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6月18日讯】四川省四监狱九中队第三分队，是清一色的死缓，平均年龄不足三十岁，最小的熊光禄才十七岁。他们所犯罪行多是抢劫杀人或谋财害命，只有值星员（即组长）袁崇贵是公社书记，是药死妻子的凶犯。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出身贫贱，没有什么文化水平，大字认不得一升，有的还是文盲。案件数额极小，多为一口粮食和几斤粮票，如用价值计算不足人民币十元。且犯罪手段直接，无任何作案技巧，原始得不能再原始。我认为此种犯罪应为国家政策所致，是执政者不让老百姓活下去的结果，他们为生存不得已而为之。毫不过分地说，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与“大炼钢铁”的结果，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更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不幸，留下这个“不幸”以警示后人。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黑点，一个火星可以毁去一片森林的苍绿。这些人物的命运，就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农村现状的一部压缩版。
熊光禄，一个典型的农村孩子，憨厚老实，天真无邪，从不知道大山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平生只坐过一次汽车，就是从看守所送来省四监狱。他有一张稚嫩的娃娃脸，一双惊恐不定的大眼睛，圆圆高翘的大鼻子下紧紧地压着两片厚厚的嘴唇。他不善言词，一说话就发急，一发急鼻尖上就冒汗。
我喜欢和他聊天。一次他问我：“听说你当个记者，见过海吗？那海到底有多大多深？它的那半边是不是美国？我会水，打个‘迷头’（四川话潜水的意思）就能钻过去吗？”
我回答不出，只好一笑。
当时正是中苏交恶时期，中共喉舌《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九篇批评苏共中央的文章，史称“九评”。批修防修是全党全国大事，领导干部学，机关人员学，工人、农民学，各行各业学，关押在监狱的犯人也要学，不然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犯人怎么办？因为学习要联系实际，所谓“上联下批”，难免常常闹出笑话。
一天晚上熊光禄发言说：赫光头的“三祸（和）一少”真它妈个舅子坏，害得我们农民穿不暖吃不饱，才使我去偷苞谷杀人……我以为他发言走了题，停笔问道：他的“三和一少”，怎么与你偷苞谷杀人有关？他正儿八经道：当然有关啦！苏联是老哥，带头搞“三祸”，我们中国老百姓怎么受得了？他一祸公社化，二祸大跃进，三祸大炼钢铁，所以我们才缺吃少穿。
我心里特满意他的发言，认为他说到了点子上，但我是学习记录，必须纠正他的“错误”说法。便道：不是“三祸一少”，是“三和一少”。“三和”是指“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一少”，是少支援亚非拉的革命人民。
其它在座的同声哦了一声，不停地夸我理论水平高，解释得清楚透彻。我有什么水平，只能照本宣科敢言其它吗？学习是个套，狱吏就用这个套在死井里抓活鱼。凡被抓上的不是挨斗争便是加刑，不然何以叫“改造思想”？作为“学习记录”的我，最大的本事就是帮他们掩盖。
每学习完一“评”就要进行一次小结，各人都得写出心得体会呈交给狱吏。熊光禄写不出找我帮忙，自然责无旁贷。记者出身的我喜欢探索，喜欢用手中的笔去解剖人和事。经过几次长谈，发现他的杀人犯罪实属毛泽东“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歪理邪说所致，近似一个洁白纯真的心灵为毒品海洛英污染，是“阶级斗争”异化的产物。
他是宜宾古宋人，那是个山区里的山区，不通公路与世隔绝，是陶渊明先生笔下的桃花园。千百年来邻里和睦亲善，无争无斗，没有仇敌，没有冤家，和和融融，相安得像一家人。
他祖祖辈辈世代农耕，大小九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解放后”老毛为坐稳天下，总是不断开展各种政治运动，什么“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尔后又是什么“互助合作”、“统购统销”，再后是“农业集体化”和“公社化”运动。每搞一次运动就给农民脖子上系条绞索。到了1958年后，不知农民脖子上系了多少条绞索。每一条绞索都是条吸血的毒蛇，捆紧农民手足，勒紧农民裤带，让你死不死活不活，只能乖乖听命。
