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被螫的“黄蜂” 有点小故事(图)

——拜访夹边沟右派蒲一叶

2014-05-29 10:53 作者: 依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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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4年05月29日讯】前记:委托《纵览中国》网站发表我采访夹边沟右派蒲一叶的文字,其中包括访谈、夹边沟饿亡右派写给妻子的求助家书、夹边沟农场回复给死亡家属的信件、“黄蜂”反党集团的原始大字报《向市委进一言》、《右派蒲一叶的单独材料》、《关于改正“黄蜂反党集团”一案的报告》,以及一些当事人照片和蒲一叶先生的手稿照片。

我相信,这些文件和证据都是第一次面世,第一次带到海外发表,都是蒲一叶先生在撰写回忆录《流放夹边沟》时,到档案馆搜集来的,死难者家属保存多年亲手交给他的。

全部发表,意在纪念五十多年前,三千多位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高台明水农场被中共残酷屠杀的右派分子,特别纪念受访人蒲一叶先生提到的:

王世琪,男,二十几岁(不详),原天水团市委学生部部长,“黄蜂反党集团”骨干分子,饿死夹边沟农场。(有《关于改正“黄蜂”反党集团一案的报告》为证。)

“小上海”,姓何,名字不详,男,二十岁,夹边沟右派,饿亡。

裴教授,名字不详,男,五十多岁,兰州某大学教授,饿死于夹边沟农场。

王景全,男,四十七、八岁,北京大学法律习毕业(届数不详),原甘肃省天水市第三中学老师,饿死于夹边沟。(有夹边沟农场给死亡家属回信为证)

王宝真,男,年龄不详,因为对天水市委分配工作不满意,上吊自杀在市委的树上,被市委书记刘书银说成是“革命的叛徒”。(有《向市委进一言》黄蜂,为证)

我们不没有忘记你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依娃

受访人:蒲一叶,男,77岁,甘肃省天水市人。原天水市共青团委秘书。

1955年从天水一中毕业,因患心脏病,不能参加高考,到共青团天水地区委工作。

1957年,被定为“黄峰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划为右派分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退休后写有回忆录《流放夹边沟》,等待出版。

时间:2012年8月30日

采访地点: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蒲一叶先生家

依:蒲伯伯,你好,请说说前后去夹边沟的情况?

蒲:我是五六年参加工作的。那一年考大学,因为心脏有病,体检不合格,就没有参加考试,后来学校动员我参加工作,就到共青团天水市委工作,当时年龄也就是刚好二十岁。

所以到了五七年鸣放的时候,我胆子是很大的,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原因呢?一个是年轻,一个是家庭个人的历史比较单纯一点,就比较敢说话。最关键是对党、对毛(泽东)是毫无保留的相信的,一片忠诚。上面号召鸣放的时候,让党员、团员带头,有啥说啥。

我们几个人的大字报,《向市委进一言》,把市委书记说得是相当得彻底的,也很尖锐。其他人都不敢说,都是大家平时敢怒而不敢言的东西。大字报就给贴出去了。

依:是你一个人写的,还是几个人写的?

蒲:是大家写的,是共青团天水市委几个年轻人写的,署名“黄蜂”,最后就把我们打成了“黄蜂反党集团”。为什么叫“黄蜂”呢?这里面有点小故事,大字报写好后,让大家签名,大家都不太愿意签自己的名字,因为市委的领导都经常见面,觉得不好意思。就有人说:“用个笔名,代表我们大家。”我就说:“用个黄蜂算了。”我记得有个杂志叫《蜜蜂》,急急忙忙中,我记错了,记了个黄蜂。蜜蜂变成了黄蜂。没想到,这个黄蜂是有头呢?

依:哈哈,黄蜂还螫人呢。

蒲:就是,黄蜂厉害是厉害,是有头呢。大字报贴出去以后,市委正在开扩大会议,天水市大大小小的领导都参加了,大家都站在那里看我们的大字报,反响很大。当时有这么一个正面的东西,抨击市委的官僚作风,干部特殊化作风。人传人,到处都在传说。我们当时还得到了表扬,基层的团组织都在积极响应,支持我们的大字报。后来到了反右的时候,把基层的团组织的领导人都牵连上了。

处理的时候,参加鸣放的九个人,七个被划成了右派,其他两个被划成右派言论,这基本上就是一网打尽。去年,有一个王主任来采访我的时候说:“‘黄蜂反党集团’我找了半天,档案里面没有材料。你说奇怪不奇怪?”

