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乞兴学、道德高尚、广受民间好评的武训(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序曲，是毛泽东夫妇联手，将行乞兴学、道德高尚、广受民间好评的武训诬蔑成罪大恶极的坏人，铲除这座旨在开通民智的灯塔。
武训（1838.12.5－1896.5.24），山东堂邑人，原名武七，“训”字是后来清朝政府嘉奖他“行乞兴学”、“为天下后世训”而替他取的名字。武七出身贫苦，父母早亡，深受不识字之苦。二十岁时立下誓言，要苦行修学，普及识字，开通民智。他讨饭、打短工、变戏法，居不求安，食不求美，终身不娶，服褴褛，卧无枕，锱铢累积，受尽非人的苦难。1888年50岁时办起了第一所“崇贤义学”，免费让贫苦孩子入学。第二年，他又在馆陶县办起了第二所义塾。临终前的1896年，武七在临清办起了第三所义塾。武训的精神广为后人敬仰效仿。1944年，大教育家陶行知说：“武训精神可用三无与四有来回答。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有此三无，照一般想法，那能做什么事？可是他有四有，即：一有合乎大众需要的宏愿，二有合乎自己能力的方法，三有公私分明的廉洁，四有尽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1951年2月，从1947年7月开始拍摄、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公映后，北京、天津、上海三城市的报刊上发表歌颂电影及武训本人的文章40余篇，号召人们学习“武训精神”。2月21日晚，在中南海小礼堂由周恩来和胡乔木出面召集，放映了电影《武训传》，参加观看的有100多位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长达3个小时的放映中，获得了不少掌声。朱德表现得最活跃，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还和导演孙瑜握手，肯定道：“很有教育意义。”总之，对于武训和《武训传》是“好评如潮，口碑载道”[1]。
电影《武训传》的主题歌《武训赞》，孙瑜作词，章钧谱曲，歌词内容如下：
大哉武训 至勇至仁
行乞兴学 苦操奇行
一囊一钵 仆仆风尘
一专一瓦 累积成金
街头卖艺 市上售歌
为牛为马 舍命舍身
世风何薄 大陆日沉
谁启我愚 谁济我贫
大哉武训 至勇至仁
行乞兴学 千古一人
在孙瑜著《武训传》结尾处，还有这样一段话——女教师说：“我们纪念武训，要发奋用功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要认识他的勇敢的、典型的中华民族的崇高品质；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忘我精神。” [2]这应该是影片结尾处女教师在武训祠前面对孩子们说的话。
如果中国社会按照开通民智的思路发展下去，毛泽东至私之“以崇拜毛泽东为纲”根本就没法实行下去，所以毛泽东必然出手诬蔑武训、陷害武训、封杀武训，以儆效尤。不说别的，就冲《武训赞》开头四个字“大哉武训”、结尾四个字“千古一人”，毛泽东就必然要将武训消灭掉——千古一人的大哉人物由你武训当了，我毛泽东往哪里摆？1951年灭掉了“千古一人”的武训，到1966年毛泽东享受林彪的称赞：“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该是多么舒畅。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同期还在“党的生活”专栏发表短评，通告了中共中央对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组织要求：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昆仑影业公司得到指示，立即通电各地，停映《武训传》。[3]毛泽东的文章和相关措施如同一串晴空霹雳，震得人们莫名其妙、惊慌失措、失魂落魄。
毛泽东刮起的狂风之大，甚至把郭沫若这么一个在科学文化考古方面、文学创作方面都有巨大成就的大家、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变成如同墙头草一样的东西——随风倒。在毛泽东的社论发表10天以后，曾经高度评价武训为“圣人”、赞扬武训勤苦推行普及教育的“武训精神”的郭沫若，时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于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在文章中，郭沫若首先对于往日自己对武训的歌颂，作了自我批评，然后对武训展开了违心的批判，特别指出了由于“武训和我们的时代相隔较远，历史的真相模糊了，而又不会加以研究”，就容易被武训表面上一些刻苦行为所蒙蔽。他认为，武训的以身作则是一种“奴化教育”，“事实上是比奴化教育本身，尤其值得诅咒”。[4]殊不知毛泽东时代亿万人必须忠于毛泽东的教育，才是真正的奴化教育，使得亿万中国人不但奴于身，而且奴于心。
1951年6月，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联合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进行了20余天的调查。所谓调查，主要是个形式，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证实毛泽东5月20日社论已经捏造出来的结论。在调查团中，最关键的成员是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调查团成员、当时堂邑县委书记段俊卿回忆说：“江青一到堂邑就明确告诉县委，调查就是为了证明武训是坏人。”县委没办法，只好作动员，明确告诉被调查者“只能拣坏的说”。当调查团一再强调武训是坏人时，老百姓不理解，有人问：“怎么土改斗完了地主，又斗开武训了？”
毛泽东很重视调查团上报给他的“调查记”，在各个部分都改写，还加了一些段落。最后由毛泽东修改定稿。毛泽东定稿的《调查记》，极尽诬蔑武训之能事。《调查记》最后结论说：“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1951年7月23至28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后来又单独出版了小册子，从而把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推向了最高潮，也为武训和《武训传》的性质定了案[5]。袁晞以历史资料为根据，总结起来一句话：“毛泽东坐在家中信笔一改，武训便被扣上了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三顶大帽子。”[6]有心看看毛泽东创作《武训历史调查记》真相的人，阅读袁晞著《〈武训传〉批判纪事》即可。
注：
[1]盖军：《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历史纪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0—482页；邱石：《共和国轶事 第3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6页。
[2]孙瑜：《武训传》，上海：上海新亚书店1951年2月初版，附录第1页，正文第194页。
[3]盖军：《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历史纪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3页。
[4]冯晓蔚：《批武训：毛泽东与郭沫若的首次政治分歧》，石家庄：《党史博采》杂志2006年第3期，第20—22页。
[5]邱石：《共和国轶事 第3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52—57页。
[6]袁晞：《〈武训传〉批判纪事》，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173页。
来源:《毛泽东的假象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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