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大规模摧残民主群星(图)

编者按：中共史家沙健孙曾有一份研究，透露中共利用学运在内战中逹到牵制中华民国政府及国军力量。该研究有一段指出毛泽东就表明中共的两条战线，第一条战线是“蒋介石进犯军的人民解放军的战争”，第二条战线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而那些中共在背后鼓动下的学运中，当年的“民主群星”却纷纷在中共执政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大规模的摧残殆尽。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李锐（左）和《群星陨落记》作者李凌。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今年我已经吃九十六岁的饭了，精力体力大不如前，很少伏案握笔。前不久，李凌同志将他的书稿《“民主堡垒”群星陨落记》给我，并嘱写序言。我之所以应命，是由于这本大著中有我熟悉的人，主要描述了当代许多著名学者、大师的悲惨命运，所关注的问题恰恰是我晚年不断呼唤的“何时宪政大开张”。可以说，这本书是当代中国历史变局的一个例证。

西南联大先后有二百名地下党员

一九三九年夏，我到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时（青委书记是蒋南翔），认识了袁永熙。他当时是西南联大党总支书记，参与领导学生民主运动。他曾有过短暂辉煌。“解放”后，在团中央任学生部副部长、清华党委书记、校长助理。他的夫人陈琏（陈布雷的女儿）因他被打成右派而离婚，文革中自杀。

一九五二年以前，我一直在报社和宣传部门工作，非常关心国家形势的发展，对国民党镇压民主运动曾写过不少文章。昆明的“一二一”惨案，随后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遇难，是震动全国的大事。书中的统计数字说明：“一二一”前，昆明的大学中只有党员二十多人，运动之后发展到一百多人，仅西南联大就有七十一人。西南联大存在的八年多时间里，曾在校就读的学生约八千人，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三千八百多人，先后在校中学习和工作过的中共党员有二百零六人。其中“一二一”惨案中遇难的烈士有于再、潘琐、李鲁连、张华昌（于、张不是联大的）。

大多数学生“解放”后在各种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马识途、宋平、王汉斌、彭佩云、何东昌、何功楷、沈克琦、李晓等。有一位一九四○年在联大毕业的老教授、研究美国史的专家刘绪贻，书中没有提及。二○一二年五月，武汉大学为刘教授一百岁大寿开了庆祝研讨会。由于他坚决反对“用民本偷换民主”的“维稳”，以此压制改革，大家歌颂他为“百岁非毛派”。

一支富民主思想的校长教授队伍

西南联大能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堡垒，不仅是云南省工委领导了联大有战斗力的党组织，一批优秀党员和许多进步同学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还有一支富有民主思想的校领导和教授队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后两校校长蒋梦麟、张伯苓都在重庆有兼职，不能来云南，校务由清华校长梅贻琦全权主管。梅的人品与个人修养极佳，从不轻易发言，成竹藏胸，言出必行，行必有方。

梅校长的生活也很严谨，他将校长专用车改为公用车，自己尽量步行；每遇困难挺身而出，从不独断专行。清华成立之初就是民主治校，梅校长力主学术自由，抗拒政府政治控制的教育体制，学校有教授会、评议会和教务会议，最有发言权的是教授，被称为“教授治校”。梅视教授为大学的脊梁，一九三一年就职演说有这样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没有读过大学的华罗庚，入学考试英语差的吴晗，数学极差的钱钟书，都是他引进的人才。在云南时，梅校长对校内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活动从不干涉，甚至加以保护，对“国民党镇压学生行动”时则予以抵制。

联大有一支出名的富有民主思想的教授队伍。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遭国民党刺杀，引起轩然大波，激发更多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的敌对方面。罗隆基、潘光旦、曾昭伦、费孝通、向达、吴晗还有云南大学的潘大逵等，都是竭力促进中国民主化变革进程的。他们大都留过学，受西方科学、民主和宪政治国的影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深感不满。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都成了民盟的高层成员。这当然也是联大成为“民主堡垒”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年坚持民主制度的人，未必接受马克思主义。如罗隆基，抗战前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就因为批评国民党统治下的人权状况，鼓吹言论自由，就大受迫害，要取消他的教授资格。他的政治思想，就是从英国拉斯基学来的政治学，在《新月》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对于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作了直接的批评。这些教授反对国民党的统治是极其真诚的、坚决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还可以说陈寅恪教授，我和黎澍同去钱钟书家拜访时，听钱谈到，“解放”初期，郭沫若写信给陈，邀请他到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任所长。陈回信说：如要我当所长，这个所就不讲马克思主义，请你告毛泽东、刘少奇得到他们的同意。

陈没有去台湾，一直留在广东中山大学，也没有北上。陈是史学大师，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陈是真正的家学渊源：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和父亲陈三立都支持维新变法，举办新政，遭到撤职。陈寅恪曾经指导“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桎梏”当时指三民主义，后来指马克思主义。中央曾先后派章士钊、陈毅、周扬等人到广州劝说陈来京就职，陈一一谢绝。

这些当年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进步青年和精神独立的教授们，结合在一起，就成了“民主堡垒”，乃星空中璀璨夺目的群星。这种定性是完全正确的。

联大师生历次运动被斗者不计其数

李凌这本书的书名是《群星陨落记》，它不是要写群星，而是要写群星的陨落。一九四九年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被赶到台湾去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成了大陆的执政党。根据当年共产党尤其毛泽东着重宣传的，要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些民主教授和革命学生们追求的目标可说已经达到了，这不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吗。可是奇怪的是，就像天文学上发生的流星雨一样，群星乱落了！这本书就是记下了这一页历史。