依:你当时的角色是不是个“蜂头”?

蒲:不是,我不是。我是一个小蜜蜂,是跟着干的。当时的团市委书记是胡志忠,现在八十多岁了,还健在,被定为“黄蜂反党集团的”养蜂人,我们都是蜂,都是一伙子蜂。这个事情闹大了,《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一副漫画,就是我们的胡书记,他是养蜂人,放出来一群带刺的蜂,朝着红太阳扑着去了,意思是扑向毛和党中央了。

依:就是针对你们这个事件画的漫画吗?

蒲:当时很轰动,就上了《中国青年报》了。可能就是个五七年的秋天,《甘肃日报》上先是有一篇,是五七年的十月份了,有个通讯员报道,配发了一张漫画,说天水市团委做为党的助手,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我后来发现的,报纸我都保存着。是五七年的十月份。

当时处理的时候,第一个骨干分子是王世琪,他是省学联的主席,团县委学生部的部长,被送到夹边沟,死在了夹边沟。我是第二个骨干分子,被打成了极右,被送到夹边沟。当时没有宣布极右,说“黄蜂反党集团”主要骨干分子,就是我们两个。再下来还有一个叫张冀敞,后来在小学当校长,当了一辈子校长,再还有一个王文斌,是团委政治部部长,王文斌我听说已经过世了,八十多岁了,死在清水了。下面还有一些人,一个女的叫叶子兰,少年部的部长,专管少先队的。一共就是给戴了几顶帽子,九个人。处理的最严重的就是我和老王,被送到了夹边沟,

夹边沟,我是五八年五月八号的月去,到了六零年的十二月二十一号回来的。

依:你当时成家了没有?

蒲:没有,没有,我去的时候二十二岁,回来的时候是二十四岁。回来的时候就找不到对象。成了臭不可闻的臭狗屎。

依:你去之前,有没有恋人?

蒲:有,有,有。

依:有没有受影响?

蒲:我们的关系相当好的。她去年去世了,叫个唐淑娟,她是我们一中(天水市第一中学)的校花,哈哈哈。我到团市委参加工作以后,(朋友插言说:蒲一叶先生年轻的时候长得帅,能写善画,很活跃),我们一起打乒乓球,一起演出节目,关系还可以。她常来找我,聊天玩耍。但是到了反右开始,我给她捎了个条子,说:“咱们赶紧停止,你不敢再找我了。”我害怕把她牵连上,人家年轻着哩。

依:唐淑娟当时多大?

蒲:高三,也就是个十八岁。小姑娘,很单纯。

依:她愿意不愿意和你分手?

蒲:我当时估计那个形式,开开批判会,批判几天,过了就啥事都没有了。想不到有这么严重的后果,自己都不知道。批判我的那时候,国庆节我有事,骑着自行车到了东桥头,一路上没有人理睬我,都躲避着。我就遇到唐淑娟,她站在树下面。我低头走过,她喊着叫我:“一叶,一叶。”我没有啃声,就加快蹬着车子跑了。就再没有见过面,那是最后一次见面。

她以后考上大学了,民族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了乌鲁木齐,就再没有联系过,因为身份、地位都很悬殊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成了赖蛤蟆了,没有希望了。

依:她的母亲有没有反对你们的交往?

蒲:她妈开始很支持,看我性格好,在市委工作也挺好的,就对我说:“我的丫头还小,还念书着哩,咋成天钻在一起?”哈,哈哈。从那以后就再没有见过面。

依:是你的初恋吗?

蒲:算是吧,我到团市委去了以后,搞活动很积极,经常组织打乒乓球、搞演出,就认识了唐淑娟。我有那个意思,就给她写了封信,写得很简单,像通讯员捎的一种,反正就是表示了那个意思。当时追求唐淑娟的人相当得多,那(求爱)信多得很,还有部校的军管,信多的顾不上看。

依:你咋把她能追成女朋友呢?

