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文化修养(图)

2014-01-19 04:20 作者: 东海一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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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镜头下的毛泽东在延安时的面孔

【看中国2014年01月19日讯】

有一个普遍的误会,认为毛氏传统文化修养很高,其夺权、整人、愚民、御民的技术都是从传统里掏来,他的邪恶毒辣阴谋诡计一肚子坏水是从古书里汲来的。

其实,毛氏的传统学问毫无根基。

经史子集,经是文化至关重要的根,而仁本主义是经典原则,精神主导物质、本性决定习性、道德统帅一切是中华文化特色,与假恶丑、贪嗔痴和各种邪知邪见格格不入。毛氏如真通儒家经典或佛道一经一论,就不可能投入马列主义、唯物主义那种恶性异端的怀抱,不可能欣赏法家思想及人物,更不可能如此胡作非为,对中华文化和天下苍生犯下空前大罪。

论史,毛氏正史不熟,史学不正,倒是了解一些野史,一些小说化、演义化的伪史。有文章如是介绍:

“毛氏一生到底读了多少史书已无从统计,一部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他反复阅读,直至逝世;一部300万字的《资治通鉴》,他读了17遍之多。”(《光明日报》2011年6月17日王香平:《“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毛氏等中共领袖的读史人生》)

这不过毛氏吹牛或帮闲文人拍马屁而已。先不说别的,“技术上”就大不易。《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一天读它近一万字,连续读17年,才能读17遍。毛氏一生有这么多时间放在《资治通鉴》这一部书上?

更重要的是,毛氏生平的思想行为与《资治通鉴》体现的政治文化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别说17遍,他是否从头到尾通读过一遍都值得怀疑。如果说毛氏读过《韩非子》、《商君书》、《厚黑学》几十遍,那就比较可信。他一生尤其是后半生的各种行为表现,都可以在这两本书中得到解释。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官修编年体通史,是根据儒家原则所修的正史之代表作,作者是大儒司马光,在历史上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

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

《资治通鉴》直书(如实记录)各种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的史实,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于叙事之后皆有附论,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余84篇是各家评论。黄盛雄将司马光的附论归纳“诚”与“礼”。贯穿《通鉴》的核心是“礼之纲纪”。张须在《通鉴学》云:

“《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为纲维。名分既坏,则纲维以绝,政权崩溃,恒必由之。温公以此事兆东周之衰,与七国之分立,而又系论以见托始之意。”

尽管“《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陈垣语),但这些评论中透露的立场、原则、思想倾向和价值观无疑是儒家的。司马光坚持的是儒家文化政治的正统立场,强调的是王霸之辩华夷之辨,是仁义道德礼义廉耻,推崇的是“先王之法”是贤明政治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

按照这些标准,毛家政治名不正言不顺纲维以绝,最不诚最非礼纯属蛮夷。霸道不过逊于王道而已,毛家政治完全违背王道原则,比霸道恶劣万倍。根据毛氏生平的思想言论行为特别是其政治行为逻辑判断,他不可能喜欢《资治通鉴》,他的一切都是与《资治通鉴》体现出来的原则和精神对着干的。对于反感反对的书籍下这么大的功夫,不符合人性---即使作为反面教材也罢。

自古以来《资治通鉴》读得好的学者不少,我以为王夫之是读得最深入的。他从69岁开始毕其一生心血写过一本《读通鉴论》,根据儒家义理,借引《资治通鉴》中的史实,分析历代成败兴亡盛衰得失和臧否人物,是一个大儒的历史沉思录,是我最欣赏的一部史论杰作。要读好《资治通鉴》,不可不读《读通鉴论》。

宋末胡三省也读进去了。他如是评价这部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胡三省的评价从反面证明毛氏没读进去。作为人君,他“不知自治之源”、“不知防乱之术”,“下无以治民”;作为人,他“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对于儒家礼乐亦一无所知。他只看到了其中的战争和“相砍”。

他说:

“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

(毛氏对《资治通鉴》的批注多浮皮潦草似是而非,对《史记》《资治通鉴》作者司马迁、司马光的评价也不着调。才气算什么?文化、智慧、道德才是“两司马”最富有的呢。)

当然,除了“相砍术”,毛氏也不是一无所获,他从古书中学到了不少名相,有时候能够把话说得很动听。例如,他曾对孟锦云谈及《资治通鉴》: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又说:“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道理都很不错,可惜有言无行,全是口头禅,实际行动百分百逆行。毛氏时代正是“四维不张”、吏治最坏的时代,臣下绝大多数是“寡廉鲜耻,贪得无厌”之辈(贪权比贪财更可怕),毛氏本人更是无知无畏无耻之尤,有时话说得动听,反而更显得虚伪可怕。另复须知,毛氏巧言令色、言行乖离的表现,恰恰与儒家仁义、诚信、良知诸原则背离。

毛氏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会做诗填词写煽情文章,但他无文化修养,于儒佛道皆浮皮潦草似是而非,更无道德修养----古今中外再也找不到比他更没有修养的人了,完全负修养。“修养”他的是法家之类异端、唯物之类外道,是权谋术厚黑学……它们虽爱打文化招牌,实质上都是一些伪文化、恶文化、丑文化、反文化的东西。

经史子集,他学的经是“权经”、史是野史、子是诸子(如法家兵家杂家)。集,毛氏学了不少,如把小说列入“集”类,毛氏读得最多的是大量权谋、草莽、江湖、宫廷、盗贼、黑幕小说及风月黄色之书。他题给江青的诗《庐山仙人洞照》,就有句子是从黄色小说《花荫露》中抄来的。

