘禁、前往美国纽约的盲人法律活动家陈光诚，在一份视频中讲述了他这两年来遭受的残酷的家庭软禁，他说，其中涉及100多名警察和其他官员。他及妻子和母亲均遭到殴打，他年幼的小女儿遭到搜身和骚扰。
当地的计划生育官员对他揭露政府在“一胎化政策”下强迫堕胎和强制结扎怀恨在心。当局雇佣当地的农民来把守他家及村庄入口。他们能拿到每天100元人民币（16美元）的报酬，虽然其中的十分之一要被监察队负责人“抽水”，陈光诚说，这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报酬。
陈光诚在视频中说，“那些人，如果他们做其他的工作，一天只能挣50至60元。但现在，他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还一日三餐免费，又没有风险。他们当然乐意这样去做。他说，有官员告诉他，2008年花费在看管他身上的经费是3000万元人民币（430万美元），至去年，这一经费已经翻倍。
中国公安部没有回应记者要求其发表相应评论的请求。临沂与钱江当局也没有回答或拒绝回答有关陈光诚和姚立法境遇的询问与评论。
资深人权游说家卡姆（John Kamm）说，象陈光诚和姚立法这样的情况只是“冰山的一角”。他在对话基金会（Dui Hua Foundation）的一项研究中发现，1980年代中期以来，北京已责成全国各地的警方控制“目标人群”。卡姆说，比较确切的估计，在中国13亿人口中，每1000人中有一人属警方的“目标”。
25年前，姚立法试图利用一个新的选举法，让自己作为一名独立人士参选潜江人大代表。经过十年的尝试，他于1998年获得成功。他因试图改变中共的独统体系而成为了“活动人士”。他倡导农民反对高税收和高收费的权利。
但遭到中共这个政党的回击。2003年，姚立法和31名教师以及其他受其鼓舞而参选人大代表的人士在“选举”中全部落败。姚立法抱怨说当局做了手脚。之后，姚立法遭到短期拘留的日子开始了。但他也不时溜出去，与全国各地志同道合的活动人士会面。
去年年初，当他从上海和北京之行返回后不久，当局收紧了对他的控制。姚立法说，学校的副校长王谦（Wang Qian音译）及警察和其他人绑架了他，用车把他拉到500公里外的一家酒店。他趁看守人员睡觉时朝窗外扔了张纸条，后来他获得自由。在七月份的另一次酒店软禁中，他于凌晨3点从二楼窗户跳下，他的背部和手臂受伤，而没有逃跑成功。
去年9月份，“姚立法特别小队”形成了目前的“早上接走、晚上送回”的格局。
“在学校里，通常有八个人和我在一起，他们的任务是不中断地与我讲话，对我进行说教”，“一是不让我休息，二是看我的反应。有一人负责记笔记。”
有些晚上，姚立法说，看到夜幕中有些男子睡在他家楼前的一辆小车内，在楼前小屋里也有警察。他说，他听说学校和教育局为花费在他身上的30万元人民币（4.8万美元）监视经费发生了争执。
“我有很多熟人，其中一些在公安局工作”，姚立法说。 “他们告诉我，真的，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姚立法。如果我们有一个，我们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译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来源: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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