蒲:信写去了以后,我就没指望回信,反正写出去,心愿就了了。结果还收到了一封回信,信是团委的通讯员给送去的。她的回信也很简单,说我现在也是求学阶段,和任何人不交(男女)朋友。我一看一肚子气,你还这么骄傲的?就涨气了。结果过了两天晚上,我在机关住着呢,唐淑娟和一个女孩来了,这个女孩后来就是XX的老婆,陪伴着唐淑娟来了,到我的团机关来了。那是傍晚了,我就很高兴,有些喜出望外。哈,哈哈,当时她穿的那个衣裳到现在我都记得。她说要打乒乓球,我们就在会议室打了几板子。后来她说要借书哩,我是宣传部的人,书多得很。她挑了几本书,《静静的顿河》什么的,恐怕也是看不懂。又到我宿舍来,和我下棋。她还爱做诗,让我看她写的诗……那时候,两个人的确是很相投。

这个事情,你看,就是没有反右,也不会成功。因为我已经在团市委工作了,再想上大学是不可能的。我有先天性心脏病,治不好。你说,她人去上大学,天南海北的,根本就不可能,她最后不是也分到新疆去了。

依:这一段初恋,一段感情,是美好的,我们现在只是回忆一下。

蒲:是,是,初恋就被反右打掉了。我从夹边沟回来以后,找对象找了六个,都失败了。有的见面以后,看这个小伙子人还可以,还戴个眼镜,像个知识分子,我那时候就戴眼镜了。人家问我的情况,我就老实说:“我犯过错误。”人家问:“犯的啥错误?”我说:“右派。”有些人一听,就马上走了,就不看我了,就结束了。当时,工作单位的一个老同志,很热情,给我介绍他的亲戚,就是他的侄女,在食堂工作,文化水平也不高,在北道食堂工作。见面以后,这个姑娘的妈就说:“你给我的丫头介绍对象,姓啥都能行,只要不是右派。”但我就是一个右派。哈,哈哈哈,就结束了。哈哈哈。我就成了困难户了。

依:请你说一说你去夹边沟的情况。

蒲:夹边沟我是五八年的五月八号去,一共是两年零八个月。那么多人死了,我为什么没有死在夹边沟,呢?你一定想问,我给你说说。

因为当时年轻,我年轻但是体力弱,管教干部知道我有先天性心脏病,是个出不了力气的人,也就不强迫我做过累的活。再一个我个子矮小,饭量小。给上一点,就能吃的差不多了。再一个,家里我的母亲经常给我接济家里省下来的食品。这样就算把小命没有送掉,算是活着回来了。

依:妈妈给你寄什么东西?

蒲:干馍,干馍片片,有时候寄炒的熟面,炒面,有时候还寄来一斤点心。咋弄来的,我都不知道,六零年饿死人的那个年间,点心根本就买不到。最后从夹边沟农场转移到高台明水河农场,就是大量死人的时候,我妈从天水跑到高台专门去看了我一次。当时正下大雪着哩,我妈当时还不到四十岁,提着一个箱子,装满了食品去看我。下了火车,都不知道是咋样走来的。我见我妈的时候,我妈都成了雪人了,满身满头都是雪,眉毛上眼睫毛上都是雪。就冻成那个样子。我妈就怕我给饿死了,那是最关键的时候,死活就是看有没有那一口。那一箱子东西吃到中央工作组来,把我转移到新华农场,生活就开始改善了。

依:你有东西送来,有没有人偷你的东西吃?

蒲:哎呀!偷的厉害,我的东西他偷不走。

依:你咋保存呢?

蒲:我妈给我提来的羊皮箱子,我睡觉的时候就枕着,当我的枕头,硬是硬点,但让我能放心。

依:那你睡着了呢?

蒲:睡着是睡着,你开我的箱子我可知道,再说我的箱子还锁着呢,一下两下也开不了。

依:那你给不给别的人吃?

蒲:给哩,如果我不给别人给,人家有了吃的东西也不给我吃了。我隔壁住着个小上海,他家里寄来的有桂元,还不是桂元肉,是桂元做的丸药,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他要用这个丸药换我的馍,因为那个丸药吃上不解那个饿。我想了想,说可以。他就给我了几个桂元丸子,我就给了他半个馍,做成了这笔生意。我吃上那个桂元丸子,力量相当大,头也不昏了,身上也有力气了,人也能坐起来了。

我铺位隔壁是金塔县检查院的院长,家里人来看他带来一瓶子猪油,他说:“你口张开!”我问:“让我张口干什么?”他说:“你就张开!”我的眼睛饿得迷迷糊糊的,嘴巴张开,一勺子猪油就喂到我的嘴里了,那个好吃,好香,就没法说了。

我就欠了人家的了,我妈来了以后,就把我的东西给他了一点。这就是小上海,和这个院长,睡在我的一个左边,一个右边,算是我的“隔壁邻居”。

依:那你上工的时候,吃的东西咋办呢?不怕偷吗?