按照毛的说法，农业合作化的目的是要把千千万万的农户“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集体富裕的道路”，不然中国就会重新回到“人剥削人、人吃人的万恶的封建社会”。这条道路就是要消灭以私有财产为中心的私有制，为此农民不得拥有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生产工具。他家是是自耕农，“土改”时是“团结”对象（土改政策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消灭地主），现在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对象”，得交出土地，交出农具和耕牛。他爷爷是当家人，不愿把土地和农具交出来，坚持单干。
“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然逃不了批判斗争。爷爷性硬，视土地如命，无论怎样也不把祖上传下的五亩土地的契约交给公社。不交就天天斗月月斗，斗得来他爷爷痛心疾首，大哭几场，一身是病。父亲是明白人，知道汗毛扭不过大腿，不入也得入，最后只好入社。在全乡、全县、全省热烈庆祝“人民公社取得伟大胜利”的那天，爷爷一命呜呼了。死时手里还死死攥着那份祖上留下盖有国民政府大印的契约。
他当时年纪尚小，不足十二岁，自不知人世间的欢喜忧愁。印象最深的是一日三餐白米干饭变成了公社食堂的大锅清水汤，穿在身上的衣服纵是千疤万补也换不上新的。家家一样，户户如此，缺吃少穿成了农村治不好的痼疾。
父亲常向他说：儿哩，这年头要想吃饱穿暖，思想得进步提高，赶快入团入党当个干部，纵去不了县里乡里，在村里也不吃亏啊！
父亲说的是大实话，在一切财产归公的年代，共产党肥得流油，只有紧跟才能沾点光。在父亲的鼓厉鞭策的怂恿下，他也学会了跟风，成天追着干部屁股转，很快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还当上公社基干民兵。别小觑这个职务，也有便宜可拣。
饥荒年间的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农村遍地是小偷，处处是盗贼。偷，地里蔬菜、红苕、苞谷；盗，放在仓库里的稻种、谷种，以及那些能进嘴的东西。这些小偷小盗，不是外来的贼，全是社里的社员。
“家贼难防”，很难对付。为了保护集体财产，公社将基干民兵分两人编成一组，搭棚守护日夜巡逻。团支部书记胡海寿和他一个组，看管的是母猪岩那一大片苞谷林。苞谷挂上红须须，在硕大碧绿的叶子上摇摇摆摆煞是诱人，饿极的肚子恨不得吞下几包。
大队给守夜民兵每晚发四两重一个火烧麦粑，可吃长饭的后生怎么也塞不满肠子，扛着步枪转几圈肚子里就没东西了，下半夜饿得来直流清口水。他是个死脑筋不开窍，再饿也不吭声。团支书胡海寿有心计脑袋活，饿了会打主意，不是煮罐菜吃便是去地里抠根红苕。他不说也不参与，尽心尽责死死地守护着那片成熟的苞谷林。
一天夜里，两人巡逻回来躺在草棚里闲聊。支书问：光禄，你饿不饿？他说：不饿。只是肚子里有点咕咕响。支书笑了说：傻瓜那就是饿，肚子在向你说，我要吃苞谷！我要吃苞谷！
他笑了笑说：哪有苞谷，未必去偷不成？支书说：我们守护苞谷林自个吃几包，怎么是偷呢？别人去扳才是偷。他不言语，心里在想支书的话：到底对不对？
隔一会儿支书又说话了：我看着棚子你去扳几包苞谷回来，用树枝一烤，吃起来挺香的。他不表态也不动窝，支书再次催他干。他想了会儿说：这不太好吧，万一队里知道了怎办？支书纵声嘿嘿一笑：谁知道？这一大片苞谷林，没说吃几包，就是几十几百包也看不出，除非自个坦白交待去。我火柴都带出来了，你去扳，我找树桠。
支书语气挺硬，近似命令，他不敢违抗，风快地飞出工棚。不一会儿扳了十几包又大又饱籽的苞谷棒子回来，麻利地剥去皮扯去须，燃上树枝哗哗剥剥烤上。
黄酥酥，真好吃，香、脆、爽！吃上一次想二次，一连吃好几次，自然留下痕迹。一天大队长到各处苞谷林察看，在他们看守地段发现了几个啃过的烧烤棒子，于是不提名地进行了批评：这是谁干的？要坦白交待啊！
待大队长走后团支书把嘴一撇说：坦白交待休想！光禄，你得扛住。他是老实人不露一点口风，可团支书是精灵鬼，做贼心虚来了个恶人先告状，主动向组织做了坦白交待，还检举了熊光禄怎样唆使他干这种“损害集体利益”的“盗窃行为”。不几天公社武装部长找熊光禄谈话，提出严厉批评，勒令他写检查交待。他不服申辩，说是团支书胡海寿叫他做的。武装部长冷冷一笑说：你狡辩什么？既是胡海寿叫你干的，你为什么不向组织揭发？现在别人检举了你，你不但不认识错误，反猪八戒吃西瓜-——倒打别人一钉耙。凭这恶劣态度就该处分你！
他不再申辩，一肚子是恨是怨，不知怎么发泄。晚上两人又在一起值夜，胡海寿心怯不敢看他的眼晴。他粗粗地出着气，像个快爆炸的油桶。那夜特闷，天边沉雷滚滚，草棚热得发慌，相互没有一句话。不久两人睡下，被子里响起团支书的呼噜声。这呼噜烦得熊光禄睡不着，眼睁睁地看着头上那盏摇曳不定的煤油灯。天边那滚滚沉雷变成了武装部长对他严厉的批评声音：你狡辩什么？既是胡海寿叫你干的，你为什么不向组织揭发？现在别人检举了你，你不但不认识错误，反猪八戒吃西瓜-——倒打别人一钉耙。凭这恶劣态度就该处分……
愈想愈气，愈气愈烦，愈烦就愈想报复泄愤。他想着想着，轻轻地爬下床，摸起放在门边那把挖山地的大铁锄。说时迟来时快，对准熟睡中胡海寿的脑袋用力砸下去。只听得噗哧一声，肉长的脑袋怎经得住铁锄的敲打，像个西瓜开了花。一床红红的血水，一地白白的脑花，胡海寿没叫一声就死了。他怔怔地看着，手软腿无力，不知怎么是好。知道自已杀了人，可没有跑的打算。
“好汉做事好汉当”。
他拖着软软的双腿，来到大队长住的房子，在门前高声叫喊：温大队长！温大队长！……
