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井然专栏】话说“罪己诏”(图)

2014-06-26 00:18 作者: 道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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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神传文化,认为“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象的变化对应着人世的兴衰,从而促使君王能敬天知命,造福百姓。

天灾源于人祸。古代有德行的君主,都视其为上天对自己的警诫,于是或反躬内省以明其志;或从善纳谏修正己过;或先示罪己诏、再施以仁政,均以天灾自省,以百姓安居乐业为善果。

“罪己诏”的起源,古人认为是自“禹、汤罪己”开始的。据古籍记载,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无意中看见了犯罪的人,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帝王,于是自省自责,主动承担失查的责任。

商灭夏后,汤也发布《汤诰》与天下,检讨他自己的过错,《汤诰》中云:“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禹、汤罪己”遂成为后世皇帝效法的“罪己诏”。

罪己诏

《轮台罪己诏》是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汉武帝刘彻所下的一道自我反省罪过的诏书,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内容丰富、保存完整的皇帝正式自我批评的文件。

汉武帝即位早期,励精图治,雄才大略,但晚年时开始穷兵黩武,又好神仙方士,大造宫室,挥霍无度,致使民力枯竭,寇盗并起,天下板荡。另外,巫蛊狱兴,卫皇后和太子刘据俱死于此,株连甚广。不久,汉武帝即察知太子无辜,乃建“思子宫”,以实际行动自责悔过,第二年,即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当群臣之面自责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 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还追悔曾屡受方士欺骗往事,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随后,他又驳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轮台(即新疆轮台)的奏请,决定“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此“诏”就是历史上所说的《轮台罪己诏》。

至此,汉朝的统治方针发生转变,回到了与民休息、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从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样迅速败亡的结局。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语,汉武帝“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唐罪己诏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京师长安及附近的地方大旱,蝗虫成灾,吞噬百姓的庄稼,甚至在御花园中都能看到飞来的蝗虫。唐太宗说,粮食是百姓们赖以生活的根本,而你们蝗虫却把粮食吃了,这是在祸害我的百姓啊。纵然是因为百姓们有过错,上天降下你们以示惩诫,但那也是因为我这个做天子的没有尽到责任,而罪不在百姓。于是吞食掉了手中的蝗虫,下“罪己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他为了百姓有饭吃,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在他一人身上。太宗为民请命的行为感动了上天,不久以后,蝗灾果然就渐渐的消去了,也是从这一年起,太宗在位的数十年里,蝗虫不再为害。

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冬迄,翌年春持续大旱,宪宗李纯乃“罪己”求雨,甘霖沛然而降。有官员主持盛修安国寺,奏立盛德碑,为皇上歌功颂德,宪宗令毁此碑。元和七年,唐宪宗轻信了庙堂官员御史关于淮浙水旱灾的不实汇报,对地方官的真实报灾表示怀疑。此事一经宰相李绛指出,宪宗当即认错:“国以人为本,闻有灾当亟救之,岂可尚复疑之邪!朕适者不思,失言耳。”虽然说错了几句话,也要自我检讨,委实不易。

康熙罪己诏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庚申巳时,京师发生了八级强烈大地震,给京师及周围的州县带来深重劫难。“官民震伤不计其数,至有全家覆没者。” 一片房屋倾倒、民众伤亡的惨状。

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康熙要求赶快查明灾情,救济百姓。他下令户部和工部拨款震灾,由于地震房屋倾倒而无力修葺者,旗人每间给银四两,民间房屋则每间给银二两。地震中有死亡人口的家庭,不能棺殓者,每人给银二两。对于受灾地区的百姓, 减免赋税,以利赈灾,并且发放粮食,解决灾后饥荒问题。

康熙皇帝在“罪己诏”中言道:“朕御极以来,孜孜以求,期于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儆。”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灾难,康熙皇帝认为责任全在君臣上下没能尽心尽责治理好国家,所以遭到了天谴。他遣官告祭天坛,并数次率诸王、文武官员诣天坛亲行祈祷。

康熙皇帝找出官吏的六项“弊端”,认为这就是“召灾之由”,并指令九卿详议,由吏部立法严禁,务期尽除积弊。

这六项“弊政”为:一是民生困苦已极,地方官吏馅媚上官,科派百姓;二是大臣朋比徇私;三是用兵地方,诸王将军大臣多掠小民子女;四是蠲免钱粮分数及给发银米赈济,地方官吏荀且侵渔,以致百姓不沾实惠;五是大小问刑官员枉坐人罪,恐吓索诈;六是包衣下人及诸王贝勒大臣家人侵占小民生理。康熙皇帝指出:“有一于此,皆是致灾。”八月,九卿议复:领兵诸王将军借通贱为名,将良民庐舍烧毁,掳掠子女抢夺财物者,领兵将军等革职,诸王贝勒等交宗人府从重治罪。“其掳掠人口,仍给本家”。 以福建地区为例,清军在征讨“三藩”的战争中,撤军时“驱掳男妇两万余人”,福建总督姚启圣悉令赎还为民。此外,江西、浙江被赎免的俘奴都有数万人。

《左传》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在天灾人祸面前能够自责,反省忏悔自己做错了什么,从而修正自己的错误,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找到避免天灾应对人祸的方法,这充份体现了古代明君的良知,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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