蒲:那时候住在地窝子里面,人都动弹不了了,大小便都在铺上了,已经不上工了,都成天躺着,不像个人了。

以前上工的时候,家里寄来东西,都在被子下面压着,晚上睡在上面就保险了。五个人一间小房子,出来上工就把门给锁了,人出工就走光了,屋里没有什么人,也就没有什么人偷。那个李景沆(天水第一中学老师,基督徒,被打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写有《蒙恩历程》,现年九十岁。),就是你见过的,我就说李老师怎么拿着个铁锨,当成扁担,背着个木头箱子,背个箱子干什么?走到哪里背到哪里干什么?他是个木匠,自己做下的箱子。我一问,他才说被贼偷过。什么原因呢?他是在木工组,门是敞开的,他干活的时候顾不上看,就被偷得干干净净。

依:把他全部吃的都偷走了?

蒲:全部,全部都偷走了,吃的东西都被偷了。他大哭起来,像死了娘一样。我就问:“啥事情?”他说东西被偷光了,饿得睡不着。他知道是木工组的人偷的,又没有抓住人,又没有证据,也没有办法。李老师去了以后,表现还很天真,晚上饿得睡不着了,就去办公室找那个赵干事,在门口喊:“报告。”赵干事问:“三更半夜的,啥事?”李老师说:“我饿得睡不着。”赵干事说:“去,叫厨房给你加半个馍!”结果李老师吃上了半个加的馍,糟糕了,消息传开了,第二天,赵干事睡觉的窗子前面,人就围的满满的,像等待人给丢食的鱼。都要半个馍哩,就不给了。

依:你说说你认识的人的死亡。

蒲:我旁边的“小上海”死了。叫我看,他死前从早到晚都是喊:“妈妈____!妈妈____!妈妈___呀!”哭着叫他妈妈,小上海年纪和我差不多,也就是二十岁。我就说:“你忍一忍,你妈在上海呢,听不见你叫,你叫啥呢?”他还是哭,还是叫,声音小了,哭得难过得很。那天晚上,睡觉之前,他很安静,睡觉前就说:“蒲哥,就睡觉了,也许,我做梦能看见我妈妈…….”第二天,上午了“小上海”还是不出声,我一摇,没反应,人的头朝里面的墙,脚在过道里,人在半夜就死了。就来了两个人,被子一卷,脚抓住,就给拖出去了。我这一边就空下了,“小上海”已经死了,我就能睡得宽展些了。

金塔县检查院的院长好着哩,还活着哩,可能现在还在哩。刚开始地窝子里面住了有四十多个人,挤得密密麻麻的,正像是蜂窝。过了几天,剩下不到十个人了。

依:那三十多个人就是死了?

蒲:都死光了。

依:这个“小上海”叫什么名字?

蒲:我不太晓得,知道他姓何,我叫他小何。

依:他是从哪里去的?还有那些人是在你身边死亡的?

蒲:有一个教授,姓裴,名字说不上。是兰州来的,晚上睡下以后,睡不着,又饿,心情又不好,就要找人说话。他就喊:“小蒲,你刚念报纸,好几个字念错了。”我就不信,我说:“不会吧,报纸上那么几个字,我还能念错。”“你认真听,我给你说。”他一一说来,果不其然,我是把几个字给念错了。我就有兴趣了,就想天黑了,利用这个时间学些东西。这个裴教授对古今中外的历史清楚得很,讲得有理有据。什么《说文解字》,一个字有几个读法,在什么地方怎么用,讲得很好,都是我不知道的内容。以后,就饿死了,当时年纪有个五十岁了。就在那么个条件下,他个人的卫生还是搞得相当好,干干净净。别看是教授,针线还做得好,缝缝补补的。一天到晚抽着个旱烟锅子,这是一个我记得饿死的。