大队长开门见是他，揉着惺惺睡眼问：光禄，这夜半三更叫什么？他道：大队长，我杀人了。大队长不相信地说：你发什么梦颠？回去睡觉。他不走，真诚地重复道：大队长，我真的杀人了，我把胡海寿打死了。
什么？大队长惊了，打开电筒光一照，见他一身是血，不敢怠慢立马赶到草棚。一瞧，满屋冲鼻的血腥味，满床血水脑花，一股难闻的气味直冲鼻孔，胡海寿一动不动躺在床上。
天呀！光禄……大队长急得大叫。很快，大队和公社干部闻迅赶来，有什么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立即用绳索将熊光禄牢牢捆上，赶夜派民兵送到县上公安局。
他什么也不推卸，一五一十说得明明白白，急得他父母呼天抢地双脚跳：这娃儿遭鬼迷了，怎么会去杀人呀！定有说不清的冤情哟！
什么冤情？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人一口承认，很快逮捕、审讯、判决，不到两月，县人民法院以“报复杀人罪”，判处熊光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后戴上脚镣手铐打入死牢，待高院核准后执行。十天后高院批复书下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x条x款之规定：熊光禄不足17岁，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听完这个故事，我心里真不好受，就为几个苞谷棒子险些丢掉两个年轻人的生命。那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样的事何止上千上万！
发生在四川渠县，一时轰动全国的“少年英雄刘文学”的事情，不就是这样吗？它还不是十几包苞谷，只是几根红辣椒。在本人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1960年我在“415”筑路支队劳教，一贴心哥们几次伙同我偷吃厨房饭菜，突然一天他经过“政策感召”，一下“大彻大悟”，向狱吏检举告发我，害得我吃了一索子。他“立功”我受罪，气得我五窍来血七窍生烟，恨不得杀了他狗日的。所幸我有理智，不敢盲动，知道杀人不但犯罪还要偿命，只将他吃饭的碗筷扔在老乡家猪圏粪池里。
报复之心人人有，只是“人与人不同，花有几样红”，看你怎样去对待处理。但是在那缺吃少穿，生命濒临死亡的年头，中共仍把人的求生本能视为“阶级斗争”，归纳演绎为“敌我矛盾”。“敌我矛盾”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于是先下手者是“追求进步”、“靠拢组织”的“革命行为”，被告发者自然是“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为此，自无“宽容、宽厚、宽恕”，只有红刀子进白刀子出的杀戳，才有两个青年互为仇敌的悲剧！
胡海寿死得冤，熊光禄判得冤，究其原因都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误导国人，制造仇恨。遗憾的是这个祸国殃民的“思想”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清算。执政的中共仍视它为“国宝”，还呼之为“万岁”。要真它妈的“万岁”了，中华民族就彻底完蛋绝子绝孙了。
死亡于人都很恐怖，世界上又有谁个不恐怖死亡？那“戴镣大街行，告别众乡亲，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毕竟是电影镜头，作家笔下的豪言壮语。我经历过死亡，陪伴过死亡，恐怖过死亡。试问一个大脑健全，活鲜鲜的生命，当明知自已要被杀掉，在死前那一分一秒是什么心情呢？蝼蚁尚且贪生，哪有不怕死的人？我抱头沉思会儿，一下来了探索的劲头，问他：当你被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有什么想法？
想法？什么想法？他反问我：死就死呗！当法官宣布完叫我签字，我血冲脑门，抓起笔就签，二十年后又是个小伙子。可回到牢房懵了，好像三魂七魄出了窍，什么都不知道了，昏昏沉沉地睡了几觉，到第三天才清醒过来，慢慢地又过两三天才明白，我是要死的人了……
我道：你害怕么？感到恐怖么？
他眨着一双幼稚无邪的大眼睛，久久地看着我说：害怕个么？恐怖个么？第一颗子弹穿过去痛一下，后面倒一箱子弹在身上，不就多几个洞洞。
他说得轻轻松松，一点不紧张。说到这里语调一转道：反正要死的人也不算时间了，听说枪毙那天官家要偿酒饭，我就盼呀盼呀，好想饱饱地吃一顿。嗨！没想到改判了……
他笑了，笑得天真灿然。
你现在悔不？我问。
悔什么？他干了坏事，还去检举揭发我，这样的人不除，还得害人。他说得认真，一句一字，眼睛仍含仇恨。
我“哦”一声，哑了，久久地望着高墙外的蓝天。
蓝天有鹰在翔，有鸟在飞，活着于人何其重要？但争斗的仇恨正在扑杀着善良的人们宝贵的生命。人啊，彼此得宽恕、宽容、宽厚，不要再被邪说欺骗……
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专制、专横的残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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