毛氏研究的根本不是帝王术也不是霸术,而是厚黑学,他实践的不是王道也不是霸道,而是马家加法家的贼道邪道。他集中西邪说之大成,将法家、马家中特别阴暗邪恶的一面融会贯通,发挥到极致。他就是一个集古今小人伪人恶人于一体、集中外流氓烂仔盗贼之大成的超级暴君。正可谓:“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馨南山之竹,书罪无穷。”

对于中华文化正统和中华民族本身,毛氏都是个穷凶极恶的逆子、贼子和乱臣。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般乱臣贼子,或有所收敛,或不无尊重,毛氏更是变本加厉,以毁灭孔子之道、春秋精神为快。

日前看到一则题为的《逆子虐打双亲,逼父下跪叫爹》报道,说的是上海一名忤逆儿子徐贺君,对年迈的父母拳打脚踢,并曾经打断母亲李淑珍的三条肋骨。近日忤逆儿子更以鞭杆把老父虐打得遍体鳞伤,逼老父徐文昌下跪叫自己“爹”。

这个畜生徐贺君的表现,让我想起毛氏和毛共。它们以马克思主义为“爹”,凌驾于中华文化之上,又以“党妈妈”自居,凌驾于国家、民族和人民之上,这些做法,也与徐贺君异曲同工。中国人民遍体鳞伤,中华文化气息奄奄,儒佛道三条肋骨早已被打断。

古代和外国也有虐待、虐杀父母的儿女,但都属于偶发事件,一旦发现,举国震动。而“解放”以来,为了革命“大义”或蝇头小利而灭亲已经见怪不怪,虐待、虐杀父母事件遍地开花。

这一切也是拜毛氏及中共所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领导阶级丧心,民众就会随之病狂。加上一党独大制度和唯物主义信仰,更是贪嗔痴假恶丑的最佳培养液,让中国人从上到下从官到民“一体同恶”起来。

中共其它领导人败于毛氏是必然的,那是小人败于恶棍;国民党败于共产党也是注定的,那是君子败于小人。

在非正常社会或战乱时期,小人容易得势,恶棍反而成功。有思想有理论有“理想”的小人和恶棍尤为厉害,一般君子是斗不过的。要战胜恶棍,有两种可能:一是比他们更恶;二是成德成圣成为大人,在文化理论和道义各方面都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象面对桀纣的汤武。

如果当时儒门有孔孟那样的“大人物”出现,对马列防之于初萌,拒之于未乱,后来的各种丑剧、悲剧和惨剧也有可能罢演。就是东海在,马列文化反人性、反道德、反文明的真面目被及时揭露,鲁迅们反民主、反常识、反中华的原形将早早暴露,中国人民就不容易上它们的当,它们要成气候就大不易,中共要坐江山就大不易。同时,毛共的参与者、毛氏的拥护者也会有所警惕,或者退出帮凶帮闲的队伍,或者帮起来也不那么理直气壮。

当时马克思主义恶果未显,世人不识其好歹,有情可原,但法家之恶,是略有文化历史常识者都了解的。自古以来,反儒家、反仁义的势力和政权都是恶的,没有例外。毛氏当时虽然没有公开反儒,但共产党中反儒反孔者众,陈独秀就是反儒“起家”的。

法家性恶论与马家唯物论及“社会关系论”结合,错上加错,恶上加恶。姑且不论毛氏的马家“修养”,他对法家和韩非子的推崇是强烈而公开的。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铸定”了毛氏的政治观和人生观,“铸定”了他铁腕和冷血。强调权术权势,治国以暴力加欺诈,为人特别冷酷无情,善于过河拆桥,逆者亡,顺者未必昌。

我曾经教导一文友人,如果你没有一双慧眼,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判断对方值不值得交往和支持,那就是看他信仰什么崇拜什么。如果对方信仰唯物主义之类学说,崇拜商鞅李斯毛泽东之类人物,啥也甭说了,赶快躲开去。

世人绝大多数缺乏知人之明和择法之眼,不能辨别英雄与枭雄、圣佛与盗贼、正见与邪见,不知枭雄盗贼及邪见的可怕。但五四和民国时期,儒家虽倒,根基未断,言论相当自由,国民被愚弄和洗脑的程度还不高,如果有大儒能够象现在的东海一样剖肝输胆地弘真理、辟异端,把各种道理讲得明明白白透透彻彻的,相信必有相当效果,必有相当的国民提前测知毛共和毛氏的可怕。

只要剥下马列主义的理论画皮,揭去鲁迅之流文化帮凶的面具,毛共及毛氏要坐江山将事倍功半,纵然坐上了,未必能再把马列捧上宪位,改良和转型起来就容易得多。

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中国注定有此一劫。当时的儒家群体及广大“文豪”见识、才干、智慧和文化修养都有欠缺,或缺法眼,未能认识到马列文化源头的邪恶和危害;或缺水平,未能从思想、理论上对马列派反儒派迎头痛击;或缺心眼,对崇奉马列的政党及人物抱有幻想,都未能“见机而作”,消恶于初萌,救失于始兆。

当时最优秀的大儒熊十力,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错误有一定认识,但对毛共的社会主义仍不无幻想。熊大师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至于勾勾搭搭试图从中分一杯羹如郭沫若冯友兰之辈,就更不足道矣……

于是,理论冠冕越来越堂皇,道义形象越来越辉煌,国民热烈拥护武力超速壮大,毛共及毛氏想不成功都不行。仁义道德被当作吃人的东西彻底打倒,中国被当成了极少数人自由品尝的人肉宴,而大量不明真相的愚民争先恐后地往菜板上、刀俎下奔去。到了后来想不去也不行了,变成刁民暴民也不行,因为老爷们已经吃滑嘴吃上瘾戒不掉了。

(本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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