还有一个是,你看,还有一个饿死的王。你想想,一天不到三两面,三两面熬的糊糊,早晨喝上些,晚上喝一点,加上天气寒冷,零下二十几度的戈壁滩,没有炉子没有炕。还有关键是人绝望了,啥时候能回去?已经绝望了,能不能回去?就是解除劳动教养,把我留在这里怎么办?这么艰苦的地方,风沙这么大?不见人不见鬼的地方,老婆孩子怎么办?每个人都是顾虑重重。

我的顾虑不太大,我的父亲在铁路上工作,我的妈妈在街道上工作,没结婚,没有后顾之忧。这一个老王,家里一个老婆,五个娃娃当时就没有饭吃。

依:有没有给你一点工资,或者生活费?

蒲:按国务院规定,给右派一个月十八元钱,给到夹边沟的人一个人一月十八块钱。

依:给你家有没有钱?

蒲:那不管。这十八块钱,除了伙食、除了发的衣裳,篮颜色的棉袄,褂褂子,大概一个人还能剩下几块钱,就发给个人。有六块的、四块的、三块的,三个等级。当时还有个小商店,能卖点水果糖、辣椒面、酱油膏这些东西。最后就啥都没有了,只能买个墨水,还有煤油灯里的煤油、灯捻子。就是这三、四块钱,有些人还要攒下给家里寄去,给老婆孩子,养家糊口哩。

这一个王老师,叫王景全,是三中的老师。他的女人带着三个儿子,两个女子,一共五个孩子,就没有办法过,就挑些野菜吃野菜,卖野菜,给人家洗衣裳,右派家属去找工作根本就没有人要。一家老小娃娃这么大,差点就都饿死了,就在那个情况下,供应一点油一点面,还炸点油饼子,蒸点馍,给丈夫寄去。这个女人不简单,现在还在哩,去年还来看过我。

这个反右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他解放前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在甘肃省法院当过审判员。鸣放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想说话,因为他的历史不太清楚,但是不说话又不行。他被领导警告了,不说话就不行。他就说了一句:“建议把我们的法制健全一点。”这一句话就不得了,人家将无产阶级专政哩,你讲法制哩。

依:他这样说,人家理解就是法制不健全嘛。

蒲:对,对,哈哈,人家就是这样分析的。你说健全,不健全才要健全嘛。就把他给送到夹边沟“健全法制”去了。

依:他当时多大?

蒲:也就是四十六、七岁,我还有王老师给他家写的信的原件,我有,拿来给你看看。(蒲先生去找信)你看,他写信在开头,还是说我们的形势大好,三面红旗迎风飘怎么样,锣鼓喧天,向党报喜,我改造成功了怎么样。最后说我想吃什么东西,请寄一点来,还不敢说挨饿。都是不允许对外说吃不饱肚子,信都是让干部查看了才能寄出去。

依:夹边沟还锣鼓喧天红旗飘?我看看这个信。

夹边沟右派王景泉给妻子曹友蹯的明信片全文抄录:(也许王景泉想家信总之是要让管教干部审查后,才能寄去,不如写封明信片,随意让人检查吧,只要能寄出去。)

友蹯::

祝你们新年快乐!

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我以病躯还在鼓足干劲,来了一个开门红。在元月一日、二日两天里,参加积肥七十万斤的劳动,提前完成,向领导报喜。敲锣打鼓放鞭炮,我们的60年是多么令人幸奋呀!不知你们那里怎么样?去年十二月的信收到了没有?我很久没有收到你们的信,很是想念。现在新年过了,春节要到了,除预祝你们春节愉快!祝你和孩子们的工作情况,学习情况、健康情况。盼望你来信告诉我一下。

我现在脸肿、脚肿,时愈时犯,成为身体虚弱,一点不能抵抗这里经常的寒风。希望在你的经济条件许可下,给我做一件皮背心,更需要油脂类的食品补养。你们在春节所买到的猪油,或者炸下的油果子给我寄写来更好。葡萄糖、维他命太贵不必寄了。

写次顺祝,你同孩子们健康,并顺便问营民、燕民孩子们两位舅舅安好。

泉书于病休中

60,1,18。

依:这位王景泉老师活下来了吗?

