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空前的大灾难当中,毛在声色的追逐上却变本加厉,而且已经越来越不加丝毫掩饰。
中南海春藕斋重新粉画装修,舞会的场所暂时迁移到怀仁堂内北大厅,后来又回到了春藕斋,春藕斋舞厅旁边新修了一间“休息室”,里面放了床。我那时仍是每场舞会必到,常在舞兴正酣的时候,大家都看见毛拉着一位女孩子去休息室,待在里面,少则半小时,长则一个多小时。这时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刚好改名成一一八(118)会议室,这是一大间会议室,里面的装璜,家具,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的规模,是我见过最豪华的房间,在人民大会堂内,毛又有一些女朋友。
许多女孩子以与毛有这种特殊关系为荣,这些女孩子大多是贫农出身,或是从小由政府养大,思想上非常崇拜毛,毛的临幸自然会让她们感觉到莫大的恩宠。但是也有一些女孩子拒绝毛的要求,通常她们是年纪较大,教育水平较高的女青年。有些护士认为与病人发生亲密关系,有违职业道德。
大部分的女孩都知道这特殊关系只是暂时的,她们开始服侍毛时都极为年轻,而且未婚,等毛厌倦了,就会安排她们跟年龄差不多的人结婚。在毛宠幸期间,他要他的女友们对他忠贞,虽然有的也会自行结婚,却仍会被毛叫去陪伴。
这些年轻女孩在敬畏毛的政治权利外,也倾倒于毛的性能力,毛在六十七岁时,阳萎问题完全消失,毛在那时成为实践者--性的功能是延年益寿,而不单是享受。
我不可避免地知道了毛的许多臭事。他的女友平时则大肆宣扬这种特殊关系,而且说话露骨。毛常把素女经拿给他的一些女人看,这成了他的教科书。有的女孩很年轻,文化程度又低,这部书字句艰涩,与现代语言有不少差别,她们常拿一些看不懂的字词来问我。这些都是很难解释清楚的,也无法说清。有天一个女孩子毫无遮掩的告诉我:“主席可真是个伟大人物,他样样都伟大,真使人陶醉。”
年轻女人既多,有位年轻卫士便惹上麻烦。有天半夜,一位文工团团员来卫士值班室给毛取安眠药。这位卫士开玩笑的拍了毛女友的臀部一下,说她长得很白很嫩。她立刻变了脸,骂了一声:“流氓”。匆匆走了。她回到毛的卧室,向毛全部都说了,当夜毛将汪东兴叫来。
汪从毛卧室出来后,便冲进值班室,对卫士吼说:“你怎么什么事都要插一手?这不是老虎嘴里拔牙?”
卫士问汪怎么办。汪说:“听主席的。不过你也不要着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停止了卫士的值班,叫卫士休息,听候处理,并且取走了卫士的手枪。毛原本想将卫士关起来,汪建议不如办得缓和一些,太急太严,怕出人命,并且提出,将卫士作为正常工作调动,调出北京。毛同意了汪的意见。过了两天,汪东兴找卫士正式谈话,将卫士调走。
我们在上海逗留的时候,毛住在锦江饭店南楼第十二层楼。整个南楼全由一组人员居住。这次同行的有一位女机要员。
毛在一九六一年跟这位机要员很热火,二月时毛在她的民兵服相片背面写了一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她当时就想拿出去发表,被毛阻止了。
一天凌晨四点,新调来的一个年轻卫士慌慌张张跑到我的住房将我叫醒,说,:不好了。我到主席房里去给他的茶杯倒开水,我也不知道有人睡在他的床上。我一进去,她光着身子掉下床来,吓得我立刻退出来。你看这怎么办?”那位卫士才来一组不久,不清楚毛的生活规律。他说他不晓得毛房里有女人,他也没看得很真切,只是从放在房门后床前的屏风缝隙里瞧见她。
我起来说:“别急,主席看见你没有?”