一九四九年以来，政治运动不断（有学者统计，大小四十多次），这些运动不论叫做什么名字，都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都是整人的，首先是打击知识分子的。书中写到：当年受周恩来派遣到昆明做龙云工作的华岗，取得很大的成功，还一度化名在西南联大任教。可是到了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中，他就在山东大学校长的任上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后来被整死了。肃反运动的打击面（立案审查）是一百四十万人，所有政治历史稍微复杂一点的都得列为肃反对象。华岗这样的大案是登了报的，其他的人就无从知道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为了要使右派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毛泽东规定要有十分之一见报。这样，在当年的报纸上，就看到了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曾昭伦、潘大逵、吴文藻、吴景超、向达⋯⋯等等民主教授被列为右派分子的材料。联大的学生划为右派分子的，有参加党组织领导的袁永熙。

本书作者李凌，是在联大担任过党支部书记的，也被划为极右了。当年在联大积极参加领导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解放后被整得很惨甚至整死的，除袁永熙、陈琏外，还有李炳泉、吴显铖、尚嘉齐、范迪之、卢锡锟等，联大师生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极右、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被抄家、被凌辱的人不知有多少。据我所知，一九五七年谢富治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时，他就把当年“边纵”的许多联大学生党员打成右派、打成地方主义分子。陈寅恪是一九五八年批判“厚古薄今”的运动中，遭到批斗的，从此告别讲台，潜心著述，文革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双目失明二十多年去世。

反右运动大规模摧残民主群星

我在几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刊《炎黄春秋》二○○八年第七期），从《毛选》上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六年最早发表的原件中（《选集》作了大量删改），可以看出他早年的敌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他认为无论哪个国家，都分有上、中、下三等人，或五等人即大、中、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将银行等高等员司、政府高等事务员、政客、部分留学生和大学教授、学生、大律师等，称为“反动派知识阶级”，属于前四等人的附属物（人数约一百万）。将为“中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即大部分留学生、大学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分为右翼和左翼，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这些可友可敌的人有四百万。

延安时期必须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略有变化，但没有根本变化，从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及随后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仍被当作“异端”惨遭迫害，我有亲身经历。（抢救运动中，延安和边区共打了一万五千个特务，一个真的也没有。）毛始终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皮上之毛”，“阶级斗争”革命中的反动派。直到文革时，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连知识也被否定了：“知识越多越蠢，越多越反动”。

关于反右派斗争还应多说几句话。一九四九年后的所有政治运动都是整人的，主要整知识分子。反右派斗争除开打击人之外，还要批判这些人的见解，即批判所谓右派言论和右派思想。今天看来，其实当年所批判的右派思想，其中许多都是有助于中国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主张。批判了这些，就颠倒了是非，迟滞了中国按普世规律前进的进程，其后遗症至今还没有消除。

反右派运动可以说是对中国民主群星一次大规模的摧毁。可是事情至此还没有完，比如吴晗，在反右派运动中是颇为积极的（那时他刚入党），到文化大革命就成了祭旗的牺牲，最后他全家死得好惨。

毛定知识分子为反革命文革祭刀

由于知识分子喜欢提意见，喜欢多嘴多舌，执政当权之后，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异己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感到同他所希望的人人都当“驯服工具”，当“螺丝钉”（学雷锋）的要求格格不入，将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当敌人看待的早年认识，终于可以在现实中得到实践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对“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中说：“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

既然是反革命，当然要对付了。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对他的美国友人斯诺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呵，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边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这个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纪要，在注释中指出：“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全体党员，并认真学习，正确领会主席讲话精神。”也就是说要全国各地一直到基层党支部都要对知识分子“开刀”。（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至第118页，第12至35页，第13至171页、182页。）

文革中，将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毛泽东扭曲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

西南联大即是“民主堡垒”，又是“人才摇篮”。在八年多的教学期间，教育出的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生中，到一九九五年，共有九十位学生成为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我国二十三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八位是联大人，其中只有赵九章、杨嘉墀两位是当年的教师，其余六位都是当年的学生，即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朱光亚、王希季、邓稼先。我国从二○○○年开始，评“最高科学技术奖”，每两年评出两人。该项奖极其严格，宁缺毋滥。到二○○八年，共评出十二人，其中有当年联大学生四人，即黄昆、叶笃正、刘东生、吴征镒。还有李政道、杨振宁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也来自联大物理系。可是培养这些学生的老师们，如曾任清华、北大、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饶毓泰和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赵九章都下场凄惨，甚至被整死了。

李凌同志的这本书，以他的亲见亲闻亲历为主，加上搜集到的材料，记录下这一页沉重的历史。现在的中年尤其青年人，大都不了解这一页历史。中国应当走上自由、民主、科学、法治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大家的责任，一百多年来，多少人为此奋斗、为此牺牲。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进步的道路上处于一种什么身份和地位，毛泽东怎样扭曲了这种地位，历史就在眼前流过，不能无动于衷。任何理论都不能离开真实的历史，对历史要有忠诚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都同他们当年经过的史实分不开。本书作者以耄耋高龄、孜孜不倦来写这本书，当然感到这是一种历史的责任。

前几个月，我所在的单位老干局发了一个《关于开展“党的生日寄语”活动的通知》，要求我们这些老头写一段“寄语”，“以营造庆党的生日、迎党的十八大良好氛围”。我就在“通知”下面的空白处，写了这样几句话，录以结束这篇序言：“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人类历史进步，从工业革命到现在智能社会，靠的是科学知识创新；此种创新又同自由民主的宪政治国分不开。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正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循此普世规律、世界潮流。我们党革命胜利，也是靠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宣扬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获得的。可是执政之后，却走了一条与此相反的道路，殃民祸国，直到‘文革’十年呜呼哀哉。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好转，前十年随世界潮流前进，八九年之后，普世价值失效。我的忧虑在：何时宪政大开张”。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来源:摘自炎黄春秋杂志二○一二年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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