蒲:没有,饿死在夹边沟了。她的老婆去找坟墓,那么多,根本就找不到。回来后,她不甘心,又给夹边沟农场场部写信,想把王景泉的坟迁移回来。厂场部还算是给她回了信了,让她自己去找。这是她保存了五十多年的回信。你看,这是原件。

葛友蹯同志:

你夫王景泉的墓址,经查夹边沟农场场部西至沙口上,从墓面看,墓碑编号为25号墓。墓上我们原有砖碑标记,坟里并埋有用石头漆出的名字。但目前由于夹边沟农场已经撤销,时间也很长了,墓碑是不有的可能被风化不清。我们的意见是,时间长久,路途遥远,不迁是否可行。如果你万一要迁,那也是可以的。墓的详细地址是到夹边沟农场后,向新天路去的大路左拐,不远即到。

此致敬礼!

甘肃省地方下河清农场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蒲一叶注释:夹边沟农场撤销后,其档案资料移交给下河清农场)

依:在夹边沟的时候,饿的时候,你有没有找什么东西吃?

蒲:肚子饿的时候,我不找东西吃。因为我饭量小,基本能吃饱。再一个我有个毛病,不喜欢弄野菜吃。有些人找些野菜,用一个缸子,拿到灶房的炉口,大概一煮就吃掉了。

我不是饿得特别的厉害,你看,饿得过度了就不饿了。你们想像不到,我饿的头昏,走不成路。

我比较瘦小,饭量也小,活动量也小,一直都能维持。到最后快不行了,家里我妈妈带来一箱子东西,救了我的命了。有些彪形大汉,简直饿疯了,抓住啥都吃。

依:有没有人抢你的东西吃?

蒲:没有,没有,你看,都是些干部、知识分子,都爱面子。偷吃是普遍的,只要你能偷到就吃上。所以五个人的房子那个锁子就要紧得很,地窝子就没有锁子,挖个窑洞的洞口,挂着个毯子,毯子一揭就进去了。人睡得东倒西歪的,人就都睡着哩,坐都坐不起来了。那个时候死的人,一天恐怕几十、上百的死哩。

依:死人最多是什么时候?

蒲:六零年的十二月份。就在那时候,中央抢救人命的来了,我也就得救了。

我和李(景沆)老师的观点不太一样。第一,夹边沟并不可怕。

依:不可怕?!

蒲:并不可怕,管教干部不都是那么可怕,管教我的那个对我挺好的。李老师对管教他的干部是深恶痛绝,各有各的角度。还有刘厂长,是个工农干部,是刘志丹下面的一个大队长。那个人没文化,但人挺好的,讲话也很实事求是。如果谁把人捆上一绳子,刘厂长也不会说他的好话。现在,我前前后后回想起来,就像看了一部小说一样,有情节有故事。

依:你自己眼睛看见的死亡有多少?

蒲:就是我住的地窝子的人,我看见了。住的远的,名字叫不上来。为啥原因,到了高台明水河以后,住的人给打乱了,不是原来那个样子,好多人都不认识。

电影《夹边沟》那个严重失真了,王兵,也来采访过我,太年轻。你想地窝子就那么个窄窄的过道,在电影上那么宽哩,还摆着桌子,哪来的桌子?还有碗和筷子,哪来的碗和筷子?根本就不存在。还摆着个暖壶,哪里来的暖壶?我看着可笑得很。

依:就是说没有暖壶?

蒲:根本没有,吃饭不用碗,也不用筷子。

依:不用碗、筷子,拿什么吃?

蒲:用个盆子,一人给舀上一勺子,当时一口气就喝光了,就倒下去了。早晨喝稀,晚上喝稀,昏昏沉沉睡着哩。这是一个。

我觉得活到现在,从反右到现在,想起来很可笑。你想把我整死还没有整死,有些人还健在。整了我们的市委书记、组织部长这些人死的一干二净。张建组是个局长,对我说:“老蒲,你咋怪那些人呢?”我说:“不怪那些人怪谁?”那时候那些人还活着,他说:“关键都受毛的害了。”哈,哈哈哈。我说:“你现在不当领导了,说话还胆子大起来了。”

当时感觉紧张得很,好像已经走投无路了,时时刻刻就会死了。现在想想,再艰难困苦都走过来了。

依: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夹边沟死这么多人都是你眼见的。我问你的时候,你说夹边沟并不可怕,我就不好理解。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蒲:我始终觉得像看一本小说,我原来爱看小说,我就是一个旁观者。有的人快死了,就叫;“来人呀……来人呀。”和死人睡在一起我都不害怕,就那个事情。

依:你看到你旁边的人死了,有没有很悲伤?哭泣?