他说:“我也不知道他看见没有。我刚一进去,她掉下来,我就跑了。”
我说:“也许主席没有看见。只要他没有看见。只要他没有看见,她怕难为情,也不一定告诉主席。就算告诉了,也没有关系。”我又劝他,以后不可大意。进房以前,一定要清楚里面有没有人。
卫士说:“我刚来,也没有谁向我说明,该什么时候进去,该怎么办,全凭自已揣摩,自已摸索。我又不知道会有这种事。”一面说,一面哭。我又安慰他,问他告诉汪东兴没有。他说还没有。我告诉他,明天乘空告诉汪东兴,可是不要再同别人讲了,免得传来传去,就成了大问题。又告诉他,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以后可要小心了。毛的房里有女人,千万不可进去。以免误会。
卫士说他不能干下去了。我说干不干自已作不了主,汪东兴也得听毛的。那卫士只有十九岁,很天真老实。最后他说:“万一有什么事发生,你要证明我确实不了解情况。
卫士从我八楼的房里出来后,回到十二楼值班室。不过十几分钟,毛房里大吵大嚷起来。卫士不敢去看,后来叫得太厉害了,他才走到房门口。她正在大哭,毛看见卫士,叫他进去,说她不尊重他,没有礼貌,立刻开会,批评她。
原来她与毛都是湖南人,在中南海跳舞认识的。她有个朋友,想结婚,毛不让她结婚。今天早上,又讲到结婚的事,她便说毛将她当作泄欲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过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毛听了非常生气,将她踹到床下,就此争吵起来。他两人根本没注意到卫士进去倒了开水。
毛叫汪东兴去,要汪立刻开会批评她。但她说如果开批评会,就要公开她和毛关系的内情。而且要公开指控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汪真是进退两难。汪便找我商量。
汪说:“这怎么好。随便批评一下,传到毛那里去,毛说我敷衍了事,这就说明我们知道内幕,才马马虎虎过去。但是批重了,她沉不住气,说出真相,等于将毛的丑事抖露出来,毛会认为丑化他。”
于是汪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由我先找她谈一谈,说明要按照没有听从和不尊重主席批评,别的事不要谈。她同意了。批评会还是开了。会上她觉得委屈,又哭了一顿,作了自我批评。这事算是就此了结。
但毛仍不让她结婚。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顾不上了,她结了婚。毛转而对另一位文工团团员发生兴趣。这位是江青在外地时第一个整晚待在毛房内伺候他的女人。在一次晚会后,毛将她带回一组住所,这时江青已去杭州。这位文工团团员白天晚上都住在一组。端茶送饭,完全由她侍候。毛带着她到了上海以后,仍住在锦江饭店南楼。毛和她打得火热的时候,夜晚便要她睡在他的房里。
上海市公安局的人、上海市委招待处的人和锦江饭店的负责人都在这里,再加上饭店的服务人员,这么多人都知道毛留女人住在房里。这位文工团团员也很得意。她原本就想利用这次外出,将她与毛的特殊关系挑明。她同我说过:“过着这种不明不暗的生活,算怎么一回事哪?”
但汪东兴负责安全工作外,还兼顾毛的名誉。那么多人知道毛留女人在房内过夜,影响太坏。何况人多口杂,不好。汪认为还是劝毛让这位文工团团员住到别的房间里好些。但汪又不敢自已去跟毛说,便叫卫士给毛提意见。汪跟卫士交代,不能将以上的意见说明是出自汪的口里,只能说是他本人的建议。卫士向毛讲了以上的建议。毛很不高兴,但是勉强同意了。让这位文工团团员住到八楼的一间房内。这便种下了将这位卫士调走的原因。
这位文工团员还给毛介绍别的女人。她名副其实的“内举不避亲”,将姐姐们都介绍给毛。毛曾让她将大嫂带来见过一次。这位女子年纪大了,长得也不好看。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毛在我们住的无锡太湖内的梅园请那位文工团团员、她二姊和二姊夫一起吃饭。毛不在乎二姊是已婚女子,绿帽冠顶的这位二姊夫不但没有义愤填膺,反而深觉与有荣焉,窃望以此做升官之阶。晚饭后,毛叫他回家,让二姊住了参个晚上。在这期间,毛将曾希圣和柯庆施叫来,讨论了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毛表示支持曾希圣的这一建议。但到一九六二年夏,又批评这是资本主义复辟。
汪东兴为此曾愤愤地说:“竟然还会有这样忘八式的男人。”汪东兴还讥笑说:“她的妈是死了,不死的话,也会来。这一家子真是一锅煮。”
自一九六零年以后,毛的性放纵越来越不顾一切。汪东兴一次同我说:“主席年纪老了,是不是觉得活不久了,要大捞一把。否则怎么有这么大兴趣,这么大劲?”
大部分的女孩在初识毛时,仍是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力,都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逐渐堕落。多年来,我看着旧戏不断重演。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后,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日异趾高气昂。与毛的特殊关系是这些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机会。被毛宠幸后,个个变得骄纵,仗势欺人而难以伺候。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毛踢开的女人,利用与毛有过这种关系往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
那位文工团团员有阴道滴虫病。她说在文工团内,女团员穿的舞蹈服装,全部是混穿混用的,所以一名女团员有了滴虫病,很快就传给了所有的女团员。这种病在男子受染后,没有什么症状,容易忽略过去,但是可以传给女人。女人在初染急性期,症状明显,但到了慢性期,症状就很少了。
毛很快受到传染,成为滴虫携带者。此后,凡是同他有这种特殊关系的女人,没有一个不受到传染。毛根本不相信他自已已经受染。一组知道内情的人,都自带盥洗用具,于是我的药箱内又得装入消毒用药,交给卫士,让他们自已动手。我交代他们,消毒这事不能让毛知道。
来源: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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