蒲:也麻木了,前一天还说话着哩,第二天人已经硬帮帮的了。半夜里是死人的高峰,半夜,死的最多,最厉害的时候,人心脏跳动的慢了,就不行了。我正睡着哩,听人叫我哩,眼睛睁开看,头顶上举着一个马灯,就是那个赵干事,他说:“口张开!”我就口张开,他就给我罐了一勺子红糖水,这是抢救人命的措施。有一天,我头疼的厉害,半夜哭着哩,赵干事提着个长手电,看看我的眼仁,都散光了,就套上马车,连夜送到场部,住了两天医院,是重感冒,算是把我给救了。所以,现在有的人骂赵干事,也要实事求是。到他的角度,谁都要管哩,那是人家的工作。

那些干部,坏人是有哩,有那么几个。一般的还可以。

依:你所说的坏人是坏到什么程度?

蒲:捆人、吊打、扣饭、偷人家死人的手表,右派里面有些是华侨,有的戴着名表,有的还有美金,人死了,都被他们拿去了。还有一个干部,胳膊上戴着好几个表,死人的遗产都成他们自己的了,不给死人家属。

我们市还有一个夹边沟回来的右派,今年九十七岁了,已经谈不成话了。叫个张开丽,他的女人是个很有名的儿科专家,我最近去看了一下,根本没办法交谈,一天到晚都在笑嘻嘻地,脑筋已经老年痴呆了。

依:把你的右派帽子摘掉以后,有没有正式的文件,什么补偿?

蒲:回来以后,我算是比较幸运,民政局的局长熊思茂,那个人心思很好,临时把我安排到收容站上,就是外流人员检查收容站。我们是半路上截人,截往陕西跑的人,不让出去。为啥收容人?是人跑光了,地怎么办?谁种哩?今年不种明年吃啥哩?我干这个工作最大的好处,能吃饱。要多少粮食就给多少,比如晚上收容了五十个人,第二天早晨跑了四十个人,下午劳动的时候就剩下三个人了。所以粮食也没有办法控制,就把我们三四个工作人员给吃美了。吃的当时的照片脸肿得(胖的)这么圆的。

依:都是收容的什么人?

蒲:都是咱甘肃往你们陕西跑的人,到火车站、到窑洞里头、到街上、还有旅馆,就这四个地方收人。弄上七、八个人给我们帮忙,都是外流人员,出生好、成分好,身强力壮的,听话的。把那些逃民收来以后,往原籍送。我的身份是干部,收容站的站长是个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老干部,另外还有一个武警干部。我负责登记、审查,当保管员。下面这几个人还愿意给我们干活,因为能吃饱肚子了。天黑了就带人出去收人,来了以后登记,买票,然后强制送回家去。他们都不愿意回去,送到半路就跑掉了。

我们负责把人送到北道,北道有转移站,送到各县各乡。

依:一天能收容多少人?

蒲:也就是六、七十个人。干那个人要勤快一点,六点,天黑了,要去查旅店,有些是在旅店住着哩。候车室过夜的,十二点以后去找。这些都不是坏人,都是被生活所迫的农民,有些是出来做生意的。其中百分之一、二的流窜犯。这些人很危险,抢劫、偷盗,什么事情都干。所以给那些去收容的人都配备着手枪和长枪。这些人混杂在农民自流里面是很危险的,结果审查核对,把这部分人就交给公安方面了。一般农民给买上票,给上三天的干粮就送回去了。

依:我个人对甘肃人当时的逃荒、收容、遣送很有兴趣,你多讲一讲。

蒲:那时候,去了陕西的妇女很多,如果你去陕西把人往回领,常常能把你打死。人家的老婆,养活了几年了,你去领当然不行。

我很侥幸,把一个人给领来了。哈哈,哈,我记得是陕西省的兴平县锣鼓村。

依:你和谁去领的?

蒲:我作为民政局的干部去的。人家的丈夫是个当兵的,在新疆当兵。我和这个队长,队长以介绍对象的名义把这个妇女卖到陕西的,我们把队长抓住教训:“你把人看着领回来,不然就给你判刑哩。”因为这是军婚,现役军人,民政局很重视。这个队长很年轻,也就是二十四、五岁。

“这咋弄哩?”我就发愁,我去了全庄子人反对,铁锨镢头提起来能把你打个半死。我们非常侥幸的原因是啥?我们三个人在兴平县锣鼓村一下车,看见四、五个妇女,头上顶着花手巾,陕西妇女不是喜欢把手绢顶在头上,叫帕帕头上戴。我们刚下车哩,这个队长眼睛尖,一下子上去一把抱着,抱着就喊:“秀美,秀美,你认得我吗?”秀美心软,犹豫了一下,就开走了。我对队长说:“这怎么办?咱们回去吗?”队长着急着立功赎罪,就追上对秀美说:“咱们回去,现在甘肃不挨饿了”。秀美说:“我不回,现在我在陕西攒下一点粮票、一点棉花,我还要和人家告个别哩,不能不说一句就走嘛。我这样走,对不起人家。良心上过不去呀。“我觉得这个秀美是个好人,回去了出不来怎么办?她说:“你放心。”结果去还顺利,把她的衣裳东西都收拾好,那个男人也干脆,他就说:“你们当干部的也来了,他男人在新疆当兵也不容易,那就跟上你们回去。”他可能也害怕,这个是军婚,弄不好会判刑。就放回来了。我对队长说:“你给弄点吃的。”就给我们弄了点苞谷干饭,我说:“这饭咋吃下去呢?”结果就在房背后拔了一个萝卜,把泥土搓了一些,我们就下着吃了。总之人领回来了,任务完成了。结果那个庄里的人还很厚道,对秀美说:“你去了,就好好的过日子去。”把秀美安慰了一下。如果遇上凶一点的,根本人就带不走。

依:人家有没有生娃娃?

蒲:没有娃娃。

依:那个秀美有没有哭?丈夫有没有哭?

蒲:没有,没有。秀美还很高兴。那个男人最后没有见面,我们在村里队长家等着,秀美来了,那个男人好坏给了些棉花,说你们甘肃现在还是困难,拿回去用去。人家人还好,有的人去陕西领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回来了,还有被打死的。根本领不回来人。这是六二年,甘肃情况稍微好些了。

依:你再去陕西领过人没有?

蒲:我去了一次,再不去了。我那时候年纪不大,弄不好被打残了。你饿的时候往陕西跑,肚子吃饱了,来领人来了,把你不打死去?全村子人来打人哩。

陕西的省委书记张德生和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吵架哩,张仲良是陕西人,张德生就骂:“你看你弄得那个烂烂摊子,我把你多少下来的女人都给你养活下来了。你还不领我的情?不然我给你全部断了,你的罪就更大了。”张仲良在甘肃犯下的罪大得很,夹边沟的右派就是他的“功劳”,他到哪儿都跑不了。

我干了几年,我又到统战部,统战部的严部长,找我谈话,我说:“啥事情。”人家说:“研究给你抹帽子哩。”我说:“这好。”帽子就给摘了,就正式定工资了。以前是每一个月有三十块生活费,定了以后是一个月四十九块,干部行政二十四级,从那以后就没有什么负担了,就一直工作到七九年元月,右派分子就做了个错案,就改正了。改正以后,我恢复了政治名誉,我的党籍问题一直没有回复,啥原因?我的挡案找不见了。

依:你们的“黄蜂集团”有没有一个纠正?

蒲:“黄蜂集团”作为一个冤案,彻底推倒。他们说:“这个档案里没有谁把你们划成反党集团,那是报纸上给宣传的。”这就是推卸责任哩。

我在收容站干完,到文教局,又到卫生局,以后到文化大革命,我没有什么灾难了。有两派,我那一派都没有参加,啥原因?人家都嫌弃我,所以我还占了便宜。以后就到干校三年劳动,干校出来又到一个公社,以后就到工商局……。退休就到现在,我想了想,我这个右派当的不亏,我当时的确是提了意见的。

我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写成了这本《流放夹边沟》,还没有机会出版,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没有人敢给出。

依:这都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你都保存好,会出版的。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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